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星罗棋布的知青点多已作为历史尘埃飘散，些许残存只是仅供往昔房客凭吊的遗迹。卧牛山脚下的这座是唯一的例外，甫一亮相就卓尔不群的主人至今在其中上演着场景固定、时间跨度达38年且情节继续发展的活剧。在亿万观众眼中，这艘永泊的孤舟仍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上游的渭河自知是个没见过大世面的村姑。进入辽阔的关中平原前，浑身泥土的她在卧牛山脚下拐了一个弯，然后紧紧拽着秦岭余脉的衣襟，羞答答地缓缓朝宝鸡市区踱去。于是，“卧牛”身旁有了一处码头，也多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落——码头村。
仲春时节的一场及时雨，给村子和周围的山峰洗了一个透澡，千余亩桃、杏、樱桃、葡萄园里，连刮过的风都能闻出沁人心脾的碧绿。晌午时分，震耳的鞭炮一声连着一声，前往贺喜的男男女女纷纷出门，朝正在给楼房架梁的人家走去。
仿佛蓄意给初步规划整齐的村子“抹黑”，在几座颇显威势的新楼形成的包围圈中，赫然矗立着一幢全村最破旧的房子。房子座南朝北，一溜4间，土墙小瓦，檐墙上泥皮斑驳，与左邻右舍相比，活脱脱一副出土文物相；墙上那幅依稀可辨的“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标语也昭示了其历史之悠久。房子的主人叫戈卫。
 这是一个曾经十分响亮的名字，响亮到在神州大地广受关注、在关中西部无人不知的程度。弹指一挥间，38年过去，岁月的刻刀已经给当年风华正茂的西安知青的长脸雕上无法遮掩的老人斑。然而，对于千万个试图了解他的人来说，戈卫仍是一道难解的谜，无数道充满疑惑的目光依然汇聚成一个硕大的问号：为什么坚不返城而要在贫瘠的宝鸡西部山区扎根终生？
上 篇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显著位置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主动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又一条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文革”之中，“最新指示”的传达是雷厉风行、不能过夜的，全民欢呼、庆祝的盛况也远非今日的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之类大热闹可比。党中央机关报在一篇通讯中毫不夸张地写道：“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高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腔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
 此类“豪言壮语”被称之为“诗歌”当然名不副实，但却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人们真情的流露。当时正在图谋恢复秩序的中国因为伟大领袖的这一“战略部署”而又一次沸腾，数以百万计的前红卫兵们打起背包、手举红旗，奔赴农村、边疆，一场绵延10年、总数达1700余万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就此发端。从天山脚下到乌苏里江畔，从阴山漠北到澜沧江两岸，知识青年的足迹遍及神州大地。本就浩繁丰富的汉语词汇库中，又储存起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知青。
作为这场多姿多彩的人间悲喜剧启幕前的铺垫，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66级毕业生戈卫的“广阔天地炼红心”比这个日子还要早近两个月。10月28日，这个在“文革”岁月中“逍遥”已达两年多的“高五生”，就已带着弟弟和同学们一起乘火车、坐渡船，来到距千年古都200公里以外的码头村了。
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对知青的安置方针是“到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码头村及其所处地区自然条件之差人们不难想象。
码头村地处陕西省第二大城市宝鸡以西的秦岭余脉之中，这一带习惯上被称为西部山区。这片位于渭河上游的山地，以大地湾农业文化为主体代表，距今已有8200多年历史，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农业文明起源地之一。
虽然历史悠久，但主要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要说20世纪60年代，即使到了现在，宝鸡西部山区依然十分贫穷。这片总面积1652平方公里的山区都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最高处海拔达2700米，全年无霜期仅90天，庄稼只能种一季，至今贫困面积达53%。这里人均拥有耕地1.8亩，绝大多数为25度以上的坡耕地。到2005年，仍有28个行政村不通公路，81个村未解决人畜饮水问题，13个村未完全通电，21个村无卫生所，120个村不通广播电视，69个村不通电话，人均收入仅有1100多元。宝鸡市扶贫办干部高青华于2005年这样形象地描述了西部山区的贫穷和落后：“近五年没有娶过新媳妇的村有5个；后排村不足200口人，光棍就多达60多条，最多的一家有3条。有些村现在还靠松明子照明，挑一担水要从山顶下到山底。为卖一头猪，4个壮小伙子得让它享受新娘一般的“坐轿”待遇，花整整一天时间从山上抬到山下。有些农户买了手扶拖拉机，也得拆开来一件件背进村子，再装配起来使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宝鸡市把原有的西部山区建设委员会升格成直属的正县级单位，并组建了由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任书记的党的西山工作委员会，于2005年发起实施“突破西山”战略，其目标是：用3至5年完成69个重点村建设，移民搬迁5000人，帮助总数13.9万人中的7万人脱贫。
如今尚且穷困如此，38年前的戈卫们经受了多少苦难就不难想象。仅从西安到码头走一趟，他们在坪头火车站下车后，就得拿着手电和木棍探路，在黑暗中钻过两个铁路隧洞。遇到蒸汽机车通过，就要紧贴在洞壁上或蹲在水沟里。提心吊胆地出了洞口，下一个陡坡，坐船渡过渭河，再走4公里山路才能进村。
我们自然不能根据这近两个月的“提前量”称戈卫为中国下乡知青的先行者，因为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有3.7万名京、津、沪、鄂、鲁等地的知青实施了远征垦荒；60年代前半期，全国又有129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榜样的名字已经随风传扬。连老诗人郭沫若也热情洋溢地唱道：“邢燕子，榜样好／青春献农村／青春永不老/司家庄变成鱼米乡／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长江。”当然，“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们奔赴农村的目的是“大有作为”，与戈卫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使命有着显著的区别。
 戈卫及其同行者共27人，分在3个生产队中，每队9人。三队的9个知青开始分散住在社员家里，那幢“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建筑竣工后，就成了5男4女集中的知青点，也成为戈卫迄今为止唯一遮风蔽雨的所在。
无须忆苦，因为这在当下中国显然不合时宜。而且，苦也罢，累也罢，这批西安知青的农民生涯总共只持续了不足3年，与上海等地下放到边疆地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的10年历史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况且，就戈卫本人而言，他完全可以把这短短的3年缩减到更短的两年甚至1年。
1969年秋季，码头大队知青中就有了第一个招工指标。面对人生旅途上第一个重大转折点，22岁的小伙子必须做出别人可以不假思索而对他却十分艰难的抉择。
按常理他该走。父母已年逾半百，他和弟弟下乡后，双亲身边只有一个年仅16岁的妹妹，回城起码对父母是一个精神上的安慰。何况，大都市与小山村的条件别如霄壤，有过亲身经历的戈卫不会体会不到两者的巨大反差。然而，身临广阔天地才一年，又怎能炼就一颗红心？
迄今为止，戈卫的“知龄”已达38年。我们无意把他描绘成一个从一开始就头脑冷静、目标明确的改造乡村的实践者。客观地说，他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极“左”思潮的影响。1975年4月，戈卫在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正是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思想斗争和最终抉择的：“……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麯霉糖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我向支部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得到了支部的支持和贫下中农的欢迎，于是那个名额就让给别的同学了。”
