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老了。老了的知青结伴儿，掀起了一股回访当年下乡村庄的热潮。他们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然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当过老师的知青——闻讯的学生从各处赶来把老师团团围住，尽管相隔三十多年了，有些学生老师已辩认不出，叫不准名字了，可学生们拉着老师的手，亲近得仿佛从没离开过似的，争着述说当年老师教导自己的一件件往事，其细节清晰得触手可及，而老师微笑着摇着头，“回想不起来了”；夜深了，村镇已一片宁静，露水也悄然降临，可学生们的话远远没有说够……第二天，太阳刚露头，学生们又来看望老师了……    

 

  

    老师没睡好。在旅店的床上辗转难眠，当年的小毛孩，有的还挂着两行鼻涕呢，如今已人到中年，正英姿勃发，成了农村各行各业的中坚，各级领导中，知青教过的学生也为数不少，有的还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他们对老师说了许多话，其中有一句是相同的：我们的人生和知青息息相关，我们有今天，很重要的是受到了你们的教育和影响，知青老师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谢谢老师！     

 

   

     ——老师的心能平静吗？他们没想到，当年走上简陋的讲台，日后会产生如此的效应！     

 

 

     四十多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势汹涌，两千余万城里的中学生下到农村。他们中有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等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很快被发现，不少人被抽调到了教育岗位，许多学校知青教师还成了主体。这在当时是件平常的事，并没意识到这其中有什么含义。随着岁月的沉淀和实践的昭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清楚了——这在我国农村的教育史上称得上是件破天荒的大事，其意义当然已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落后，贫穷是一个原因，更为突出的是师资薄弱；而中小学教师短缺，在全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好教师更是“稀缺”，很难配置到农村，更别说大量分配到农村了。而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如北京的四中、八中，上海的上海中学、师大二附中，天津的男一中、女六中，哈尔滨的一中、三中等等，教育质量全国闻名，根本原因是师资好，教师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名师指点之下，学生焉能不强！香港大学曾对文革后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如著名音乐人谭盾、陈钢等做过调查，他们的高中全都在重点中学就读。可见重点高中对人的一生之重要。现在，随着“上山下乡”，大批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来到农村，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然而这难道不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天赐良机”吗——他们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综合素质，为充实农村教师队伍，大面积提升农村师资水平，培育农村人才和提高农村劳动力水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是的，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他们中高三的学生绝大部分早已坐在大学的课堂里了。当时报考大学的志愿已开始酝酿，个别学生甚至已被确定保送出国留学。然而就在这时，风起云涌的“文革”，把教育和高考统统作为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批倒批臭，随后一声令下，“废除高考”，学生“上山下乡”。正常的秩序被瞬间扭曲，国家的命运和学生的命运发生了巨大逆转。

 

       

    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事物就是这样的复杂和多面，对一部分人是坎坷，对另一部分人竟会是“意外的惊喜”——知青的学生就自诩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受益者：要不是这场运动，我们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来那么多城里的学生呢？我们怎么会碰到这么好的老师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北京、上海这些外面的世界呢？如果说幸运，有什么比正要学知识的时候碰到好老师更幸运的呢？因为这是事关一辈子、甚至更为长远的幸运！当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思想很“狭隘”、很“自私”，甚至可说很“残酷”，因为它是建立在老师乃至国家“坎坷和曲折”的基础上的——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实，他们的那些思想是通过自身的感受“有根有据”地产生的。这些思想或许有失“偏颇”，有“局限性”，可在纷纭繁杂的现实生活中，这是很难避免的。

 

      

