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川老乡”（下）
——关于北京知青的回忆
前些年，我见到一位曾在富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以赞叹的口气说延川知青厉害：一是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好；二是他们大都是清华附中学生，普遍有一种帮助贫下中农改山移水、改变落后面貌的理想与抱负。这位知青对延川知青的总体评价准确不准确，我说不清，但我在少年时代就深刻地感受到北京知青文化的影响。
我1971年上禹居小学，那时学校里有好几位北京知青当老师呢！我上小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们问知青老师，“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门上，到北京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老师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那毛主席怎就住在海里呢？”“中南海不是海，是个地方名，就在天安门旁边。”“噢，毛主席住在天安门旁边……”那时，我们已经改口，喊自己的“大”叫“爸”“妈”叫“妈妈”了。我们故意偷偷溜在父母的身后，猛地大喊一声：“爸爸！妈妈！”惊得父母直打战。他们回过神来责备：“吓死我了！”伸出手要打时，我们早一溜烟跑了。那时，村里孩子们可以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朗读一些小短文，得到父母的表扬。
我的记忆中，当时延川全县范围内出名的知青有好多，其中孙立哲、丁爱笛、习近平和陶正最为有名。
孙立哲是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附中学生，他自学成才，敢在擀面的案板上做阑尾切除手术、妇女子宫大出血手术，他的事迹很快在县里传颂开来，他是延川百姓家喻户晓的“救命菩萨”。据说当时的卫生部不相信一个赤脚医生有做过三千例手术的神奇事迹，专门派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实地考察。黄教授考察了一个月后，得出了孙立哲的医术相当于一个从正规医学院毕业并有三年临床经验的专科医生的结论。这样，孙立哲名声大震，《人民日报》专门报道过他的事迹，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上也登他的事迹。1974年，风靡延川的《延川十唱》中的第一唱就唱的是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孙立哲对病人，热情负责任，手术大病根能除，一心为人民。”我少年时代曾见过孙立哲一面。那时，他已经出名，乘着一辆草绿色的救护车到处巡诊。他来到梁家沟村，给村里一个叫“寻吃”的人家的小女孩看病。村里大人、小孩听说孙立哲到村后，竟把寻吃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我记得孙立哲当时二十多岁的样子，个头不高，寸头，剑眉，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文革结束后，我听说他挨整了。再后来听说他到美国读医学博士学位去了，因身体过敏的原因弃医从商，成为美国一家图文公司的总裁。他当年与著名作家史铁生在一个村子插队，他后来还把史铁生接到美国住了一年。后来，我还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孙立哲发誓要给延安捐一座现代化医院。捐一座现代化医院的资金量太大了，这可能要花费他一生的积累，但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感谢，说明他心里还装着延安。我前两年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他回村时记者同步拍摄的画面，他回到村里时，关家庄人像过年一样，秧歌队在村口迎接他，还杀猪宰羊，用狂欢的形式欢迎归来的亲人。看到这组镜头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孙立哲，延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丁爱笛是《延川十唱》中的第二唱人物，外号叫“丁牛”，意思是很有牛劲。歌词这样唱到：“二唱丁爱笛，张家河插红旗，扎根农村志不移，紧跟毛主席。革命接班人，敢于反潮流，顶逆风、战恶浪，革命路上大步走。”丁爱笛也是清华附中学生，他曾在张家河村插队时，主动请缨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百姓没日没夜地苦干巧干，打坝造田，栽种果树，发展副业，仅过了几年功夫就使村子初具新农村规模，他与同村的女青年结婚，立志扎根农村成为全省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生产承包责任制后，他眼看着自己创造的成果一夜之间毁坏，含愤考取上海的一所大学，离开了他深爱着的黄土地。前几年，我在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中看到他。节目中说他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多次被骗，甚至是血本无归，但屡败屡战，又重新打拼，成为一家知名的民营公司的总裁。他虽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说，有在延川插队时吃过的苦垫底，这辈子没有迈不过的槛！好一个丁爱笛，依然是当年的“丁牛”样！
习近平当时虽没有写进《延川十唱》，但同样也很有名，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梁家河村在文安驿镇对面的小山沟里，距镇子二三公里的样子，而文安驿与禹居虽说是两个公社，也不到四五公里的距离。当时，这两个公社只有一个文安驿集市，我们这群小孩每逢集市，总要走到文安驿集上溜达一遭。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队，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女而歧视，相反给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他在担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全村群众打坝造田，大办沼气，还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农村。“沼气”可是个好东西，既可以做饭，也可积肥，还卫生与环保，真可谓“一气”几得，在干旱少雨缺少肥料的陕北农村确实有推广价值。我记得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县里发文件，让全县人学习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大办沼气的经验，我也参加过挖沼气池的义务劳动。现在回过头来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建沼气村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一是能彻底解决农村人的烧火做饭问题，解放生产力；二是有效解决农村的肥料短缺问题；三是因建沼气池能引起农村的“厕所革命”和公共卫生革命。当时，陕北农村人的厕所叫“茅厕”，蛆虫乱爬，是公共环境最差的一个场所。一到夏天，绿头苍蝇嗡嗡乱飞，让人恶心不已。可惜我当时的年纪尚小，觉悟不高。如果我当年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我会十分卖力地挖沼气池。习近平同志是1975年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大学的，这样他离开了插队七年的梁家河村。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是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时。我看见接受采访的习近平同志的眼圈有些泛红，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回忆情绪。但我却对着银屏落泪了，一个懂得尊重历史与感恩大地的人，他会走得更远的，我心里默默地祝福！
