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采访的对象，集合到莲湖公园来拍摄，看似简便，可实在是个笨办法，偷懒的办法。那是1987年10月31日下午，先是肖建国、孙瑞芳夫妇来了，他俩原是西安市一中初六六届学生，一同插队白水县尧禾乡。
他们插队的村里共六个知青，三男三女。当时集体户吃大灶，于是轮换做饭，一男一女一天，每次肖建国都是和孙瑞芳分在一天。因为朝夕相处，互相照顾，产生了感情。肖建国谈起这段浪漫的知青生活，显得很兴奋，一副滔滔不绝的样子，在那边和导演说：“这都是缘分，那时我爱唱歌，当轮到我和她(指一下正和我说话的孙瑞芳)一起做饭时，就故……意唱《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不过词改成了‘你烧水来，我下面’或者，‘我挑水来，你和面’。”………………
这时，我对孙瑞芳说：“你听，建国说的是真的吗?”孙瑞芳笑着，有点恼羞似的，“让他胡说去”。大有回家再兴师问罪之意，我也不由得笑了。
后来他们分别招工，一个在铜川歌舞团唱歌，一个在耀县孝北堡的3号信箱当工人。每当肖建国饭票吃光了时，就去孝北堡“背粮”。因为孙瑞芳是工人，定量比肖建国的卅斤多十五斤呢！这时他们才确定了恋爱关系，很快就成了一家子，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知青爱情生活，是上山下乡插队生活集体户知青灶这特殊的生存环境促成的，是带有老三届特点的。风风雨雨二十年，他们始终相敬如宾，恩恩爱爱，回忆往事，他们俩都沉浸到甜蜜的温馨之中了。
记得肖建国在参加工作的七十年代，他的标志“行头”就是整天都背着的绿色的上面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书包，书包旧了破了也不弃，有人说他是“遭踏社会主义”呢？他也依然故我的背着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想这烂书包当年肯定是他爱情的见证物。七三年时肖建国宿舍被盗，他的一个大籐条编织的箱子被偷。很快公安局来通知，肖建国的箱子被小偷扔到铜川漆水河的一座桥下……，当年，我和肖都在铜川歌舞团工作，我们一起去取被盗箱子，谁知一箱子衣物、书信被在水里一泡，箱子还装不下了，那衣物全是插队时的补丁叠补丁的衣裤，还有插队时用过军用水壶，印有“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破茶缸，整个一箱子知青插队文物，难怪连小偷都看不上，白辛苦地背了十几里路，打开一看只从中挑走了肖氏才买的一件半新不旧的衬衣。记得我对建国说：你一箱子“细软”，原来如此呀？！不管周围人的如何惊奇和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嘲笑，肖建国当时特痛惜的是那一堆被水泡了的信件，他一封封把这些信放回箱子，表情特尴尬怪异，这是他和孙瑞芳十几年的情书呀！公安局一女警员说：“她们就是从这些信中查到被盗人肖建国单位的。”说完竟别有意味的嘻嘻一笑，闹得肖建国脸更红了，平日伶牙利齿的他此时不吭一声……
《诗刊》副主编叶延滨
肖建国与孙瑞芳的爱情是上山下乡插队生活集体户知青灶这特殊的生存环境促成的。当然， 比这特殊的生存环境还有。 12月7日在北京《诗刊》的副主编叶延滨家里，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叶延滨在家里
“有两个北京知青分到安塞。其中一男一女分别向县上负责安置工作的领导要求，把他们分到最艰苦、离县城最远的地方去锻炼。县上同志被他们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就尊重他们的意见，把他们分到安塞最偏远最穷的一个小山村。那里也就他们两个知青，而队里也实在是穷得叮当响，没钱给他们砌窑，只能给他们腾出一孔窑让他们住。一男一女一孔窑?!两个知青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条件这么差。天苍苍、地茫茫，他们也没辙了，面对一孔窑洞一个大炕他们倒会想，把带来的大箱子、包袱垒在炕中间，再把床单当帘子挂上，隔成一人一半的小天地。就这样仅有十六七岁的一双少男少女住在了一张隔开的炕上……”
