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河子地区公安局看守所里，关着一个重犯，她打死了三个人。可是奇怪，群众却大多同情她。不少人说她没有民愤。有的说：“这个娃娃可惜了！”连看守所的人也反映：这个犯人很老实，不象一贯作恶的。 审判员提审了这个犯人，我们在场。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青年。看上去庄重、矜持。问她为什么要杀人，她情绪激动，说话哽咽，不时掉泪。审问进行了一半，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气。审判员看她憋得难受，就让她出去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们去找她，只听她一个人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她为什么这样痛苦呢？她为什么要杀人呢？
 1985年12月，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审蒋爱珍杀人案。图为蒋爱珍在被告席上（来源：资料图） 缘 起
她名叫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后，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被推荐到一四四团医院当护士。她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七六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蒋爱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蒋到医院后，她哥哥嘱托张国政，要象亲兄妹一样关心蒋爱珍。张国政热心帮助蒋爱珍进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关系因此比较密切。 一四四团派性严重，李佩华、谢世平（都是党员）和医院个别领导人，同张国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十七日晚，张国政和另一个人曾一道到蒋爱珍卧室（外科值班室），嘱咐她路上应注意的事情，然后即告别回家。李佩华，谢世平妄断这天夜里张国政要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在副院长粟某的支持下，行动起来。半夜两点多钟，谢世平叫了钟秋等六七个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门窗、周围过道以及张国政家（紧挨医院）的大门，处处把住。然后哄使一个护士，诡称要纱布抢救病人，叫开了蒋爱珍的门。谢世平闯进蒋的卧室，四处搜查，不见张国政。蒋爱珍陪护士在另一处取了纱布，回来时发现谢世平。打过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门外，蒋爱珍发现在黑暗处李佩华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怀疑。因卧室里放着九百元钱，她害怕这些人偷钱，决定向支部反映。支部书记家离医院远，她就去找张国政。张从家里来到值班室，正查问情况，李、谢突然闯入。张国政问：“你们干什么？”李佩华回答：“我们来抓鬼？”张国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叫来，说明刚才发生的情况。支部问了有关人员，又查看了蒋爱珍的卧室，未发现异常痕迹。问李佩华、谢世平时，他们支支吾吾，只说“我们失败了！” 十八日清晨，谢世平去团党委，捏造事实，诬说张国政昨晚在蒋爱珍房里干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钟秋就到各房间游串，散布昨夜张国政在蒋爱珍房里鬼混。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商店、学校等处纷纷传出：昨夜抓住了，……两三天后，李佩华、谢世平等几个人又传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见张国政从蒋爱珍的卧室出来；有人看见他闪进自家的门，等等。谎话陆续补充，越来越圆全，以后成为领导上逼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 会计傅冬勤对李、谢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华谈。李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干成啥样就啥样。弄不倒也要弄个臭！”
发 展
三月十八日，蒋爱珍没有起床，气得直哭，也不回家探亲了，还要求组织上给她澄清事实。绝食三天，最后她哥哥来劝了才复食。她从床上起来以后，勉强工作，跟谁也不说话。 一天下午，谢世平、钟秋两人在走廊里大骂张国政，诬蔑他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穿着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语不发。 晚上，蒋爱珍独自在值班室里。突然，哇的一声，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总算把她弄回医院。两三个人按着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为什么不让我去接妈啊！——冤枉啊！”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人很多都淌下眼泪。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 初春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蒋爱珍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在旷野里转游了一夜。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医院的几个人开着一辆卡车寻到一个高坡边，发现蒋爱珍直直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瞪瞪，头发上几片枯草叶，脸上几道划破的血痕。哥哥喊她，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妈妈……” 这么一段经历，后来被李佩华等诬蔑为“装疯卖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会上“说清楚”。
