（一）
1977年6月29日，太原。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太原会议前，教育部草拟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意见，业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提交会议讨论。早在1971年，由“四人帮”控制，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纪要》，认为１７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试图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新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显然阻力重重。因此，会议结束时，基本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提出：“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试招人数4000人至1万人，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至5％。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然维持了“十六字”的招生办法。关于文化考查，《意见》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提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二)
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历经“三下三上”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对这些人的遴选，有三个条件：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四人帮”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查全性等。此外，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科学院负责人李昌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也参加了座谈会。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教育部的刘道玉，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相关事宜。
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会上真是太热闹了，大家畅所欲言，把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抢话筒去说。
在最后一天，邓小平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前面几天，他基本上在听。偶尔他没有听清楚，他女儿邓楠就坐在边上帮他翻译，在他耳朵边上说几句。除了这以外他很少说话，主要是代表讲。
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他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1977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十六字方针”。虽然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据查全性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在8月6日的会上，查全性的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在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查全性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报告送出去没有？”
“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小平同志一挥手说，“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就热烈地鼓掌。刘西尧事后回忆，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在8月8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把锋芒指向“两个估计”，尖锐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１７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三）
“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是写入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所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时，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陷入胶着。
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面对一延再延的会期，面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人迟迟不对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等问题表态，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到，穆扬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他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须首先去劳动两年，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使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
六天以后，也就是9月25日，历时44天的会议宣告结束。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10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４４天。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了。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众说的，恢复高考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憾了整个中国大地。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四）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经历了十年动乱积压下来的几千万中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沸腾了，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也带动了整个拨乱反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一时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地冒了出来。
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力，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北京大学77级学生范东生事后回忆道：“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成为内蒙古师范学院77级的学生。南方某报业集团一位主要负责人记得，他们家当时的成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在为期不短的时日里，他们一直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但这个政策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兄妹三人也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并最终考取了国内的著名学府。
这就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让这些“坏份子”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反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告语天下，坚定执行原订方针政策不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
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斗争哲学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而对于众多考生来说，十年废学，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了他们之中不少人的精神深处，要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这样的考试，委实并非一桩很容易的事。十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毕竟这是十年来的中国少有的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不敢确信，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中国，他们是否还会有这样的第二次机会。他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海难的事情。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却也别无他途，只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1977年的高考开始于11月28日，结束于12月25日，历时近一个月。招生考试由各省单独命题。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各科满分100分。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也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这一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高考录取比例29：1。
1977年高考与以后的历届高考，还有不同的是一律不公布分数，招办要求考生在家等录取通知书。
1978年春天，这些“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走进了大学校园，他们发现所在班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如此大，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七七级学生的奇特现象。不少同学工作或下乡、回乡好几年了，生活的磨练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成熟和对困难的承受力。现在能重新捧起书本的时候，当然就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语音室经常是座无虚席，晚自修要找一个位子很不容易，他们用“夺回失去的青春”的豪情，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雨露，积蓄着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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