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有一件往事，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但今天当它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时，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 原来，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的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我后来的同班同学王次炤，二十多年后他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
我对他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卷曲的头发，当时心想：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听着小夜曲睡觉……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的名字！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呆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我的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炤。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他们心中的压力，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那封及时发来的电报，让我终于赶上了第二天的考试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因为紧接着提前招生艺术院校考试，七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大不了我就上北大呗！但毕竟“中央音乐学院”这么响亮的名字，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灵归宿啊！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小平复试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八点就开始考试的，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父亲帮我找了一辆货车，把我像一头猪那样拉到了江边，客轮停泊在长江南岸江阴黄田港（二十年后我知道，那里就是俞敏洪的故乡），我又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起航的客轮。 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杭州知青、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 第二封迟到的电报引起家人的疑心和推测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儿，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生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封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家里人于是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还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可叹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和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亲戚是个老人家，他也不欠我什么，倒是我欠他很多。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这十几个同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另外一位是担任过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戴嘉枋，两位国家级乐团队指挥（高伟村、王诺文）、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长（修海林、郑祖襄），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老人家。 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过，正是音乐学院的五年磨砺，让我从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了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使我后来的人生，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也能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 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 次炤兄拍来的电报原件，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否则，我会把它捐送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后来的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78级全家福，应是入学不久合影。从右逐排：徐小平、余志刚、戴佳舫、郑祖襄、刘经树、周耀群、陈衍智、王次炤、吴宁、王时、许红缨、周青青、常罡、江安西、张以连、柴明、周青青、景春寒、杨沐、欧阳蕴、修海林、邓丽 插图/冼莉
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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