这可真是一个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新闻！那种最起码貌似庄重的口号谁没喊过？然而，有了这种天赐良机，又有谁会让它从身边溜走？
消息传开，各种猜测、议论纷起，在许多人的口中，戈卫被描绘成了天下第一号大傻瓜。而我们的主人公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见，依旧不知疲倦地伺候着那群“天蓬大元帅”的子孙们。此前，正是他从报纸上看到解放军某部试制成功黑麯霉糖化饲料的消息后，从西北农学院要来了菌种，亲自试制的。猪场初办时条件很差，他甚至用自己做饭的锅给猪煮食，还精心地帮母猪接生，管护小猪。此后，经过多次反复，他终于试制成功黑麯霉糖化饲料，还制出了60多斤发酵麯粉供社员使用。
1970年又来了一批招工指标。许多好心人劝他说：“你已经快23岁了，很快要面临恋爱、婚姻等人生大事，再不出去就不好办了。”戈卫仍旧没有走。这次的思想动机是：“中央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尖锐问题……我想：当工人是国家的需要，当农民同样甚至是更迫切的需要。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光辉论述，全面分析了农业和工业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扎根农村干革命，把农业这个基础搞上去，粮食多了，物质基础雄厚了，工业产品既有销路又有原料，发展就会更快，在农村比在工厂作用更大。”
1971年11月的一天，坪头大队四队的麦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全公社187名下乡和回乡知青经过层层招工推荐后，齐聚这里接受用工单位的点名、目测和医院体检。
“咋没见戈卫？”
“戈卫怎么又没来？”
两次放弃招工机会的戈卫成了分散在渭河南岸各村的陕师大一附中同学们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深知，西安知青这次将被“一锅端”，戈卫再不走，以后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
同学们当然不可能在这个麦场上见到戈卫瘦长的身影，因为他已经向大队和公社写了决心书，表示要永远扎根码头大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建设山区。
这一年2月19日结束的全国计划会议决定：当年计划招收固定工144—155万名，招工资源包括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1968年到宝鸡地区插队的西安知青，全部成了这个计划的受益者。10年知青运动史上的第一波大潮迅速退去。作为唯一的例外，戈卫却宛如滩地坑洼处残留的一汪小水潭，顽强地不愿在日晒风吹下蒸腾。
不要说35年前，即使在戈卫已年近花甲的今天，也几乎无人理解他的这个似乎有悖常理的决定。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的猜测和议论存在三分之一个世纪之久。
招工难，提干难，考学难……总之，进城之难人所共知，但从古至今谁听说过当农民难？对于十几亿中国人而言，广袤的农村就是一个巨大的收容所，落难公子也罢，落魄领导也好，只要你去，它定来者不拒。当年的“右派”、“走资派”、“反革命分子”、“臭老九”……但凡被打入另册又无牢狱之灾的城里人，不是统统被赶到这个社会最底层去了吗？然而，谁能想到，已经身处农村的知青戈卫想当农民竟然是难上加难！
有人想当然地认定阻力来自戈卫家庭，孰不知这大错而特错。如果说戈卫类似豫剧《朝阳沟》中的银环，医学教授戈治理、李维清却恰好与那个扯后腿的银环妈相反。作为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戈教授与时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的妻子其实并不具备支持儿子“反修防修”的高度政治觉悟，他们只是由于具有高级知识分子的素养而十分开明而已。“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走去吧！”
这句话再朴实不过，却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一句名人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打那时起，背诵这段语录就成了戈卫35年间不时温习的功课。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上推三代，谁家没沾过泥土？”但戈家是一个例外，这个家族起码从戈卫的曾祖辈起就已洗净了脚上的牛粪。戈卫的爷爷就是位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医生；父辈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纵然如此，当戈卫立志做一个山民时，父母却并不认为这是辱没门风。
如今已年近九旬的戈治理的这种鲜见的开明早有先例。
中国的电影迷和电视迷不会对那个一脸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相、虽其貌不扬却眼角注满慈祥的老演员戈治均感到陌生。1959年，他从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的课堂上溜出，偷偷地当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演员。在众多亲友的一片反对声中，唯独开明的哥哥戈治理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他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吧！”
可别小瞧这种关键时刻的开明。42年以后，戈治均以65岁高龄成为第21届电影金鸡奖的影帝，并在其47年的表演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秋菊打官司》和《押解的故事》中的两位警察、《二嫫》和《香香闹油坊》中的两个村长、《浪漫的事》中的老许头等鲜明的艺术形象。又有谁能说，弟弟的大器晚成中没有这位开明兄长的一份功劳？
老教授夫妇的开明还不止于此。从70年代到80年代，谁也数不清他们有多少次来到宝鸡西部山区，为山民们解除病痛。由此，他们被宝鸡市卫生局聘为顾问，市卫生局还专门为戈卫的母亲提供了一套住房，供她来宝鸡为妇女们治病和做计划生育手术时住。多少个春节，夫妻俩来到当了农民的儿子身边，与他和乡邻们共度佳节，享受飘散着泥土芳香的天伦之乐。
除了享受教授夫妇上门服务的待遇，在整个坪头山区，几十年间，在医疗方面直接或间接“沾”他们“光”者无以计数。
70岁的村民梁斌老人就曾两次受到这种爱屋及乌式的关照。2002年，他老伴患肾癌在西安住院时，戈治理就曾介绍一些专家为其会诊。两年后，梁斌在宝鸡住院，戈治理又委托其在宝鸡工作的学生予以关照，并帮这位刚刚越过温饱线的农民节省开支一万多元。
与梁斌的“受益”相比，离休干部段济民“带着儿媳做绝育手术”的故事则更为有趣。
段济民与戈治理夫妇早就相识。70年代中期，由于留在农村的戈卫因为“骄傲自满”而屡受打击，段济民毅然辞去县总工会主席之职，主动要求到坪头公社担任了党委副书记。一次，戈治理夫妇到坪头，他准备去接。有人知道后劝他说：这俩人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你去接他们有政治风险。段济民不为所动，坚持带了一名知青和特意挑选的几个好舵手去坪头车站接人。渡过渭河后，由于山路十分难走，他便一左一右把戈治理夫妇的各一只手夹在胳膊肘下赶路。本来夹在腋下最好走，偏偏段济民的腋下最怕人碰，一碰就奇痒难耐。用他的原话说：“活了快80岁了，连老婆都没有碰过这地方。”结果，因为怕他们的手“上滑”而把胳膊肘夹得太紧，进村后戈氏夫妇直嚷：“手都夹麻了！”
段济民有个儿子在临潼老家当民办教师。80年代初，学校通知他：媳妇不做绝育手术，就停止他的教师工作。段济民知道这件事后，告诉儿子：“拿着我和戈伯伯的照片找他，把手术做了。”
儿子遵父命前往，不料戈治理不吃这一套，说：“办这事得你爸爸自己来！”
段济民只好亲自带着儿媳妇去西医一附院。不料一贯严肃的教授竟然拍着他的肩膀嘲笑说：“还没有见过你这样当公公的，竟敢带着儿媳妇做绝育手术！”
做这种手术要交900元押金，段济民身上却只带了几十元钱。戈卫的母亲说：“我也不知道要交这么多押金，我这就回家拿存折取钱。”
收费的工作人员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忙说：“既然是李教授的朋友，押金就不用交了。”结果手术只花了20元钱。
行文至此，我们不由想到：戈治理夫妇这种罕见的开明、开通，其实并非来自于遗传基因。
戈治理的爷爷当年曾留下遗嘱：“子孙不准拿笔杆子，不准端枪杆子。”
姑且不论这条“家规”的根据是什么，有无道理，总之是戈治理兄弟因此而错过许多发展机会。老爷子的曾孙戈卫由于年代久远其实并不知道这条“家规”，却不自觉地遵循着它。他一生都在研究农业技术，但却一直“述而不著”。曾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王智慧对此的看法是：“戈卫懒得很，从来不写东西；有啥动笔的事情都交给我们干了。”
以演戏成名的戈治均当年考上西安交大后，专业是母亲替他选择的。她说：“戈姓是大禹之后。家里已经有学医的、学化学的、学航空机械的，你就学老祖先的专业吧！”于是，戈治均稀里糊涂地进了水利系，后来自己做主、哥哥支持，才又明明白白地改行做了演员。
