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到北京羊绒衫厂工作后第四年的1981年，不知为何，我的好事接踵而至：一是我报考文字校对的国家外文局《中国建设》，通知我被录取；二是厂里告诉我北京市纺织局工会准备借调我去工作；三是在年初时，我在报上看到《中国青年报》公开招聘记者，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团中央青工部的勾德元部长和张宝顺副部长（现安徽省委书记）在报名者的简历材料中选中了我。在我外出不在工厂时，团中央青工部的张宝顺副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陈传书（现任民政部老龄委常务副会长）亲自跑到工厂外调看档案。厂党委和人事科为我说了不少好话。他们回去不久就通知羊绒衫厂，要调我到团中央机关工作。
      1981年7月，我告别了工作近四年的北京羊绒衫厂，告别了那些爱护帮助我的师傅们去团中央机关报到。
      1981年7月20日，我带着调动所需的各种关系材料到团中央机关报到。当时，还是而立之年的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热情接待了我。青工部是团中央分管青年职工共青团工作的部门，下设工交处、财贸处和街道处。我被分在工交处，即分管工业、交通战线共青团的工作。
      在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央机关大楼里，我开始了一个陌生而又全新的工作。
      团中央机关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年轻的党政干部，也有各级团委的负责人，这些人大都很年轻，工作能力强、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充满激情。
      我们青工部的部长叫勾元德，年近五十，是个工作作风严谨、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 刚到机关头两年，部里让我写文件，我费了很大力气，工工整整用大稿纸抄好送去请部长审阅。待部里秘书给我送回来时，我一看都傻了，勾部长用粗粗的黑铅笔把我写的东西几乎全都划掉了；他按照文章要求的思路，将我的稿子整个重新写了一遍。记得最惨的一次是我代表团中央起草的“关于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受打击”的报告。等稿子送回来时，除了大标题外，一个字都没有用。此后有段时间，凡是送给勾部长审阅的稿子拿回时，我不是看为我改了什么，而是看还给我留下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磨练，使我的文字水平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团中央机关那种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让我终生受益难忘。
      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三千多名日本青年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当时，由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任秘书长，并是这次活动的总指挥。我担任了“活动处”机场迎送组组长，专门负责指挥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南苑机场四千多嘉宾的接机、送机工作，以及调度车辆、协调机场相关事宜、组织广场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等事情。胡锦涛书记不止一次地关照大家，一定要精心计划、精心组织，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所以，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尽心竭力，全力作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9月29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近五千人的盛大招待会，热情欢迎日本青年。由胡锦涛主持招待会，赵紫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出席了宴会。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是这次活动的高潮，三千多名日本青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我这个当过九年知青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有幸登上了天安门广场的红色观礼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圆满结束了。当王兆国、胡锦涛在新大都饭店向参加组织工作的人员表示慰问时，全场欢呼雀跃。大家忘记了两个多月来的疲劳紧张，热烈地一拥而上将王兆国、胡锦涛抬了起来。当时，大家那种无拘无束忘我的沸腾场面，是我在团中央工作多年第一次见到。
      1985年2月4日，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年企业家管理者协会”(简称“青企协”)。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和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希望“青企协”能成为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和培养青年企业家的摇篮，成为共青团为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
      1985年3月，团中央和国家经委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青年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研究班”， 这是“青企协”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宝顺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担任该班的班主任，我担任了班长。之后，这样的班又连续办了十几期。与此同时，还与吉林大学联合开办了研究生班。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青年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加快了共青团工作的转型。值得欣慰的是，这其中，也有我的付出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