村里穷且闭塞，谁也不觉得怪了。真是人穷志短，那些年陕北穷得不少人出去讨饭，穷得穿不上衣服，露光腚的，穷得人活得不像人，穷得人也就顾不上避什么嫌，害什么礼义廉耻的文明病了。
叶延滨讲着这好像是天方夜谭神话般的知青故事，一对少男少女插队竟然被迫“插”进一孔窑的一面炕上，让人一时有点发愣。
“后来，他们招工到山丹军马场，我也被招来。他们俩来了后，似乎不合群，总是俩人一伙，让人一看就像一对恋人。混熟了大家就常开他们的玩笑，不过，大家对他们的想像是浪漫而非下流。这事在山丹军马场，曾让知青的男女哥儿们着实幻想了一段时间，他俩插队的与众不同，确实够罗曼蒂克的了。
山丹军马场
“以后的山丹军马场的知青们也各奔东西，有上大学的，当兵的，调西安的，进北京的，做鸟兽散了。不知怎么也就和他俩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俩以后的情况，不知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这一对同林鸟，回城以后各自飞了?”
这是穷困的极其个别的环境促成的一对恋人，其实，大多数老三届知青，下乡时是不谈爱情的。那是一个除了“革命”，再不允许考虑其他的荒诞年代，而谈情说爱，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腐朽没落思想，就是你出身好，也会说你革命意志消沉的。单纯幼稚加上封建意识的双重禁锢，已经消弱了他们的性别特征，那一点懵懂的青春期躁动，竟被以为是邪恶，经常使他们陷入莫名的自责和恐惧之中。
11月23日下午，在宝鸡插队的原师大二附中的几位老三届被请到剧组，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队上一对男女知青谈上恋爱，男的给女的递了张示爱的条子。事情传出后，知青组长，一位女知青，马上组织全队的知青开了他们的批判会，帮助他们，大家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思想意识，是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东西。谁知，几年后，当年组织批判他们的那位女知青反而因为失恋精神分裂了，一见男就扑上去纠缠……酿出了一场爰情悲剧，这不能不说是对自己青春期萌动的情爱压抑而造成的。当年曾受过批判的，现在已是夫妻的他们来了。开始还弄不清楚我们的意图，不愿录相，还是莫伸亲自谈了半天才答应，看来至今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有烙印。
凡是有青春的地方，一定就会有爱的花朵开放，谁也阻止不了。采访西安市四中初六六届学生张君相时，他拿出了保存近三十年的一块手帕。那是他在下乡时，看上一个女同学而送给心中的她的手帕，这个女同学在帮他洗衣服时，还为他的衣服打了补丁，感动了他。可人家害羞，没接受他的这一定情之物。但他始终珍藏这一记忆，现在说起来，他还为自己当年在爱情上的勇敢而自傲自夸呢。到了1976年时，他还在手帕上留下藏头诗一首：“弓未拉起鸟已飞，口难张开羞煞人，禾苗无水愁中枯，巾挥尘去有乐心。”
当镜头摄入这块有点灰旧的手帕时，它已成了老三届知青爱的见证物。张君相有一首诗记录着他爱的惆怅：“失去的东西／再也得不到了／爱／也许并不存在／那只是／黑夜里／苦难中／两颗寂寞的心／偶然的相撞／从此／便注定了／终生／流着泪／淌着血／无穷无尽的思念。”
在延安时，我们还采访了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白生瑞。他讲了清华附中高六八级学生陶海粟的一段向姑娘表示爱意的趣事。
下乡已三四年的陶海粟当上公社书记，为人处事他是个爽快干练的人，工作上也是敢做敢为，特别有魄力。他暗恋上集美丽与才华于一身的同学吴美华，但羞于启齿，腼腆而深藏不露。终于有一天，他在吴美华的窗口徘徊了半天之后，就壮着胆子喊了一嗓子：“吴美华，考虑对象的时候，请把我也搭进去!”喊完拔腿就跑，也不管人家反应过来没有。如此草率而简单的示爱方式，也很有效，后来果然他们谈起了恋爱，一时在知青中传为趣谈。
而西安市二十中高六七级学生、返乡回延安的夏为民，则给我讲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初恋故事。