与上两代人的“专制”相比，戈治理夫妇的开明显然令人由衷地敬佩。
本人的决心如铁似钢，父母的支持义无反顾，那么，戈卫当农民的阻力来自何方？
中 篇
任谁也不会想到，反对戈卫扎根码头村的并不是怕他与自己争食吃的农民，而是对知青下乡并不反对的坪头公社的一些干部，理由是:戈卫有政治野心，想入党,想上大学，而且骄傲自满。
真是奇怪而混乱的逻辑！年轻人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所在地党的基层组织理应为之高兴并予以坚决支持，怎么反倒视其为错误？由于这种无法并且无须解释的悖反，戈卫于1970年提出入党申请，并以当时的政治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甚至掌握了代表农民最高技术水平的犁地、扬场等高难度农活，而且在3年后由省、市、县三级知青办联合调查组得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同时自己作为“扎根派”声名鹊起，才获批准。至于上大学，也远非十恶不赦的罪过，而且，一年以后戈卫有上西北农学院的机会却主动放弃的事实也证明，这并不是他留在山区农村的目的。看来，导致他们投反对票的真正原因是戈卫的“骄傲自满”。
戈卫性格内向而且倔强，本就不善与人沟通，骨子里有一种由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而与生俱来的清高。何况，他没有任何私利追求，因而不会像一些同学那样为了招工名额之类目的仰基层领导之鼻息。这种本应称为无欲则刚的品质，在一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领导眼中，“骄傲自满”这顶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
 其实，这种帽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都是通用的，举凡有个性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戴过，因为紧跟在“骄傲自满”的后边，必然是一句“制帽者”难以出口的潜台词：不服从领导。戈卫迄今为止的扎根史中也确有一条十分耐人寻味的规律：从县到市到省，级别越高的领导对他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其中甚至包括了几位省委副书记；唯独作为乡以前那个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的一些干部，一直或明或暗地给他施加着有形无形的压力，这些压力甚至累及码头村。
好在戈卫手里握有“尚方宝剑”，政治气候、社会潮流是他的坚强后盾。于是，戈卫最终还是如愿成为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第三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
弟弟走了，表弟走了，未来的妻子也走了，到崖上的魏家，戈卫那双缝着松紧带的黑布鞋踩走了一万两千多个日子，那条仅容一人通过的斜坡小道由此坚硬如铁。知青点上人去室空，形单影只的戈卫就成了拥有4间房子的富户。住，绰绰有余；吃，上哪儿去呢？ 已与戈卫成为莫逆之交的魏文杰适时地出现在他面前。此人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从此，魏文杰的家成为戈卫的厨房和餐厅。
说到戈卫，就不能不提魏文杰。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里汉子，只读过两年书。1958年，大跃进的洪流把16岁的他推进了国防工业大厂。4年之后，下放城镇职工的大潮又裹挟着他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码头村。在上世纪60年代的小山村，他也算得上一个知识青年，只不过是回乡而不是下乡，只不过城乡二元体制不予承认而已。他粗通文墨而且有过4年城市生活史，容易与来自大城市的戈卫沟通，并在迄今为止的38年间与之互相影响、扶持。他当了40多年村干部，现任党支部书记，其间还曾与戈卫轮流执政。码头村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是：由于他俩亲密无间的关系，也由于戈卫无论当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党委副书记还是近几年退居二线都没有离开过村子，码头村近30多年的帅印就执掌在这俩人手中。戈卫挂帅，魏文杰就是他的副手；魏文杰坐了中军帐，戈卫则是他事实上的顾问。
有了农民身份的戈卫果然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码头大队过去在粮食种植上一直徘徊在老品种、老作物、老产量的路子上，2800多亩耕地产量一直保持在40万斤的水平，最低的年份只有36万斤，亩产不足130斤。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因为毛主席早有教导：“有了优良品种，即使不增加劳力、肥料，也可以获得较多的收成。”于是，由他负责的科研室于1971年用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的良种育了10亩种子田、70亩试验田。从整地、下种、施肥、作物到收获的全过程，戈卫都建立了档案记录，详细观察发芽、出土、生叶、锄草、防虫、雨量、光照等生长规律。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玉米良种7000多斤，“晋杂五号”高粱良种1000多斤，20亩玉米试验田连续亩产超千斤。到1974年，科学种田之花终于结出了大面积的丰收之果，全大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52％，他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更是增长69％，创造了亩产率先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数量的纪录。到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由于发展林果业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粮食产量的猛增，除了科学种田这个原因外，以平整土地为主要手段的农田基本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项延续数年的工程中，戈卫主要负责技术性的工作。他买来水平仪，与一名心灵手巧的木工一起白天测量，晚上计算哪块地下挖多少，哪块地上垫多少，直熬到半夜。当时许多村平地无经验而且图省事，把熟土垫到了下边，生土留在了上边，导致连续几年减产。码头村却刚好相反，他们学习外地经验，不仅把一层一层的梯田修整得如柜子的隔板一样平，而且由于“倒土平地”而年年增产，受到了县委通报表扬。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天高皇帝远的码头村自然比山外世界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因此，戈卫不仅冒着戴“唯生产力论”帽子的风险，为码头村的生产发展做了村民无法做到的贡献，而且表现了那个年代的人难以具备的冒险精神。譬如，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试种了当地从未种过的小黑麦，并且居然被他试种成功。于是戈卫喜滋滋地拿着用这种面粉蒸的馒头挨家挨户请农民品尝。
一系列试验的成功使这个农民小伙子得意忘形，居然要引进南方才有的茶树，让村上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像舞台上演的那样欢唱《采茶歌》。这一次，他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戈卫甚至不合时宜地过早产生退耕还林、还草的想法。他写信要求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办寄来一大包草种，但由于压力太大，未能如愿让码头村芳草如茵。
他的另一件胆大妄为的杰作至今为码头村及其周边的农民所津津乐道，因为它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如前所述，养殖被毛泽东正名为“六畜之首”的猪是当时农村的一个主要生产项目。戈卫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当地的土猪以耳朵耷拉为明显特征，上膘极慢又长不大个头。戈卫认为，如同粮食生产一样，品种不行就得改良。于是，他从西安、杨凌等地引种了十多头杜洛克、汉普夏、长白、约克等优良种猪，不但改变了本队“养猪不长肉”的状况，而且使整个坪头地区农民普遍受益，连远在百里之外的平原地区的农民也纷纷拉着母猪前来配种。当年曾与戈卫一起买种猪的梁斌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去年共养了5头“乍耳朵”猪，只用四五个月就长到了200多斤，共收入4000多元，除过成本净赚2000多元。
山区养猪业快速发展，却很少有人知道戈卫在其中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引进的种猪个个长得像小牛犊，有些农民就骂：“这家伙这么大，谁能养得了？”这些猪很讲卫生，不在“卧室”里大小便，要去猪圈外边上“厕所”，猪圈的门洞很小，“牛犊”们出来进去硬往过蹭，背上的皮都磨破了。显然，需要扩大圈门。但这事戈卫说了不算，需要作为党的代表的公社某位领导决定。住在码头给戈卫撑腰的段济民不服这个理，做主扩大了圈门，这群种猪才免遭皮开肉绽之苦。