“调 查”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团党委派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组长杨铭三是一四四团的副参谋长，主管医疗卫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张国政曾几次同他大吵大闹过。这次他带领工作组到医院，一开始就陷入派性，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复杂。 四月六日，团长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三·一七”事件放在运动中一起搞。 运动中，李佩华、谢世平等又提出了许多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的疑点，扬铭三要蒋爱珍一个一个说清楚。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从医院各处到团部招待所等地方到处张贴。许多漫画污秽不堪。 对“三·一七”事件，医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工作组一来，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这个问题受到打击或歧视的共有三四十人。 党支部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三·一七”事件倾向于否定。工作组把支委们看作“保张派”。运动中全体支委都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运动没有搞完，就被调离医院。医生牛素玲，仅仅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几句，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不仅要她写书面检查，还叫她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医院有个青年医生，同蒋爱珍谈过恋爱，一天，杨铭三走到他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说：“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 蒋爱珍的行动受到监视，人们都不敢接近她。后来，她发觉自己的信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医院里再没有人敢出来为她说真话了。
绝 望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三月十七日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三月十七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过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 八月五日，在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三月十七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八月六日晚上，去找团长诉说冤情。团长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往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望了。 党支部整党进行了一个月，在要不要再开蒋爱珍的会的问题上，工作组内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张不要开了，杨铭三和另一个工作组成员坚持要开。杨铭三还亲自通知本来不参加整党会的钟秋等三四个“有关”的人出席会议。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支部书记徐进义同志劝告杨铭三：“蒋爱珍的会不要开了，更不能让钟秋等人参加。这样搞下去越搞越乱，工作组会上当的。”杨铭三不听劝告，照样布置开会。 二十六日下午开会。蒋爱珍根据杨铭三出的题目，对“三·一七”事件、“装疯卖傻”、同张国政等上山打猎等问题说了一遍。李佩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最后，拿出一份他和谢世平署名的报告宣读，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过去已向团党委交过一份）。读完，将报告交给了杨铭三。粟副院长在发言中说：“你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烧嘛！”会上，好几个人对蒋爱珍说了一些下流的、侮辱性的话。钟秋还指手画脚地嘲笑、挖苦她。 在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也曾这样侮辱过蒋爱珍。那个下午，蒋爱珍头也没有抬，眼泪滴滴往下掉。这一次，她一反常态，一下午直直地坐着记笔记。听到荒诞、下流之处，还微微地现出蔑视的一笑。好多人为她这种反常的表情吃惊。杨铭三在会上表扬李佩华等发言积极，批评了不发言的人。最后说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还没有完。
拚 命
二十六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二十八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她终于作出决定：“同他们拚了！拚一个算一个，拚两个赚一个……”她从箱底里翻出过去打猎、打靶留下的八颗子弹，又仔细拟定了要拚杀的对象。二十九日晨，她领到一支步枪，悄悄压上子弹。走到内科门口，对准李佩华说：“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欲打另一个医生时，门被推上，未打成。她直奔外科走廊，见钟秋正跟人讲话，举枪便说：“叫你造谣！”话落枪响，将钟秋击倒。李佩华的爱人戴淑芝闻声出来问：“咋啦？”蒋爱珍说：“咋啦，叫你造谣！”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门，撞见一个参与“抓鬼”的医生走来，举枪就打。这个医生慌忙奔逃，一弹未中。蒋直奔宿舍，欲找别的打击对象，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了。
余 事
蒋爱珍打死人以后，一四四团立即拘留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的指使者。关押九十二天后，又把他放了。一四四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运动中，应定为“反革命杀人”。对被杀的三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一个月以后。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并送花圈。这些做法引起很多群众不满。至今，原一四四团团长仍然坚持：“三·一七”事件虽然可以否定，但蒋爱珍是“反革命杀人”，被杀者是“烈士”。 蒋爱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去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最近，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 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这件事牵涉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作决定。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区震动很大，议论很多，可以开庭审判，可以让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附 记：