陶正，也是当时有名的北京知青，他是以清华大学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来延川关庄公社鸭巷村插队的。他来插队时，专门从北京带了台油印机，痴情于文学，发誓要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穷人。1972年，他与谷溪、路遥、闻频、军民等人，创办了文革时期具有“泥土气息”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山花》的创刊，开创了延川文艺的“山花时代”。从此，以路遥、谷溪、闻频、陶正、荆竹、海波等人为核心的“山花作家群”登上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以来，“山花作家群”越来越壮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十余名之多，这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都是个奇迹！陶正当时最有名的诗歌，是与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我上小学时曾学过，记得开头是：“蓝天，白云……”1974年，陶正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北大中文系上学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北京市一名专业作家。新时期以来，他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先后多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文坛刮起过“陶正旋风”。
除此以外，陶海粟、吴美华、蔡玉珠等人也很有名，我在小时候就经常听说他们的事迹。相反，在关庄公社关家庄村当饲养员的史铁生当时却默默无闻。据说史铁生那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喂牲口，副业是给村里当画匠，画家具。他本身有先天性的腰椎裂柱病，村里人给他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农活。谁也不曾想到，他在拦牛时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大雨浇透了他，让他发烧感冒，引起腰椎裂柱病发作，才酿成后来终日以轮椅为伴的大患。他回到京城后，开始文学创作。他把目光投向当年插队的小山村，并在那时找到了温馨而美好的记忆。他对我的影响是198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以后，我知道延川走出的作家中不仅有路遥、陶正、谷溪、闻频、荆竹，也有史铁生。史铁生这篇用散文化的抒情笔法所创作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原来陕北农村平淡无奇的生活，经过作者的深思过滤后，赋予了抒情的诗性。这篇小说教给我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如何加以提炼与抒发的技巧。史铁生2010年12月31日凌晨病逝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写出两篇悼念散文，表达一位深受他文学影响的延川晚辈的怀念之情。其中，《他到地坛那里去了》刊于上海的《文学报》上；《我与史铁生的唯一一次通信》刊到《延安文学》上了。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成为作家的很多，如高红十、梅绍静、叶延滨、陈行之等，他们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对我产生过影响。
 作者厚夫近照（2014-02-12于延安）
我们梁家沟村的知青潮退却后，给村里留下三眼公窑。其中的一眼公窑架囤里，竟放着大堆铺满灰尘的知识青年用书。我和伙伴们把这些书全部偷回家，这些书籍也成为我少年时代认知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它们的名字我大都还能记得：《美帝国主义侵华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各国概况》《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等等。我后来嗜书如命的习惯，均是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当然，我们这批1960年出生的延川农村孩子，受到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小开始学说普通话，从小就开始刷牙、讲卫生，均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我1990年代曾在《北京青年报》和《陕西日报》上写过《听“洋话”的日子》和《偷书》两篇小文，深情地回忆了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影响。直到今天，我在延安大街上行走，只要是看到操着纯正普通话的知青们，总会投去敬重的目光。我对1958年下放到陕北子洲县、新时期后成为著名诗评家的北大中文系高材生沈泽宜老师动情地说：“您来陕北，是您人生的不幸，但却是陕北人的大幸！”是的，这句话同样也能套用在北京知青那里。不管是什么原因，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曾在延安走了一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也献给陕北，至今仍有三百多名北京知青留在延安工作。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北京知青对延安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长远的，有可能超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时文化人对陕北的影响。
2011年10月份，我赴京办事，见到北京师范大学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衷克定教授。他当年也是一位北京知青，曾到延安县临镇公社的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在那里待了六七年。本来应是我请他吃饭，但他却提前预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并告知我说，必须给他在京请客的面子，因为是家乡的人来了。我只得作罢。喝了几口酒后，他动情地说：“我的青春就在那个小山村里，我晚上做梦能经常梦到那个村子。1991年后，我有能力回到村子里看看，每过两三年，我总要一个人背着行囊回村子里，看看乡亲们。前不久，我回到村子时，乡亲们杀了一只羊款待我。我和乡亲们喝着酒，吃着羊肉，拉了一晚上话……”说着说着，他的眼圈有些湿润，话语有些哽咽：“我这次回到北京后，突然有个想法，我想立个遗嘱，让家人在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匀出一部分葬在村子里。我这辈子无法和这个小村子分开了……”他还说，他返京后把这个奇怪的想法告诉同村插队的战友，他们也十分响应这个提议。此时此刻，我能充分感受到衷教授的心情。从延安走出来的北京知青，他们的生命已融注进了这块土地的密码，他们的生命已经和这块黄土地融为一体了！
衷教授还讲到他国庆节期间回到延安时的趣闻。他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延安街头闲逛时，却听见前面传来熟悉的北京口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某学院的教授。他们彼此之间都认识，衷教授和他对视了半天，互相喊到“老插”，又相互捶胸顿足。他们在一所学校同事几十年了，互不知道相互的身份，想不到今天是以这样的方式增进了友谊。这位教授当年在延安县的贯屯公社插队，他也是领着一大帮同学回村看看的。于是，衷教授又跟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回贯屯村。衷教授讲完这个故事后问我：“你说奇怪不奇怪，缘分往往就在那回眸之间！”是的，这正是不解的延安情所牵的手啊！
回到延安后，我专门索要了一套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北京知青资料集《回首青春》，并用挂号方式寄给衷教授。这套资料的附录中收录了当时到延安插队的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的名字以及插队的县区，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
我在翻阅这份资料时，突然意识到这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每个人都是一部生动与鲜活的历史。我眼前矗立起一座历史的大墙，上面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一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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