在改良猪种中，为了让从上海引进的几头种猪免受舟车劳顿之苦，戈卫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这些不具备买票资格的“蠢货”开洋荤坐了一回飞机。这个不亚于人造卫星上天的新闻震动了整个坪头山区。多少山民感慨道：“咱们活了这么大，只在电影上见过飞机，哪儿敢想去坐啊？人家戈卫买的猪都比咱们这些人有福！”
难怪农民们抱怨，须知当时连人坐飞机都得凭介绍信，资格都得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啊！
打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1972年12月26日，码头大队特意选在毛泽东生日那一天动工修建引水渠，戈卫作为工程的主要倡议者参加了专业队，并负责测量等技术工作。那是一个怎样的阵势啊！没钱买炸药，就派魏文杰带人去秦岭深处采集松籽卖给林场挣了1000多元；四五十公分直径、几十米长的水管用两辆架子车一头一尾拉到渭河北岸，然后用轮船摆渡到南岸，再坐上“专车”进村，艰苦奋斗的精神足以与开凿红旗渠的林县人媲美。一年以后，村里800多亩耕地喝上了以前只有老天爷才能赐予的甘霖。
有了水就会有电。已经当了村党支部副书记的戈卫趁势提出了修建水电站的建议，并以自己“知青扎根派”的独特身份从知青办争取了部分资金。历经从1975年到1978年的持续努力，一座装机容量30千瓦的水电站终于落成。入夜，整个西部山区农民都靠点松明子驱走黑暗，连10个乡政府都点着煤油灯，唯独码头村电灯通明，亮如白昼。
由于渭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码头村过去一直是邻近地区的粮食加工点。10座水磨日夜响着单调的轰隆声，码头、大坪、周川、安坪等4个村的山民们要把麦粒变成面粉，全靠这些庞然大物的不停运转。水磨的加工速度十分缓慢，磨100斤小麦需要耗时四五个小时。码头通电后，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拉上粮食来磨面，又快又好，省下了很多人力和时间。由于电力不敷使用，80年代初，码头村又建成了一座100千瓦的水电站，并使全村家家户户用上了过去只有城里人才能使用的自来水，告别了上、下一座大坡挑水吃的历史。
新型农民戈卫终于以自己不同于传统农民的特有素质和贡献赢得了广泛的尊重。1974年，村里来了一个据说是某位省领导派来的记者，采访完毕后，要给戈卫拍一张照片。戈卫忘不了段济民在关键时候对自己的有力支持，拉他照了一张合影。不久，《陕西日报》在同一张报纸上刊登了配发这张照片、介绍戈卫扎根农村事迹的长篇通讯和坪头公社党委实为检讨的表态性文章。公社一名负责人看到后虽然再也不敢对戈卫问罪，却指责段济民是搞个人崇拜。
“我不怕，因为我是工人出身。早在‘反右’时期，毛主席就说过‘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言论再偏激也不能戴右派帽子。’这个指示一直传达到党支部，他们谁敢整我？”32年后，15岁就进宝鸡县虢镇业精纱厂当工人、“文革”前后长期担任县总工会主席的段济民老人仍把他79岁的胸脯拍得梆梆响。
1975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凡，在戈卫59年的人生之旅中也是一个烙下深刻印记的年份。这一年秋季，西安市派驻坪头公社的知青带队干部（继老三届之后又陆续下了一些西安知青）梁宏彦来到码头，传达全省带队干部座谈会精神。一天，妻子李梅来看望他，却被汹涌的洪水挡在渭河北岸。梁宏彦攀着钢丝绳去对岸接她，不料挂在腰间的雨伞被风刮开，装满河水的伞顿时把他拽进咆哮的波涛之中……
闻讯赶到的戈卫与肇事的渭河同放悲声。擦干眼泪后，他对着亘古不移的群山暗暗发誓：不把根扎进西山的石头缝中，起码对不起梁宏彦！
也是在这一年，当开国总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后，复出的历史巨人邓小平全面主持全国整顿，戈卫也把自己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宣言发向全中国。
人的一生中常会发生一些巧合，尤其是日期、数字等的巧合。10月28日这个日子就好像老天安排好了似的，在戈卫人生旅途上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时间点。1968年的这一天，戈卫走出古长安，在宝鸡西山的一个旮旯里迈上了从农之路的起点。7年以后的这一天，戈卫又以面对数亿读者的白纸黑字发下平生唯一的铁誓。这天，分送到读者手中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了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党中央：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真是形势逼人。我们现在大都二十几岁，再过20年才四五十岁。这一阶段，正是我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为自己能够参加建设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斗争而感到无比自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向大寨青年学习，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天津邢燕子 云南朱克家 河南薛喜梅
河北程有志 辽宁柴春泽 黑龙江高崇辉
陕西戈卫 新疆肉孜古丽 江苏曾昭林
广东林超强 安徽张登龙 四川刘裕恕
1975年10月20日
公开发表的前一天，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也于同日批示道：“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这封信，是时年28岁的戈卫发出的一个必须用一辈子来践行的无比庄重的承诺，他已用自己59岁的生命历程并将继续用未知几何的全部生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一个一言九鼎的老知青、新农民。然而时至今日，当戈卫的生命即将走完一个甲子的时候，仍有不少人对这个并非谁都可以做出的承诺持怀疑和轻蔑的态度。在互联网上，有些并不知情者竟然留言道：“这12位知青恐怕都已扎根城市了，但愿他们的斗志不减当年。”戈卫闻听此言，只是淡淡一笑置之。
不能怪戈卫漠然，这三十几年他就是在无数怀疑和讥笑中度过的，难道还需要他说点什么吗？
也不能责怪留言者的孤陋寡闻。的确，当年知青中的扎根派不在少数，但如今呢？人们自然知道，连全国知青的代表人物邢燕子和侯隽都分别当了天津市委副书记和宝邸区政协主席。当年的12名知青代表中，那个写过《我爱边疆的一草一木》的朱克家虽然后来成了“四人帮”的政治殉葬品，却也曾官拜中央候补委员、团省委书记，像戈卫这样主动要求并实实在在终生扎根农村者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得可怜。
提到以“献了青春献终生”为目标的知青“扎根派”，不免令人情绪复杂，感叹不已。当年，在知青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尽管他们被恶毒地以“知奸”、“知贼”、“屁爬虫”之类语言称之，但若问谁没有表过“扎根农村”的决心，1700万人中哪位敢拍胸脯？区别只在于∶其中绝大多数只是顺应潮流喊喊口号而已，并无认真实施的思想准备，而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十分严肃和庄重。
 请看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吧！上海知青陈某到贵州某地下乡的第三年，与一位当地姑娘成亲，并因这一“扎根”表现而受到表彰。其实，真实的原因是“青春的萌动和生活的便利”。后来，他说服妻子离婚，怀揣户口迁移证返沪，却把接妻子回上海的承诺抛诸九霄云外。
与陈某相比，湖南师大医学院毛季琨教授2006年3月的回忆则表现出十分可贵的坦诚。他说：“1973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我对着话筒豪言一番，表示下决心留在农村一辈子，做扎根派。不料不久后我就上大学回到长沙，还恰好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豪言壮语。”
应当承认，陈某之类的“孽债”制造者只是知青中的极少数，毛季琨一类始表扎根之态而终则拔根者则是主流群体。对于他们，我们当然应当予以必要的宽容；而对于戈卫一类如凤毛麟角般的矢志不渝的扎根派，人们更应脱帽致敬。
然而，即使在当时，在坪头这方弹丸之地，戈卫获得的待遇也与此相反。他从北京回到坪头后，省委安排他等几名代表去陕北传达会议精神。当地领导介绍情况时说，他们是真心学大寨，每天大干18个小时。戈卫觉得这不真实——陕北冬天天寒地冻、夜长昼短，18个小时怎么干？回到公社汇报传达情况时，他就此提出质疑。某位领导当即认定他“诬蔑陕北人民大干是形式主义”，并向上级作了汇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正是一级代表陕北人民的组织在《人民日报》撰文，公开承认当年的大干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1977年，戈卫给公社党委写了一份题为《要重视农村党员老龄化问题》的报告，却被认为是“继续推行‘四人帮’‘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于是，支部书记魏文杰和革委会主任戈卫一起接受审查、靠边站。直到县委派人调查落实之后的1980年，经过县委做工作，二人才官复原职，只不过职务打了个对调。
