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到当年曾经奋斗过的厂里转悠，突然听到有人叫我，说是王桂英在到处找我。这里所说的王桂英，就是我的老厂长陈永明的夫人。我赶紧到她的住处。一进门，便看到了墙上挂着一张陈永明神气、帅气的照片，眼睛禁不住湿润起来。，我望着他的照片，久久说不出话来。陈永明生病走的时候，我已不在钢窗厂。好在，他离开时的前几天我还与他通了电话，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强忍着病痛与我通话时友好的语声。

 

　　我是79年知青返城后被陈永明从机械厂要到钢窗厂的。因为在插场期间，我曾从事过场办工业的业务工作。为了我能安心钢窗厂的工作，他特地将副书记石忠群搬走以后的空房分给了我，那是厂里最为奢侈的房屋。由此可见，陈永明对我厚爱的程度。

 

　　我到任钢窗厂时，钢窗厂正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水利部定点厂，由于一夜之间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整，使得厂里生产的钢窗不再具有计划调拨的优势。大批的钢窗材料积压在钢窗厂的大院里无法生产，厂里甚至花了几千元钱买来很多张芦席将钢窗料遮盖起来避免雨淋。另外还有上千吨钢窗料堆积在ZJ码头，无法运回。滞纳金有可能已经超过钢窗料的价值。厂里前景暗淡、职工们都感觉无路可走了，厂里部分设备已经开始转产电表。严峻的生产销售形势，意味着我来了以后需要做什么。我是一个经不住别人对我好的人，那怕别人稍许有恩于我，我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为了不辜负陈永明对我的期望，首先，我迅速排了一下千头万绪的轻重缓急。第一步，要想方设法将停放在ZJ码头的钢材运回。我找到一直不愿意找的我的姨父，时任ZJ市委副书记的姨父，在我姨娘的 “威逼”下，姨父同意出面，码头终于同意减免部分费用并且用船将钢材与我们运回。第二步，我着手抓了如何打开销路的问题。首先，我自己亲自跑信息、跑市场。由于一时不知道当时的钢窗行情，我心生一计，专门坐在当时比较红火的南京钢窗厂，假装购钢窗以了解市场动态并观察看有那些单位在购买钢窗。一天下午，看到一位来订钢窗的南京某船厂的工作人员，他订购量很大。我用眼睛描了一下合同书上的他电话号码及姓名并将其死死地印在脑子里。回到南京下关旅社处，我立刻拨打了他的电话，作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江苏省某钢窗厂的某人，水利部的定点厂。看到你厂订购钢窗的合同，希望你们所订的合同不要急于敲章；希望你能来我们厂看一看比较比较，如此等等。那知接电话的GXB还真的就到下关我住的旅馆来找我了。在当时不能报销招待费的情况下，我自主留他吃了一顿便饭，并给他一些承诺。他答应与我到厂里看一看。我大喜过望，一个电话打回厂里，陈永明和已经是党委书记的唐振明极为重视。第二天派出厂里唯一的嘎斯69吉普到南京来接我与GXB。到了厂里，厂里开发的优势副业吸引了他，他用厂里的电话向上级作了汇报，结果，第一批数十万元的合同就此敲定。从此某船厂成了我们源源不断地大户。

 

　　芦席拆除了，机器开始运转。接着我又在陈永明的支持下制定了当时江南还没有推行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并亲自带领魏殿俊、邹正章、陈永贤、孟繁春等几位销售员马不停蹄地攻下了附近几个城市。工厂终于摆脱困境、走上了繁荣，当然我也以此报答了厂长陈永明的知遇之恩。

 

 

 

 

 

　　生产上去了，钢窗的销路日渐兴旺，然而，立刻就出现了原料问题。大院积压的钢窗料一天天在减少，没有多久，便面临断炊的危机。此刻，才想起，悔不该与水利部失去联系。而当时，钢窗料非常紧俏，经常是一料难求。要想得到大批量的原材料供应源，唯一的办法只有重新与水利部物资处挽回关系。但是，重新攀上水利部的高枝又谈何容易，仅仅靠钢窗厂的自身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找到了水利厅主管工业的副厅长，因为，当初也是这个副厅长帮助我们拉起与水利部关系的。副厅长山东人，与我们厂长是老乡，人非常直爽。知道我们发生原料困难后，非常爽快地答应帮助我们跑北京。得到副厅长的支持后，我迅速向厂里进行了汇报，陈永明指示我，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专攻水利部，因为全厂职工的生存望着你，钢窗厂的发展在望着你。

 

