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18日,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杭州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战天斗地去了。 北国黑龙江的冬天特别漫长，从头一年“中秋”开始，一直冷到来年的“五一”节都脱不了棉袄。冬天的光阴，足足有半年多啊！ 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我，实在享受不了那种天寒地冻、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 不会和煤烧炉子，宿舍的火墙烧不热，土炕也冰冰凉。冷屋凉炕，睡一宿觉，第二天起来，眉毛凝结着一层白霜。头天晚上打来准备早上洗脸的水也都结了冰，毛巾冻得像条晒干了的硬邦邦的鱼干，只好顶着凛冽的寒风跑到伙房弄点锅底水来兑着，才能解决洗脸刷牙之事。 几年之后，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及闭塞性脉管炎。  《北横林子印迹》
历经二年的诊治申报，反复检查确认、奔波等待，终于有了结果，那份高兴劲儿,无与伦比，无可复加。 由于是冬天，身体又不好，我赶紧写信给还在兵团的男朋友宝昆，将好消息告诉他并请他代为办理各项有关手续，一切办妥后，我美滋滋地静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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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棒喝，我急得寝食不安，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没法子，1977年春节过后，2月27日我硬着头皮去市知青办查询。知青办的同志说，1976年11月29日1729号挂号信寄出的函件中，共有三个人的户口准迁证，有我、王斌和戴金根。 我的准迁证号是（76）463号，三师二十团；王斌：三师三十团； 戴金根：三师五十八团。 王斌和戴金根二人早已回杭。知青办同志又讲：另外二人已回杭，说明函件没有丢失，也说明师部已经处理转发下去了。
当得知查无此信后，我的眼泪顿时像开闸放水一样奔涌而出。天旋地转，呐喊着，苍天啊，怎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这么不幸！我以后怎么办啊？ 我轰然被击倒，卧床不起，不思茶饭，整日以泪洗面，无奈而又无助。 父亲见我如此这般，动用关系，托人请知青办再补发一个准迁证。而知青办回复说：“市公安局答复，户口准迁证不能补发。” 天真的塌了，我彻底崩溃，被送进医院挂点滴。 父亲再三奔波求助，市知青办答应发一个催问函。函发过去，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7年4月23日市知青办告知，知青办先后发过n次催问函，兵团方面均不回复，建议我抱病回黑龙江查找。
我因治病，用钱太多，家中欠债。父亲每月10日发工资，一近月底家中捉襟见肘。左邻右舍的大爷、大娘、大叔、大婶们纷纷凑钱让我回黑龙江。 父亲说：“玉贤啊，自己回去找命根子吧，愿老天保佑你。”于是我于1977年4月28日启程，经过四天三夜舟车劳顿，终于在5月2日赶到兵团三师师部。
我报完家门，就瘫软下去。一长者一把扶住我说：“快坐下，喝口水。” 我泪如雨下，有气无力地说：“我来查找我的户口准迁证。” 整个办公室的人骚动起来，七嘴八舌地说：“你的函我们反复查过，没有啊。”“真的没收到过你的准迁证。”“杭州发来好几封催问函，我们都无法回。” 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说，我们收到的函都有记录，你不信自己查吧。说着抱来两摞子信函收发登记本，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强忍着饥渴，舔着干裂的嘴唇，随手从眼前两摞子登记本中抽出一本，眯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翻查着。大概五分钟后，我哆嗦着大声疾呼：“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少了两只脚，少两只脚啊！”我一边喊，一边用手指敲打着登记本。 工作人员齐刷刷地围聚过来，不解地看着我说：“姑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还是语无伦次地喊着：“快看，我在这里，在这里！少两只脚啊。你们少画了两只脚!” 大家愕然，觉得我可能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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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抢过本子看了一下，下令摇电话。电话摇柄咔咔地响着，很快接通了。 “喂，你们团收到一个叫王玉贤的杭州知青的病退函了么？” “有哇。我们这里没有叫王玉贤的人。” “混蛋！没有这个人为什么不退回来！压了这么长时间！叫通信员马上送过来！” “现在刮着大烟泡，怎么送啊。明天行不？” “不行！今天必须送来！送不到，我撤了你！” 打完电话。领导长出一口气。“好了，查到了。你先到师部招待所住下，吃口饭吧。” “不！我就坐在这里等！”我执拗地说。 大概深夜11点左右，通讯员顶风冒雪地送来了。展开一看，就是我朝思暮想的户口准迁证啊！我顿时热泪盈眶，浑身那个轻松舒坦，像电流一样通透全身。 感谢上苍，保佑了我！  网络照片
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才犯下如此低级错误，使我备受煎熬和折磨。可见认真是避免发生工作差错的天敌，真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啊！
节选于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六营一连回忆录《北横林子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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