从1969年到1985年的16年间，先后落在戈卫案头的招工、招干表能摞几寸高，连担任团市委领导的官运也在向他频频招手，他却不为所动。无奈的陕西省、西安市知青办表示：西安市哪个部门你都可以选择；如果你一定要研究农业，也可以安排到任何一个农业部门。戈卫那颗毛发稀疏的头仍是只摇不点。
1982年3月10日，宝鸡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前，给市政府写了一份《19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在对1962年以来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以后，在末尾部分写道：“此外，尚有西安市来我市插队的知识青年戈卫同志，决心继续留在农村，与当地社员群众一道为改变山区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这种坚持农业现代化的精神是很可贵的，请市政府、宝鸡县有关部门今后在生产和工作上给予大力支持，生活上予以关照，以充分发挥其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这份报告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原则，到1982年春季，宝鸡市从1962年开始下乡的包括28324名西安及外地知青在内的85477名城镇知识青年中，除戈卫和极个别年龄大、拖累多不符合招工条件者，其余全部安置完毕。
1986年，宝鸡县委选拔曾任码头村党支部书记的戈卫担任坪头区工委副书记。这次，他终于同意了，原因是他与组织上达成了一个妥协：不离开码头村，不去机关坐班。
1990年，宝鸡县西部山区建设委员会成立，机关设在远离坪头的县功镇。不想离开码头村的戈卫主动要求改任坪头乡党委副书记，依旧住在那个连窗户都用牛皮纸钉起来的黑乎乎的知青点。
戈卫正是在此时结束了那段历时10年并且不愿生育孩子的失败婚姻。对他这种客观上“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举动，没有人做得出合理的解释，他也因此被周围群众看成不可理喻的怪人。
2004年8月，宝鸡市人大组织的检查组到码头村检查后惊异地发现：1968年这个村人口总数为1040人，现在则为1132人，漫长的36年间仅增加了92人！而在同一时间内，全国总人口则由7亿多猛增至近13亿！把他看作“怪人”的码头人心里明白，从1974年至今，戈卫一直是作为村、乡、区、镇领导工作在这个村的，他和魏文杰无疑是这一奇迹的创造者。
1994年，戈卫在宝鸡市区买了一套住房，但至今没有住过，而是借给了本村两个在市区上学的小学童及其家长。
1969年8月15日，到北大荒插队仅仅77天的上海知青金训华为了抢救被洪水冲走的150根木头而壮烈牺牲，成为全国知青学习的英雄。被其一把推上船而获救的另一位上海知青陈健立誓为他守墓一辈子。2005年，陈健当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获选理由是他信守诺言、义薄云天，36年间多次放弃回上海机会而在黑龙江逊克县当了一名建筑工人，每年至少4次为金训华扫墓。
关键时刻的惊天地、泣鬼神使金训华顿时成为名扬华夏的英雄，信守诺言36年的陈健由于坚持为英雄扫墓而感动中国。那么，终生践诺、把根扎在贫瘠的西部山区已达38年的戈卫呢？他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难道还不足以感动中国？
君不见，当年下乡时，几十万知青中传唱过一首悲悲切切的《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后来为了回城，又有多少知青千方百计，采取了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走后门，托关系，开假诊断证明，自残……许多女知青甚至献出宝贵的贞操。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于1978年底大规模串联请愿，甚至集体卧轨。面对中央调查组，千余知青黑压压跪倒在场部公路上，发出一声令调查组组长感动得老泪纵横的吼声：“我们要回家！”
君不见，返城的风暴拔走了多少人“扎”在农村的“根”。多年以后，知青出身的作家叶辛的《孽债》，在多少名为“扎根派”却最终被返城风裹挟的老知青中掀起了“良心”的波澜！
君不见，因写出《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而被视为知青代言人的邓贤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在山间小道上把自行车蹬得比火箭还快，眼前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得见那张牛皮纸信封。听见邮电所的人一声“恭喜你”，当时就瘫倒在地。
君不见，数以亿计的农家子弟为了跳出“农门”而各显神通，招工，当兵，考学，总之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甚至有不少村姑为了洗掉腿上的泥巴而不惜做贬义的“小姐”！
在城乡分割并且差距巨大的中国，除了其中的极端者，上述各色人等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说合乎情理。正因为如此，特立独行的戈卫顺理成章地做了常人眼中的“另类”。有人猜测他神经有毛病，因为他的行为明显反常；有人怜悯其处境，甚至为他抛一掬同情之泪，因为西山地区至今贫困；有人笑话他傻，因为城乡差距不但未因改革开放缩小反而日益拉大；也有人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自作聪明地认定他是效法陶渊明，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之乐。那么，这位孤独的艄公顽强地驾驭着其生命之舟逆流而上究竟意欲何为？
下 篇
春雨虽然轻细无声，却潇洒而顽强，以至于我们通过村委会到“创业点”之间的百米泥泞竟用了近两个小时；当然，这主要归因于我们对采访对象的粗浅了解——这是一个迄今保持城市生活习惯、不愿被山村彻底同化的特殊农民，雨水淋漓的伞是不宜放进他室内的。
雪白的门口放着一双与之反差巨大的黑色布鞋。从村民的介绍中我们得知，这双俗称“懒汉鞋”的布鞋，就像宾馆客房门上那个“请勿打扰”的标志，有它存在就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来访者：我在室内。进得室内，我们虽知趣地换上了拖鞋，却不识相地通过水泥地面上刷了油漆的客厅，径直在铺了地毯的卧室里坐定。书报杂志多而十分整洁，光线暗淡却四壁雪白；室外为全村破旧之首，室内乃全村富有之冠——这些反差极大的现象形成了我们的第一印象。当然，所谓富有主要指精神层面，譬如书架和桌面上那些如队列里的兵士般整齐划一的书籍和杂志。我们的目光粗略地在书脊上滑过，《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中国兽药产品编目》、《中国禽病学》、《动物营养研究进展》之类书名依次进入眼帘。我们已经知道，近些年他每年用于订阅农业科技类期刊的费用都在千余元。至于物质的富有只在地毯上体现，其余物件不过是城里中低收入者的水平。
作为当年全国范围的名人，戈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接受过首都各大媒体的轮番轰炸，对于采访早已“曾经沧海难为水”般不胜其烦，尽管那些报道中他只是作为政治宣传的道具出现。据近年来一些收获不大的同行反馈，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进入其内心世界的受访者，往往礼貌地寥寥数语就可以让你道别。不料，眼前的戈卫竟然出乎意料地健谈。这可能主要得益于我们有预谋地走了支部书记魏文杰的门路并由其在场陪同，他开场直奔主题也证明了这点。
“我不觉得扎根农村是啥不得了的事。世人有各种各样的境况，这只是我的独特经历而已。改革开放快30年了，现在人的追求普遍物化，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很正常。”
戈卫语气平淡，好像在谈一件与己无关的普通事，我们却不能不受到震撼。“反常人”竟如此理解常人对自己30多年的不解和误解，岂非难能可贵？
 戈卫继续侃侃而谈：“人的一辈子只有几十年，想做成一些事，使自己满意，就必须有理想。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身上理想的成分较多。当年上山下乡虽是大势所趋，想不想来都得来，但大多数人是相信会有所作为的。在城里出生的人，长大后有农村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是了解中国社会所必需的。即使是现在，不了解农业大国的国情和农民这个‘大头’的民心，也难以办好事情。终生留在农村，在我是很自然的选择，与返城同学走的路没什么本质区别。我这人‘一根筋’，认定的事，撞倒南墙也不回头。我没有什么可后悔和抱怨的，个人力量固然无法抗衡时代的影响，但一个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却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历程充满生机和希望。我从来不认为扎根农村对每个人都是正确的，各人有各人的情况，生活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只要适合自己就行。38年的实践证明扎根农村很适合我。”