蒋爱珍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蒋爱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绍兴知青，因被人造谣“作风问题”（“作风问题”在彼时可是极为重大的“帽子”，足可压死心理脆弱者），而受到严重伤害。她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以保护自己的名誉，但都未果。在无法捍卫自己名誉、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蒋爱珍开枪击毙3人。 1979年10月《人民日报》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一文长篇报道此案后，蒋案引起了全国轰动。人民日报五个月内收到各阶层人民来信一万五千多件，这些来信从不同角度提出：蒋爱珍杀人犯罪，应依法惩处；但她不是反革命分子，希望从轻判处；对诬陷蒋爱珍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石河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也收到大批同样性质的人民来信。人民群众的建议受到尊重（当然主要还是由于案件的性质和情节），蒋爱珍一案被重新审处了。 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杀人案开庭公审，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此之前，诬陷、侮辱、迫害蒋爱珍的人员已分别受到行政、司法处理。 蒋案引起了全国轰动。不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蒋爱珍，支持终审判决，而且在北大法律学系的多年刑法学课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论证过此案终审结果在刑法规范、法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
原载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家庭》1997年第10期：连杀三人的知青蒋爱珍为什么没被判死刑 作者：凌愉
1978年，在我国新疆发生了蒋爱珍女士连杀3人的重大案件，案发后人民日报和石河子法院在5个月内收到2万多封各界人士来信，要求基于蒋爱珍是义愤杀人应予轻判。后来新疆高级法院作出了不予死刑的决定。此举深得人心，对缓解当时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她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蒋爱珍出狱后，我两次到她家里做客。 第一次到她家里，是1992年9月，那时她刚出狱2年多。 她年迈的母亲坐在一张矮矮的有靠背的竹椅上摘豆角准备午饭，见我们进来，便热情地沏茶让座。她已经77岁，但耳聪目明，她看了看桌上的钟，忙说：“爱珍一会儿就回来吃饭。你们先坐坐。”果然不多一会儿，蒋爱珍回来了。眼前的蒋爱珍，穿一身白色连衣裙，细心烫卷的短发，白色的高跟鞋，身段苗条，端庄大方。人们怎么也看不出，她曾经干出那惊天动地的杀人案件。饭后，在她的卧室里坐了一会儿，她便领我们去看她工作的单位。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这几天正在街道上给孩子们打防疫针。我们走过几条充满江南水乡气息的小街小巷，来到她的工作间。只见工作台上堆放着许多针剂和针管、棉球，办公桌上放着几本医药书籍，玻璃板下压着一张贴有她半身相片的《学员证》——她正在上中专函授班。蒋爱珍自信地笑着说：“过去荒废了很多时间，学习知识对我太重要了。”
青春岁月，她曾是军垦一枝花
1972年，16岁的蒋爱珍初中毕业后告别了养育她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市，由哥哥蒋根土接到新疆石河子，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8师144团场一营一连落户，当了一名军垦战士。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姑娘不但聪慧勤劳，干起活来还很泼辣。挑土，赶车，修水库，摘棉花，这些大多是男工干的活儿她也抢着干。抗旱，她一挽裤管跳到雪水中，在渠底一勺勺抠那泥水，一担担挑到大田中，一根红柳扁担磨得油光锃亮。定甜菜苗，一干几小时不直腰，竟累得趴在地头。到了节假日，她总在伙房帮助洗洗涮涮，给军垦战士缝缝补补。勤劳的汗水博得人们的信任，周围的人们逐渐喜爱上这个身材修长、高鼻梁、深眼窝的健美姑娘。 不久，她以先进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团共青团代表大会。1973年5月，也就是她当上军垦战士一年后，加入了共青团，同年出席农8师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4年，农场医院招收一批护理员，她被推荐到短训班学习，结业后留在团场医院当护理员。1976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医院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那时她才20岁。在一次全师的表彰大会上，一位领导同志握着她的手说：“蒋爱珍呀，你是我们军垦的一枝花啊！” 正当她一步一个脚印端正地走着自己人生之路时，厄运走近了她。 十年动乱，扭曲了人们的灵魂，少数人为了小派别、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地争斗。在你争我夺的内耗中，谣言的污水泼到了蒋爱珍头上。一个努力上进的少女，洁白无瑕，视名誉如生命。但毁谤击倒了她，她失魂落魄，形容憔悴。在受到百般折磨而又求告无门、陷于绝望的情况下，她利用国庆前夕民兵实弹比武的机会，拿起了一枝步枪。于是，1978年9月末的一天，不该发生的惨剧发生了，曾用言语、大字报和漫画伤害过她的3个人先后倒在血泊中。 蒋爱珍成了杀人罪犯，她理所当然地被逮捕了。