    这些知青没当过教师，也没来得及经受培训，就匆匆地站到了讲坛上。奇怪的是，一站上去，昔日母校老师的音容笑貌就来到了眼前，这些老师仿佛知道远行的学生在召唤自己，便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飘然而至，一招一式地指点着，新教师们“照猫画虎”，认真钻研，渐渐地自如起来了。知青老师的素养、学识和见多识广所形成的气场，很快弥漫了简陋的教室，昏暗的课堂于是变得明亮起来，穿透陋室和破旧门窗的寒风雨雪也似乎柔弱了许多。学生不再耷拉着脑袋，而是睁大眼睛，挺起身子，觉得好新鲜、好有趣、好有吸引力，于是尽情地吮吸着、呑咽着，压在心底的对知识的渴求之火，燃烧了起来；也不再“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了，不管酷暑严隆冬，都蹦蹦跳跳地来到学校。他们的父辈也变了，再也不说“孩子只要识几个字能干活挣钱就行了”，而是叮嘱孩子跟着知青老师好好学，多读书，将来有出息。

 

      

    景况就这样迅速地改变着。它彰显着文化、知识和文明的巨大威力——即便在那荒诞的时代！担任教师的也不局限在重点中学的高中学生，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多的知青站到了讲坛上。但在知青大军中，他们仍属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确是“份量”颇重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使者，是知青在农村播撒文明种子的代表——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

 

 

 

 

    那时我在下乡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事新闻工作，以后又当新华社记者，接触了不少知青的学生，他们都诚挚地把知青老师称作自己的领路人。有个后来成了黑龙江农垦系统团委负责人的小伙子对我说：他的老师是杭州知青，他给了我知识，更培养了我读书和思考的习惯。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他指导我阅读，那里成了我的第二课堂。高考恢复后，老师考上了浙江大学，临走把书都留给了我，凭着老师的教诲和这些书籍，我考上了大学。后来我的妹妹把书接过去，也考上了大学。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人除了父母没几个，我把知青老师排在头一个。交谈中，还有一点令我颇为感慨，当静下心来的时候，这些知青的学生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如果没有知青老师，我们会怎么样呢？——“很难想象！”他们说，因为那是在文革的昏暗岁月，又处在农村偏僻贫穷落后的村落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个从没走出过这方角落的七、八岁到十来岁的懵懵懂懂的孩子的心里，无疑是空落和苍白的，要不是知青的“突然”到来，带来了清新的城市文明之风，一些知青又当了我们的老师，打开了我们的心灵之窗，我们差不多都会重复上辈人的生活，走在他们走过的路上。但，我们的“受益”，毕竟是在异常状况下的“偏得”，是偶然的，不符事物发展的规律。知青的学生们祈盼城里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农村来，因为城乡差别仍然很大，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带动，但决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采取“一刀切”式的极端措施，不能重复一部分人受益是以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受损害为代价的蠢事，而是在正常和谐的社会环境里的城乡交融，携手并进。他们的这些思虑，是随着岁月的过往和阅历的积累，渐趋清朗起来的。 

 

      

    不久前，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我得到了一个令人分外感奋的数字。那里是当年接纳知青比较多的地方，我国第一座颇具规模的知青博物馆在那片黑土地上建了起来。馆长刘树新也是知青的学生。他告诉我，在他们征集展品的过程中，专门就全国的“知青老师”做过粗略的调查，从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9年知青返城，十余年间走上教师岗位的知青共教了约10届农村学生，学生总数加起来约有一千万！我听了，心不禁为之一震！一千万，多么了不得的一千万啊——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阿拉伯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一千万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什么比培育了那么多农村的新一代更值得知青骄傲和欣慰的呢？！更何况，这“一千万”正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在影响着自己的子女，影响着周围的人，影响着我们的社会……

 

      

      知青老了，离开那片土地也有几十年了。然而似乎能感觉他们的身影仍行走在那里的山山水水之间，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学生，学生传承了他们的气息……是啊，种子播下了，怎么会不开花结果呢？

 

 

 

 

 

 

      张持坚，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5月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0团10连，后调至营、团任报道员和新闻干事。再后，调兵团报社任编辑。1979年10月，调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任记者，后任采编主任、副社长。1995年1月，调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1999年调新华社主办的上海证券报任总编辑。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上海证券报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