响应号召下乡——“同传统观念决裂”而留在农村——因为向中央作了保证而终生践诺——感到适合“个情”而“撞了南墙不回头”，这显然是城市青年戈卫逐步变化为农村小老头的心路历程。人们诸多不解中的这一条似乎理由最为充分：当农民难道比做学者和中级以上领导干部贡献大？既然愿意与“农”字结缘，上农学院、在农口部门工作岂不比呆在一个山村修理地球更能发挥作用？
究其实，这些疑问同“大学生牺牲自己抢救农民不划算”之类诘难如出一辙，都是“农民地位低、对社会贡献小”的潜意识在作祟，尽管诘难者谁也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无从考证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尖锐对立和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地位差距悬殊始于何时、缘于何因，但农村和农民的被轻视和侵害最起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相始终。不论起源于军事意义上的防御、经济意义上的交易集市还是从事手工业者和商业者与从事农业劳动者的劳动分工，总之，城市由于处在优越地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如今，城市已成了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了繁华、舒适、事业、机遇等的代名词，成了几乎人人心向往之、趋之若鹜的所在。与之相反，广袤的中国农村则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为国家的工业化付出“必要的代价”而比较普遍地陷于落后和贫穷的境地，几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反映在政治上，连《选举法》竟也规定：县一级、省一级、国家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是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额4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原则分配”的。这即是说，在这个重大政治权利问题上，四个农民才抵得上一个城里人。这个明显与《宪法》确定的“任何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抵牾的规定，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轻视达到了多么不能令人容忍的程度！它也表明，“城贵乡贱”的意识在国人心中何其普遍和深厚！天平的砝码如此倾斜，农民和城里人贡献大小的比较能在公平的基础上做出吗？
近年来，尤其是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端35周年前后，研究这一运动成败得失的文字汗牛充栋。其中一些目光独特的研究者尖锐地提出了“知青话语霸权与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命题。那么好吧，就让我们听听戈卫身边那些与之共同生活了38年的农民行使的“话语权”吧。
“戈卫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人，不要权，不爱钱，不图名，真不知他呆在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为了啥。”
“他把屋子搞得跟皇宫一样，进个门还得换拖鞋，谁愿意去他那里串门？他既不挖一镢头土，又不割一镰麦子，住在村上算怎么回事？”
听听，褒奖者也好，贬低者也罢，竟然谁也没有对他的扎根之举表示起码的理解。我们这位怪得不能再怪的主人公，你这又是何苦来哉？
“不挖一镢头土”之类指责并非虚妄之词，因为自从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后，戈卫由于进入公务员队伍而“地无一垄”，它应该到谁家的责任田里去挖土？
谈到80年代的大包干，戈卫和魏文杰记忆特别清晰。当时，分田到户的潮流席卷神州，码头大队却一直按兵不动。县委书记找到他们说：“大趋势如此，还是分了吧，不分地交待不过去呀！”
虽然成了全县倒数第一，地还是分了，但戈卫和魏文杰心有不甘，因为根据码头村当时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具备的实际，走集体经济之路似乎胜算更大。由此，戈卫产生“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并有苦闷心理很自然。
其实也不是完全难以“用武”，当时，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富于前瞻性的规划：几年内使全村林果业面积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戈卫担任区工委副书记后，还向宝鸡县委副书记兼坪头区工委书记赵锦明提出了在下辖12个乡镇的全区范围内推行“山顶三分之一薪炭林，山腰三分之一经济林，川道三分之一种粮食”的“靠山吃山”思路。
如今看来，这“三个三分之一”只是一条很普通的产业调整思路，但在当时却是冒了很大的“抗上”风险的。
80年代中期，宝鸡市委提出的西部山区经济发展目标是“保五争百”，其内容是：“保证每人每年增加收入50元，力争每亩地增产粮食100斤”。
这显然是一个“以粮为纲”的目标，薪炭林、经济林云云怎么看都是与此唱反调；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发展乡镇企业，“靠山吃山”之说与市委提法相左。更何况，那时的市委一把手既有权更有威，威严到下乡检查工作时乡镇领导避而不敢见之的程度。
一天，市委书记要去西山检查“保五争百”工作，通知下达到宝鸡县委。县委主要领导不愿坐蜡，便让赵锦明去陪同。副书记不敢怠慢，连忙坐上一辆“帆布篷”进山。检查了许多村子之后，汇报会上，赵锦明斗胆陈述了工委关于“乡企共欠债务1700万元，此路不通；山区发展必须搞‘三个三分之一’”的思路。不料，已经掌握了基层真实情况的市委书记不仅没有因为他们的冒犯而雷霆震怒，反而对“靠山吃山”表现出浓厚兴趣，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汇报会一直开到下午两点。
后来，通过90年代的退耕还林，码头村的耕地由最多时的3200亩锐减为一半，几乎全部种植了干鲜果，连村委会旁边两个小商店门口的小黑板都赫然写着“供应面粉”的字样。戈卫和魏文杰是这样帮农民算账的：由于并村后人口增加，现在村民人均正巧是典型的一亩三分地；按亩产千斤粮食、每斤七角钱计算，产值只有900元，发展果业的产值肯定数倍于种粮。
“点子都是戈卫出的，我敢于推翻‘保五争百’的提法也是他的功劳。看来，我任用戈卫并且同意他在码头村蹲点解剖麻雀是做对了。”2006年5月的一天，已经从宝鸡市纪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赵锦明欣慰地说。
除了出点子，戈卫长于农业科技的优势仍在得以发挥。村上几户农户联办了一个养鸡场，戈卫不取报酬，常年为其提供技术服务。水平如何？ “戈卫神得很，看一眼鸡粪就知道饲料中缺不缺啥！”几位养殖户谈到这一点十分钦佩。
与他同时到码头村插队的弟弟戈健后来走了许多老知青走过的路：招工——上大学——经商。改革开放后，他在西安经营着一个公司，公司在翠华山下办了一个养鸡场。这两个分别位于戈卫下乡起点和终点的养鸡场由于他们兄弟的关系结成了商业同盟，码头村多年来有几十个年轻人在戈健手下打工。其中的4人被派往上海培训后，掌握了一手人工分辨小鸡公母的绝活。后来，他们劳务输出到法国，就凭这个技术特长，人人挣了十几万元。
纵然如此，苦闷仍不时袭击着他，因为他确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由于亲身经历了农村改革前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他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巨大贡献有着深刻感受。然而，一些不时泛起的思绪仍使他困惑：为什么华西、南街等全国闻名的富裕村不是分田到户，而恰恰是走集体化道路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为什么非得停留在二十几年前的原状而不去适应之？现在规定农民连义务工都不能出，村上靠什么去修建那些几乎全要“群众打底子，国家铺面子”的工程？……
权威的国家通讯社编辑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6月3日报道：当年以十分悲壮的形式率先分田到户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革命：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发展集体经济。经过两个月来的三次会议讨论，108户村民已经同意了村委会的计划：把当年承包的1400亩土地以集体名义入股，成立“合作社”。原村委会主任、当年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带头分地并由此闻名神州的严俊昌也已同意将自己分得的十几亩地交给集体开发。他说：“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没能带来富裕。现在合作社的目的与当年分田到户一样，都是为了摸索致富道路。”