“我认识她是在欢迎北京知青的联欢会上，她是北京姑娘，却爱唱陕北民歌，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倾倒全场，我是陕北后生，却爱唱京剧，一段‘甘洒热血写春秋’连北京学生都喊正宗。这位北京知青叫温淑华，是六七届的初中生，于是我们便认识了、相熟了，我姓夏，她说怪怪的，就叫你‘傻(夏)哥吧，’温淑华家庭出身不好，她便发狠地‘脱胎换骨’，往山上送粪，路陡得竖起一般，空身走都得大喘气，她却把筐装得冒了尖，小跑着往坡上赶。我劝她，她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不小心粪筐脱了钩，骨碌碌滚到山脚下，她坐在地上抹眼泪。队长说，自古女人不扶犁，淑华却一定要学耕地，还说男女都一样，队长只好教她，几天下来还像回事，队长豪气地宣称，‘我敢说，温淑华是我们全村全公社全县第一个掌犁的女人’。
“那时我母亲去世早，家里穷得一塌糊涂，淑华知道了，便常常拿出她从北京带来的糖果、饼干给我，只要她包饺子、烧肉，必然少不了我。她是个很大方、善良的女性，她很随意地把鞋袜送人，给孩子们交学费，为老太太买酱油。我很佩服倾慕她，从她那里体味到一种温馨，一种女性的柔美和大度。后来我俩被抽到队里的小学教书，更是形影不离了。放暑假时，学校里就只剩下我和她，一次我与淑华偎依着看歌谱唱歌，我感觉她的身体一点点向我*过来，我的心有些迷乱，但还是一点点地躲开了。一天深夜，突然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暴雨滂沱，只听到淑华住的窑洞咚的一声和淑华的惊叫声，我立即冒雨冲进去，只见从窑顶塌下来一大块黄土，砸在她身边。淑华全身颤抖着蜷缩在墙角，我忙抱起惊魂未定的她回到我的窑中。她紧紧地抱着我哭喊着：‘我差点死了，差点死了呀！……’，但我们的情感纯真而透明，黄土般朴实，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爱情’。前途未卜何谈婚恋呢?
“在我参军后，欢送会上她一曲‘看见你们格外亲’伴随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不知咋就断了通信，到我回乡时，温淑华也不知被招工到哪里去了，没留下片言只语，从此成为陌路人，只能在梦中怀念了。
“谁知过了二十多年，前年我到北京出差，在王府井大街上，竟和她不期而遇。你说怪不怪，仿佛命中注定，仿佛鬼使神差，在那一瞬间，在万头攒动的人群中互相发现了对方……我问她，当年为啥不吭一声就断了联系。她说：‘那年你提干，部队来人外调，而我的家庭出身是伪军官，怕因而影响你的前途，就不敢和你联系，谁知这一分别就是二十多年’。这时两颗晶莹的泪珠挂在她的长睫毛上。我一听，原来如此呀!我激动地紧紧握住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有暗叹造化弄人，老天不公了。”
夏为民讲到这里，我心里可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为他与淑华的初恋故事所深深感动。为了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对那个年代极左思潮的无奈震撼了我。这是一段多么美丽而纯洁的初恋呀!但在我要求写入电视时，夏为民犹豫了，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已经是50岁的人了，何况在机关里工作，人多嘴杂，不想再让人议论了。
我送走夏为民时，还沉浸在这个令人惋惜而伤感的爱情故事里。在那个荒唐愚昧、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才会使爱的小苗夭折，爱的鲜花凋谢。但他们总是爱过，而爱是不能忘记的，我默默地祝福着老夏，心里也想喊一声：“我们的傻哥哟”。
摘自《老三届采访手记》 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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