她的犯罪引起世人瞩目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登出长篇通讯《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在这篇7000字的文章中，用“缘起”、“发展”、“调查”、“绝望”、“拼命”、“余事”等6个小题，全面介绍了蒋爱珍杀人案的前因后果。《人民日报》还发了近300字的编者按语。从此，她的案件为国人所知，为世人所瞩目。 蒋爱珍最初被定为反革命杀人罪，死刑；尔后改判为报复杀人罪，无期徒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剧场开庭公审。笔者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参加了事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并对蒋爱珍、法官、律师都进行了单独采访。 这次边城百万市民人人关注的为时两天的公审中，终审判决蒋爱珍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这时，蒋爱珍已经在石河子监狱关押了7年零3个月。 参与诽谤诬陷蒋爱珍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追究和处罚。 蒋爱珍在狱中收到了大量信件和包裹，得到广泛同情。人们不是同情或支持她杀人犯罪，而是因为大家对“文革”期间遗留下来的那种诽谤诬陷人、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的风气深恶痛绝。 蒋爱珍在高墙内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虽幸免一死，但代价惨重。 蒋爱珍在狱中和法庭上痛切地追悔自己杀人的罪过，向法庭表示，出狱后愿意照顾被害者家中的老人，并要求法庭释放因参与诬陷她被捕入狱而身患绝症的人。 森严的法律使她大梦初醒。 公正而善良的人们的关心和鼓励，使她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由于蒋爱珍在狱中认罪表现较好，提前获得释放。 噩梦醒来是一个新的早晨。
获得新生后，她渴望平静地生活
1990年7月，蒋爱珍回到故乡绍兴市时，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使绍兴市这座古老的江南水城显得生气勃勃，一片兴旺繁荣。蒋爱珍16岁离家到新疆，转眼之间已经18个春秋，小城变得年轻、漂亮了，但母亲衰老了。蒋爱珍自己心中伤痕累累，可说是身心憔悴。70多岁的老母亲把蒋爱珍紧紧搂在怀里，一行行老泪滴落在34岁女儿的脸颊上：“妈妈再不让你离开了，妈妈讨饭也要把你带在身边……” 蒋爱珍给绍兴市人民政府来信来访办公室写了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的信引起了重视，被安排面谈。 信访办的同志听取了她的陈述和要求后，审查了她的狱中表现的材料、她的提前释放证、她的作为劳改积极分子所获得的奖励，以及关于她的经历、她的犯罪经过，她的案件在全国引起反响的报道，其中包括笔者1988年10月发表在《法律与生活》刊物上那篇《蒋爱珍杀人案始末》。审查了这些材料后，绍兴市市长作出了由公安局为她落户、由卫生局为她安排工作的批示。1990年10月，蒋爱珍的户口由新疆转入绍兴市。这期间的一个晚上，蒋爱珍到卫生局长家里商谈工作安排的事宜，正巧来了一位中年男同志向局长请示工作。局长介绍他认识在座的蒋爱珍时，他兴奋地与蒋爱珍紧紧握手，说：“1979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对你的案件的报道，我当时在部队当兵，我给你写过信，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  蒋爱珍与82岁的老母亲在一起（来源：资料图） 这位男同志是某医院的院长。他对蒋爱珍说：“欢迎你到我们医院工作。好吗？”卫生局长也很高兴：“有你院长拍板，那蒋爱珍过两天就办手续到你们医院上班。”蒋爱珍去到这所医院后，默默地工作，平静地生活。她与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骑自行车上班来回只需几分钟。穿过两条窄窄的小巷，便是她三哥蒋阿龙的家，三哥三嫂对她都特别关心，做了点好吃的也要通知她。走向了新的生活，蒋爱珍心情很舒畅。她感谢国家改造犯人的政策，感谢许多人对她的关心，她要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报答大家。她与同事友好相处，碰到脏活苦活抢着干。很快，她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受到了好评。1991年度，她被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1992年7月，医院与台商合资建立了一个清洗剂厂，领导上经过研究，任命蒋爱珍为厂长，并在《厂况介绍》中印上了她的名字。蒋爱珍对院长恳切地说：“我干点具体工作可以，但要我当负责人，甚至把我的名字印在说明书上，我不同意。我不要任何出头露面的事情和机会。”后来领导上接受了她的意见，将印好的说明书全部废弃。与此同时，蒋爱珍谢绝一切来访。 她渴望平静地生活。
她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
蒋爱珍回到故乡绍兴市时已经34岁，许多人关心她的婚姻。在服刑期间，她曾收到100多封向她表示爱情的信，但蒋爱珍从未加以考虑。回到故乡后，朝夕有母亲哥嫂相伴，她心情舒畅了，开始注意打扮了。这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走在大街上，常常引起一些男士注目。不久，她身边就出现了几位向她表示爱慕的男性。但她还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小高。小高比她大两岁，聪明朴实，曾在北大荒接受再教育，也经历了不少坎坷。他知道蒋爱珍，同情蒋爱珍，认识蒋爱珍后又深深地爱着她。经过半年多的恋爱，他们确定了关系，于1992年国庆期间举行了婚礼，建立了小家庭。结婚前夕蒋爱珍带着幸福的笑容，领着笔者到她的新房做客。这是市内花园小区一套约50平方米的新宅，小高花费了近2万元把新宅仔细装饰了一番。小高和蒋爱珍一起为客人递烟沏茶。天气很热，他们拉开时髦的百叶窗，窗外飘进一阵花香，青绿的芭蕉树和盛开的鸡冠花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主人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日子过得很快，待我第二次来到绍兴市在蒋爱珍家里做客时，已是5年以后的事了。 1997年5月下旬，笔者出差在杭州逗留期间，再次往绍兴市造访蒋爱珍。在她家刚坐几分钟，小高提着一只活鸡和一筐枇杷也回来了。于是宰鸡，做饭，屋子里充满温馨。吃饭时，蒋爱珍的三哥蒋根土骑自行车来了，蒋爱珍心爱的小儿子淘淘也由一位带他的阿姨送回家来了。小儿子一进家门便扑在蒋爱珍的怀里。淘淘今年快4岁了，天真活泼，有几分帅气。蒋爱珍是一个幸福的母亲、幸福的妻子。尽管家里有几位客人，她的手脚几乎没有闲过，非常麻利地干这干那。小高慢慢地喝着啤酒、抽着烟，与我们谈他的事业、他的收入、他调皮的儿子。 江南小城的夜晚是非常美好的。我望着大街上闪烁着霓虹灯的商店以及喧闹的小商摊，望着夜幕下数不清的万家灯火，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叹。人生，社会，政府，法律，周围的种种环境，对一个人短暂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啊！ 但愿正直善良的人们都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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