“一步跨过温饱线，二十几年未进富裕门”，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村的写照。小岗村这些可敬的改革先行者们又要举起半个世纪前就已举过的“合作化”大旗，当然不表明历史脚步回到起点，而是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道理增添了一条生动的注脚。
小岗在思变，与他们相比距离富裕之门更为遥远的码头村思变之心理当更为迫切。作为这个小山村带头人的戈卫和魏文杰深知：小岗村人均年收入是4000多元，而码头村连人家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各家各户分散经营的一大弊端是：难以统筹经营、协调发展。虽然村上是为农民着想，但你提出的一些建议许多人总不愿意采纳。你号召栽杏树，他偏要栽桃树；你选择的杏子品种是“金太阳”，他偏要另选一个品种，及至吃了大亏才想到改过来。于是，便形成了全村开成“杂货铺”，果子成熟后形不成销售规模，“担挑卖不完，车拉不够装”的现状。倘若能够统一经营，何至于如此尴尬？
 起身给我们添完水，戈卫话锋一转：“当然，我留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做一个纯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因为中国有八九亿农民，不缺我一个；吸引我的还是农村发展问题。”接着，戈卫谈起了他最熟悉的“三农”问题。
由于戈卫结婚后一直身处农村，加上每年都要订几十种报刊，屋后又架设着电视接收天线（最近更有了有线电视），戈卫与山外的世界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显著特点。他结合码头、坪头以至整个西部山区的实际情况，纵论美、英、日、韩以及南美各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回顾我国农村改革的各个阶段，得出了三个结论：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对近年来关于农村问题争论的总结，是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个突破点，说明解决农村问题只能从农村本身着手，“消灭农民”之类论点是不可取的。第二，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取消农业税，进行粮食直补，是十分正确的方略。宝鸡市集中人力、财力、物力“突破西山”，是解决农村大面积贫困问题的重大举措。在这些工作中，务必循序渐进，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千万不要试图一蹴而就，因为比我们农业人口少得多的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用时都在百年以上。宝鸡市委书记要求农民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政府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码头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力发展林果业，近些年林果业已成了主导产业，现种有樱桃6个品种120亩，板栗13种400亩，油桃6种30亩，花椒208亩，杏子2种150亩，李子12种16亩，枣60亩，葡萄10亩。既然已经形成了“杂货铺”现状，目前村里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决果品销路，舍得花钱打广告吸引客商，走出去主动推销。
又是一个极具反差的现象！家族中至少4代没有农民的戈卫离开大城市，在大山旮旯里一蹲就是一辈子，却念念不忘让世世代代住在山区的农民后代掌握工业生产技能并走出大山。谈到这一点，他几乎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村上有个小伙子在市区某职业技术学院学会电焊技术后去西安打工，几年下来，不仅给自己找下了媳妇，还给家里盖起了二层楼房；去年五组有个女孩子参加在村上扶贫的单位组织的免费培训后出去打工，半年多就给家里寄回2800多元，自己也有了手机……说起这次免费培训，他感到有很大遗憾：“搞得迟了些，如果开春卖力气的人没出门以前就培训，参加的孩子就会多得多。不培训，娃们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只能当只春天出去、秋天回来的候鸟，家庭就难以脱贫。”
“自己终生融入大山，却鼓励村里孩子走出山地，岂不自相矛盾？”虽然已经理解了他的志向，我们还是不失时机地抛出了这个自认难答的问题。
“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扎根农村，但并不刻意把自己变成普通农民，这从我一直保持城市生活习惯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吃饭为例，我每天早上喝牛奶，午餐和晚餐准时定在12点和6点，这都与农民不一样。我的目标是把码头村作为一个点，零距离地观察和研究农村。农村孩子就不同了，他们掌握了一定技能，十六七岁出去，最起码干到三十多岁，家庭收入增加了，自己能在外成家就成家，农村人口不就顺理成章地转移出去了吗？”
说到农村和城市的生活习惯之别，我们又想起一件趣事。一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对他的城市生活习惯很不以为然，说：“他睡得晚，起得也晚，我们七八点钟吃早饭了才见他起床。”
“那他晚上什么时间睡觉？”
“有时候快11点了才睡。”
11点的山村肯定万籁俱寂，但这位农民或许不知道，那正是丰富多彩的城市夜生活的高潮时段。看来，这种不和谐还将伴随戈卫的晚年生活而无法消弥。
近年来，在研究知青运动史的各类文字中，有些论者有一句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名言”：“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倘若这些人听到作为六八年人之一的戈卫用朴实的语句表述的上述研究心得，真不知他们将如何自处？
“老魏，你老伴都给他做了哪些城里饭？”虽然是为了转移话题，但话一出口，连我们自己都感到问得唐突。
“哪儿有什么城里饭啊？还不是我们吃了多少辈的面条、搅团、玉米糁子。戈卫到码头，事情没少干，苦也没少吃。即使现在已经成了个小老头，作为退居二线的中国级别最低的领导干部，他仍然为码头的发展日思夜想。他干得咋样，看看省林科所几位专家的态度就知道。十几年前，我们从杨陵农科城请来这些专家帮助发展杂果，每次住三四天，议定付给报酬200元。后来，专家们看到戈卫为农村建设贡献终生，深受感动，说什么也不接受报酬，连杨陵到宝鸡的火车票都自掏腰包买，只需我们去车到宝鸡接一下就行。但有些人不知为啥就是反对他，时不时地给他使绊子。扎根农村，说他有政治野心。难道当农民也能算野心吗？我看那些人才真是有政治野心，他们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却不见谁来扎根农村。‘文革’结束后，又因为那封著名的致敬信，连脑子都不动一下就说他与‘四人帮’有牵连。”
老魏显然是动了感情，一双大手连连挥动：“其实，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他参加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毫无政治背景。1975年那次虽有江青干扰，可会议是由邓小平掌舵的，毛主席也是肯定了的，谁能从那封信中找出一星半点错误来？1976年年底那次会召开时，‘四人帮’已经到监狱里去了，他怎么和人家牵连？”
真是逻辑严密、义正词严！眼前这个慷慨激昂的农民演说家，难道不正是戈卫扎根农村的一个副产品？谁能算得清38年来，码头村的几代农民中有多少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接受了戈卫带来的多少新鲜思维和信息的熏陶？这也证明，知青和农民事实上互为先生和学生，双方都在教育着对方的同时接受着对方的教育，彼此地位完全平等。
 说到与“四人帮”的瓜葛，与戈卫同为知青先进人物的杨占春倒确实受到了他们的牵连。这个同样来自西安的知青被分配到与码头隔一座大山、位于秦岭南麓的凤县某村。他与戈卫很熟悉，凤县产的“大红袍”花椒又闻名遐迩，后者便请他送来一批花椒苗，只是由于码头农民不愿种植而作罢。一天，他在背建房木板的路上遇到一头威胁到一名女知青生命的熊。为了保护这名女同学，杨占春奋然以所扛木板为武器与熊搏斗，结果与熊一起坠落山崖，最终，闻讯赶到的群众救起他并赶走了熊。此事使普通知青杨占春顿时名声大振，不但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而且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没有满足组阁野心的江青出于“政治表演秀”本能，与包括杨占春在内的一些知青代表挽着胳膊照了一张合影。后来，合影成为他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铁证，被下放到黄牛铺公社“挂职”任副书记。直到80年代，宝鸡市一位领导担任了省计生委主任，潦倒的杨占春才被他调到手下，得以离开差点献出生命的大山而回到西安。
魏文杰自然不会看出我们的这个联想，依旧抒发着自己的愤怒：“一直到1987年，来了一个扶贫工作组，呆了将近半年，其它工作都没干，却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在查戈卫修水电站时的账务上，说他有经济问题，喊着口号开他的批斗会。批来斗去，最终证明他是清白的，工作组尴尬得差点离不了村。”