　　从此，我便随着副厅长专跑北京了。老实说，那时跑北京，也带了点礼品，就是当时比较时尚的精品洋河大曲，上面印着一个仙女的8元一瓶的洋河。这种礼品要搁现在根本提不上嘴，门都无法进。我指望跟着副厅长到北京，可以一下车就有人接。那知，那年月，副部长都没有专车，司局长都是骑着二八自行车上下班。通讯也不发达，没有手机BB机之类的工具。带去整箱的洋河酒，需要自己拎，下火车后只得双手拎着，副厅长也帮着拎。酒很沉，两只手都勒出了很深的绳印。时下有一句名言：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不知道官小，当我与副厅跑了几家领导的门后，我才对这句话有了极其深刻的体会。一次，我们带了一点螃蟹到刚刚复出的某个领导家，保姆打开门，问是谁，副厅长说是江苏来的小Z，结果保姆只是将螃蟹拎进了门，却叫我们走了。这跑路子的艰辛一班人是体会不到的。

 

　　副厅长对钢窗厂的后来的重新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年月，也不能给领导回报。当我得知，副厅长是北方人，比较怕冷。所以我带厂里的木匠到他家将他所有窗子量了尺寸，全部在钢窗外加了一层木窗。那知，厅纪委知道后居然来调查此事。我说，我们主要是出于对从事过革命的老领导的一种尊敬关爱，在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干的，与副厅长毫无关系。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通过这件事后，为了对那些帮助过我们厂发展老领导负责，我与我们从事营销的同志讲，任何时候都不能出卖那些曾经为我们钢窗厂发展做过贡献的领导及朋友们。另外，我还对他们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送礼的时候不提任何要求；提要求的时候不要带任何礼品。

 

　　从此，副厅长对我比较信任，到那儿喜欢带上我，到厂里来检查工作时，事先就关照，除了小C不需要任何人陪。当然，重新赢得厅里的支持，与陈永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与他非常默契并约定：在家我听他的，我外出，他听我的。因此，凡在外面发生重大需要立刻办理的事情，他都全力支持我。我在北京整整停留了３７天，住在三里桥的水利部招待所，终于等到了董处长。他带我出席了白戴河会议，兰州会议，会议期间我帮他们搞材料，终于第一批材料到手了。那是部丹江口自己生产的钢窗料。我安排刚刚复员回家分在钢窗厂的许则明去提运。为什么要他去，我知道，提货的辛苦。需要找车从丹江口先运到汉江，然后再找船转运到家。许则明到丹江后，遇到的困难超乎想象，他连发了四封电报，说明需要如何招待等等，结果，我只回了一封电报：“如果再有电报回，发生的电报用由你自己承担”。果然，没有电报再回，材料也运回了。发生了４００多元的费用，我批了，财务科不肯报，我说，即使许一分钱也没有花，给他个人也是值得的。陈永明同意我的看法，财务科再没有话说，给报了。终于，钢窗厂再一次与水利部接上了关系。

 

　　也有人说陈永明专横、粗暴，容不得他人意见。其实，那要看对什么人。实际陈的性格就是嫉恶如仇。然而，他对朋友却是十分的热心和信任甚至两肋插刀，特别是对返城的知青。那一年，我随他到苏州，那些曾经在钢窗厂与陈共过事的苏州知青，如胡广石、郭宜南、连壁如、张永生等都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各家做客，从其真诚，可以看出陈的人格魅力。自从我到钢窗厂后，他对我非常放手，几乎从不过问我负责的那个摊子，也从不限制我的工作。我所做出的决定，他总是十分的支持。有一次，发往淮安市的钢窗，由于制作上出了问题：技术员李广明将波档错下成直档，结果，已经成为生意密切伙伴的对方有点为难，见此，随车的我，立刻决定将一车货运回工厂返工。回家后，我建议召开会议，追究这起质量事故的责任，建议无论涉及到谁的一律给予经济处罚。那知，居然也涉及到陈的领导责任。结果，他仍然支持我的做法，自罚了五元钱。

 

　　按理说，陈永明是厂子里主要负责人，又特别喜好一口，别人可以借此请他喝酒联络感情。然而，恰恰相反，倒是他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喝酒，加之他家大儿子陈农烧得一手好菜，妻子王桂英也非常好客。因此，他家时常高朋友满座。而请吃的花费全部是他自己的工资，没有使用单位一分钱。当然，那时的风气也正，人人非常清廉。有一次，江苏测总书记李义楼来，破例，公家出面招待并花了126元，结果还是有人捅到了纪委，纪委还下了个通报，是凡参加陪客的都退了赔。

 

 

 

 

