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革命圣地锻炼成长

　　汪桂兰等几位女同学被分配到宜君县（当时属延安地区管辖）尧生公社思弥大队，到村里的第一天晚上，同学们的心就凉了。尽管村上把最好的砖窑分给她们住，但窑洞里空荡荡的，她们生怕窑塌下来，住窑洞的第一天晚上，几个女同学一起哭泣了大半夜，哭累了才迷迷糊糊睡去。当时，社员们口粮普遍不足，经济拮据，副食品几乎谈不上，大家整日为生计奔忙。尽管心事重重，白天还得和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肚子饿了不能说，手磨破了不能叫，再苦再累都得咬紧牙，挺起胸，装成好汉。当初的好奇与向往荡然无存，许多同学都思谋着偷偷返城。汪桂兰在同伴中还算坚强，但她最终也没经受住回城风波的诱惑，插队3个月后她回到了北京。然而，当时北京对户口管理特别严格，再加上父亲去世早，看到母亲一人养活着包括自己在内8个儿女，汪桂兰心里难受极了，她说服母亲，一咬牙又回到了陕北。

 

9年之后方知“错分配”

　　不管怎么说，落实政策总是个好事，只是一个颇为残酷的现实横亘在汪桂兰的面前：早在1974年汪桂兰已与黄陵县双龙中学的数学老师白昕辉结为连理，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而政策规定得很明确，只允许知青一人返京，配偶及子女不在此列！汪桂兰及有类似情况的同伴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兄弟姐妹中就缺她一个，远在北京的老母亲早就盼她回来团圆。多少个夜晚，汪桂兰都难以入睡，脑海里充斥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是北京大都市的风貌，一会儿是黄土地热情、淳朴的民风；一会儿是举家团聚的欢乐情景，一会儿是已经与自己生活了4年的丈夫及两个孩子的身影，还有当地学生们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和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由于动乱结束不久，首都教师严重缺乏，北京市教育局先后给汪桂兰来过4封信，希望她回京执教，汪桂兰都谢绝了。多年以后，汪桂兰与友人说起此事，一脸的爽快：“不是说我多伟大，反正我当初的选择太正确了！”

 

　　汪桂兰1974年1月与白昕辉结婚，其实一直两地分居，并持续了17年。当时，汪桂兰在宜君县东南的棋盘中学任教，白昕辉在黄陵县西北方向的双龙中学工作，两人相距百余公里，坐班车要辗转好几次，一学期也就团聚几回。以后俩人都调动过，距离近了些，但仍有几十公里。直到1981年初，汪桂兰调到黄陵县康崖底中心小学工作，才与早在几年前调至康崖底中学工作的丈夫待在了一起，但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家，汪桂兰在中心小学的办公室兼宿舍就成为他们的栖息地。汪桂兰是个贤惠之人。婆婆年老体弱，她无论多忙，每两三周都要回一趟家，料理家务，给老人洗头洗衣，做可口的饭菜，每年还要给老人做一次寿，这些事情许多当地妇女都很难做到。

　　1998年8月，根据县教育局的安排，超编的教师都要分流到乡下的农村小学工作，康崖底中心小学共超编7人。这可是件棘手事。当时教导主任已经调走，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汪桂兰综合工作能力和身体两个方面的因素，并征得乡教育专干的同意，确定了7名教师。被分流的教师绝大多数都理解她、支持她，愉快地到了新单位。一位年龄大点的女老师对此很有意见，在汪桂兰的办公室大吵大闹不说，还在校园里当众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汪桂兰待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耳热心跳，真想冲出去与对方大打一场，因为自小以来，连母亲都没骂过她，况且这么难听的话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但转而一想，那位老师心情不好，就让她骂吧，骂够了就会停下来。就这样，对方在校园里断断续续骂了两个小时，汪桂兰没还一句口。说来也怪，事后这位女老师不仅到新单位报了到，还和汪桂兰成了朋友，每年春节都到汪桂兰家拜年，汪桂兰的小儿子今年结婚时还前来贺喜。

如今的汪桂兰老师

汪桂兰（中立者）教出的学生如今又回到学校任教

　　30多年来，汪桂兰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没有机会给远在北京的老母过过一个像样的生日，没有时间待在老人身边端茶送饭，尽儿女的孝道。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没有付出更多的母爱。好在老母和丈夫、孩子们都理解她、支持她。如今，当年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只剩下她一人，整个黄陵县的北京知青也只有12个了，全县教育系统的2000多名教师中，知青身份的惟她一人。黄陵人民认可了她这个身处异乡的“北京知青”，给了她相应的荣誉：人代会、党代会代表，模范党员，优秀教师等等，不一而足。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汪桂兰位居其中，与体操王子李宁、打假英雄王海、“中国第一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等齐名。2000年“五一”，汪桂兰当选为延安市劳动模范。2000年11月，汪桂兰被调至黄陵县幼儿园担任党支部书记，2006年初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

      2006年11月23日　西安晚报　 姚村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