戈卫竟会有当今如同流行病一般的经济问题？——已经在村民中作过一些调查的我们差点喷出口中的水。许多村民总结过戈卫的“两个不爱”：不爱城市不爱钱。曾经两度出任码头小学校长的杨清有举的一个例子不仅说明他不爱金钱，而且压根儿就不会花钱。前年的一天，他和魏文杰一起去宝鸡，看到一个小吃摊上卖馄饨。整天价吃老三样的戈卫想改善一下生活，俩人便在摊上坐了下来。吃完饭，戈卫把嘴一抹起身便走。老板忙喊他：“你还没付钱呢！”戈卫头也没回，朝身后一指说：“朝他要吧！”等老魏赶上来，他问：“一碗馄饨多少钱？”老魏答：“两块。”“这么好吃的东西咋这么便宜？”戈卫停脚若有所思，似乎在为小吃摊老板惋惜。
戈卫不带钱、不会花钱源于他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打他59年前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整天忙于工作的父母就请了一个保姆，因此他从来也用不着自己花钱。这位替他花钱的阿姨一直在戈家生活到90岁时辞世，临终前的4年，戈卫的妹妹反过来给她当了保姆。戈卫下乡后，父母来到码头，常给他留下一些钱，但却不是交给他而是给了魏文杰。与钱一起留下的话是：老魏若用就自己支取，戈卫要用由老魏根据用途付给。如此长年累月，戈卫也就懒得去懂理财之道了。现在，他每月千余元的工资都存在信用社里，自己也搞不清拥有多少财富。每逢出门，终日孑然一身的他似乎需要热闹一下，最少都要带一个伴儿，购物付费之类事情自然有人代劳。
这样一个视金钱为无物的人竟然会想到去“贪污公款”，岂非天大的笑话！
“扎根之路这么坎坷，你难道一点都不后悔？”我们又把目光瞄向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的戈卫。
“38年间我始终无怨无悔。按常理，喊‘青春无悔’口号的应该是后来成为成功人士的当年知青，我似乎没有这个资格。但我的‘无悔’是发自内心的，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以‘苦难是一笔财富’来反衬自己的成功。”戈卫的语气依旧平静。
几十年之后审视这个拥有1700万之众的庞大群体的走向，可以看出，当年知青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一、社会精英或曰成功人士；二、普通的返城知青；三、因各种主客观原因主动或者被动地扎根农村者。其中的第一类主要存在于政界、商界、学术、文化、艺术界。他们中，身为高级官员者由于下乡经历意味着拥有了解民情、艰苦环境的锻炼、具有与下层民众的亲和力等优秀素质而从不避讳甚至刻意宣扬这段经历；商界精英们则常被自己曾经慷慨地对依然贫瘠的“第二故乡”作出过不图回报的投资而感动，内心涌动过超越功利的豪情和侠义；文化精英们更为痛苦的底层经历给自己提供的创作灵感和对社会的洞察力而感恩。他们受益于青年时期的磨难，举起“青春无悔”的大旗当在情理之中。
与这些创造了“劫后辉煌”者相比，那些普通得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也无从寻觅、其整体状况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平均水平的最大量的知青群体，则普遍不认同“青春无悔”这个口号。他们中为数众多的下岗、内退职工，当年曾如同电视剧《家有九凤》中那个在北大荒插队的初七凤那样，一遍又一遍唱过“站在山沟望一望啊，我心里闷得慌；站在城里望一望啊，我心里亮堂堂”。然而曾几何时，当他们在故乡蓦然发现自己已被熟悉的城市边缘化成农民工一般的外人时，心里又怎么能够“亮堂堂”？站在城里望一望，他们望见的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私人轿车洪流和难得在其门口“望一望”的富人区，又怎么能够对那段经历“无怨无悔”？
至于那些终日“背天面地”的新农民，他们活得更其沉重。人们看他们的眼神中，无一例外写满了同情和怜悯。
对这后两类人中的绝大多数而言，上山下乡毫无疑问是一场噩梦，他们曾经和正在置身其中的农村简直就是一座炼狱！
2006年1月2日的《南方日报》报道说：“这是一个浸透着幸福的时刻：大年二十九一大早，当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冒着蒙蒙春雨赶到清远市清城区，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送到10位困难老知青手中时，他们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上月23日，《南方日报》一篇关于困难老知青的报道引起了蔡东士的注意，10名困难老知青挥洒青春、扎根农村的经历，以及即将面临的晚年生活安置牵动着他的心。昨天早上，尽管素未谋面，但蔡东士与这些老知青相逢时像老朋友般熟悉。蔡东士代表张德江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也代表老知青们，向困难老知青表示慰问，细致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身体情况，并送上了慰问金和春节礼品……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光荣。’困难老知青握着蔡东士的手感动地说。蔡东士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当年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历史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留下了难解的情结。知青在特殊年代做出的特殊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党不会忘记。人们常说青春无悔、英雄无悔，我们还要说知青无悔。”
多么动人的场面！蔡东士副书记是真诚的，他已经为困难的“扎根派”做了能够做到的一切，但“知青无悔”的提法显然不能为这个群体所一致接受。
我们特别注意到，慰问团成员中还有5位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其中4位是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体的领导，一位是企业家。记者写道：“这些老知青也来到困难知青身边，与他们一起回味当年战天斗地的青春岁月，送上问候与鼓励。”
过程当然真实，报道也只能这样写。然而我们还是不免想到：知青中这两类境遇形成巨大反差者不以这样的形式谋面是不是更好？几十年之后，邓贤就真诚地说过：“（返城时的心情）再一个是痛苦。我不是签过什么扎根派吗？进入云南大学，面对送行的留下者，不敢回首，不敢看他们的眼睛，灰溜溜跟逃跑一样。”我们这位固执得有些不近情理的主人公，在听到笔者转达的有人为之一洒同情之泪并要来看望他的愿望时，就曾断然拒绝道：“请告诉大家不要打扰我的平静！”
对人类共有的恻隐之心毫不领情，心静如水，戈卫的“青春无悔”才是一面绝无功利色彩、没有丝毫污物的大旗。
“你的住房实在太破旧了，没有考虑过盖一套？”对这个大约是全国“硕果仅存”的知青点，我们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我不太关注房子问题，只要不冷、不热、不漏、不倒，不是危房，就可以住。当然，它肯定得拆，因为占了村里规划的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有一天这个知青点从地球上消失了，戈卫也仍然是一个码头人！”
闻听此言，我们不由想起了王凤莲与戈卫开的两个玩笑。这位生性活泼的大嫂与这个城里来的兄弟几乎无话不说。一次，她对戈卫说：“如果你早招干走了，现在说不定是个大官，咱码头村不就沾大光了吗？”戈卫却认真地说：“我就没有想过当官，这个假设不成立。”还有一次，王凤莲说：“我们祖祖辈辈是这里人，死了也有地方埋，你死了往哪儿埋呀？”
戈卫依然认真。他反问道：“村里那么多杏园，哪儿埋不下一个戈卫？”
据媒体报道，我国实施的一项新政策正在催生出又一波知识分子下乡潮。2006年7月，农村许多乡镇将迎来两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此后5年内，将有10万名知识分子陆续下到乡村。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八部门联手出台的这项“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扶贫）计划，将求解城乡人才布局失衡，带动社会反哺农村。笔者之一的金建斌正是在“突破西山”中被派驻码头村扶贫的干部。由此可见，年近花甲时仍形影相吊的戈卫并不孤立，农村对知识分子的需求是迫切而永恒的。戈卫1972年参与“打底子”的那条进村砂石路最近由金建斌参与“铺面子”的巧合也极具象征意义，表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之路是一条永无尽头的接力跑道。
雨声透过窗户传进来，光线越发昏暗。一看手机，时间已到6点半，我们顿时为自己破了主人的规矩而不安，连忙起身告辞。
大家往两个方向走去。我们朝东，去王凤莲家吃晚饭；他们奔北，目标是老魏家。在泥潭里滑了几下后，我们用力站稳，回身朝那个白得耀眼的门口望了一眼。此刻，那双被王凤莲的女儿称为“啪哒鞋”的黑布鞋不在那儿，但我们知道，它还会出现在那个只属于它的固定位置上。再往北看，两只花伞缓缓移动在雨雾中。令人惊异的是，在土坡上渐行渐远的两个高大身影竟然一步也不打滑！
 原文载于《报告文学》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徐晓珂
——题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