　　由于知青纷纷回城，各个单位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大部分知青长期从事农业活对工厂的流水作业一时难以适应。，因此，现实给了我一个施展的机会，但是，我知道，没有陈的支持、信任，我仍然施展不开拳脚。我在陈永明的极力举荐下，上级也考虑到钢窗厂这么大的摊子，指望陈永明一人也确实担子太重，为此由范敬和代表领导口头宣布，由我负责后勤，陈丰祥负责生产，从此，我成了钢窗厂实际的二号人物。虽然，由于上级领导层之间对我的使用还存有分歧，特别是我公开批评了当时分管工业的副经理不懂经济、不懂工业以后，工业副经理有点恼怒，亲自找我谈了话，直截了当地摆明了他的观点，认为我辜负了领导的期望，他个人表示遗憾，以至，直到我调离钢窗厂，都未能摆脱他的套。当时，那些看好我的人，对此也表示惋惜。其实，我这人并不看重当官。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我就是那种适合做参谋长的人。虽然那时党委书记唐振民与我有着传奇般的友谊，私下也对我寄予希望，但刚刚担任一把手的他，面对着强大的地方势力一时也无能为力。由于钢窗厂取得的成就已经显露并且超越了其他工业单位，成为当地的产值利润大户。因此，钢窗厂的何去何从，已经显要地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

 

　　一次，在工业大礼堂召开的工业三级干部大会上，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代表厂里发了言。我的发言完全摆脱了空洞虚无的文字八股。提出工业的发展应当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好、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二十四字方针，发言后，很多代表纷纷走到我的面前，对我发言大加赞许。我注意到，后来，工业主管在许多场合中也在使用我发言中的一些内容，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当我准备支持陈永明大干一场时，突然，一场不公正的政治行为使得这个理想遭受破灭。陈永明被调离了钢窗厂。从此，钢窗厂陷入了一场人事之争的漩涡。

 

　　果然如工业副经理预言，陈永明调离钢窗厂到食品厂上任后，领导没有对我作出任何安排，而是由外单位派员来摘桃子了。但没有想到的是，上级提了机械厂的戴方俊到钢窗厂任厂长，而在这之前，已经宣布了某种关系核心圈成员的徐成洲来钢窗厂担任副厂长，明摆着就是接替我的工作内容。一直从事机械修理的戴刚来后由于一时对钢窗的业务不熟悉，加之我们俩原来在机械厂一个车间干过，那时他是主任，我是车间统计，彼此关系还不错，因此，开始与我合作还好。但是，没有多久，上级又派来了书记，那是由工业科的副科长崔石仙亲自出任，崔也是关系圈中的核心。崔一上任，便给了我下马威。尽管如此，我对崔还是敬重的，他毕竟是比较正直的人。一时间，钢窗厂的班子全部由空降部队占领了，成了钢窗厂自建厂以来最强大的领导班子。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准家族化的班子。而我在钢窗厂也好、机械厂也好，一直奉行不投靠政策，不加入任何派别。因此，朝中自然无人。

 

　　虽然新班子健立了，班子暂时看似空前团结一致。但是，在利益面前三人便很快出现了分歧，有时甚至爆发得还非常利害。对此，工业主管没有追究他们的之间出现矛盾的缘由，而是批评我没有很好地配合他们的工作，他将我叫到他家，他躺在榻上对我说：“凭你的水平、能力，足以抵他们三人，如今出现这样的局面，不是你在看相又是什么”，面对指责，我无言以对。有一部电影，叫《兵临城下》，电影中一位国民党将领感慨地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主要是共产党将精力用于战场，而国民党将主要精力用于官场。钢窗厂虽然在陈永明离开以后继续表现出繁荣，但那是业已取得坚实基础下的惯性。内行人其实看得出，钢窗厂实际已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表面热闹而内部危机四伏。徐成洲凭其胆大，再加上那时的政策逐步开放开始有了招待费。在我带他跑了几趟之后，他便开始独立地与部里打上交道。但是，没有多久，徐便表现出他那桀傲不训的性格，狂妄得厂长与书记都无法驾驭他。一个看似一体的团队出现了分裂。终于，在唐的电话支持下，一次就某个以权谋私之事，我与他们爆发了冲突。唐决心要改变局面。那天，在工业办公室，仅唐、我、郝名举三人，唐就整个工业班子的走向、钢窗厂班子人选问题，悄悄地透露出一个他可能做出的重大的、惊人的决定。唐叫我做好接替的准备。当然，这个决定最终要有待于集体决策后通过。

 

　　1983年年底的某一天，工业工作会议召开，就包括其中这个重要的决定会议开到了深夜。当最后确定钢窗厂领导班子人选时，发生了交锋。最终，唐的同盟及唯一可以依靠的支持者夏鹏，改变了主张，和了稀泥。唐的主张未能实现。某人退出了工业领导的岗位，戴继续留在钢窗厂，崔石仙调出，由蒋永祥任钢窗厂书记，徐成洲继续任副厂长。决定组建工业公司，我则调往工业公司。

 

　　我自79年返城到钢窗厂，1984年初调离，1987年开始调任落实江苏省委12号文件办公室，落实60年代下放人员农转非、知青子女农转非工作，历时五年。而钢窗厂终于从兴旺走向衰败。钢窗厂最后落得破产的下场，其中的原因，我想，那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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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5月30日   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