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弓翎箭存世难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们看见的常常是背影。
时代变迁，人情变故，那些惊为天成、灿若云霞的民间工艺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正悄无声息地褪失着光泽。无论是泥人张、弓箭杨，还是面人汤、皮影路，都面临传承难继的困境。
曾是皇家兵工厂
自小生长在北京东四弓箭大院的杨福喜，是家里最小箭既是亲近的玩伴，又是略显神秘的家业。
东四弓箭大院，在明朝时已有40多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生意十分兴隆。但随着火药的发明、枪炮的使用，弓箭等冷兵器的地位逐渐下降。到了清朝，弓箭大院的弓箭铺仅剩17家，都是皇家御用兵工厂，隶属朝廷造币处管理。做出的弓箭均要上缴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从业者由宫中定时按人数发放钱粮，地位虽不很高，待遇却极丰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910年，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接掌了“聚元号”，成为第8代店主。他在原来只卖弓箭的基础上，再增加弩弓、弹弩、袖箭、匣箭、箭枪等品种。随着经营面扩大，买卖做活，“聚元号”的名声越叫越响。民国初年，“聚元号”弓箭还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了奖。
解放后，“聚元号”传到杨福喜父亲杨文通手中，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1957年的一天，杨文通奉命为“上级领导”制作一张弓。他选择了罕见的材料白牛角，精心制作；又在弓的正反两面画上蝙蝠，粘上了花朵：用传统画法刻上了祝福的文字。40天后，一张精美的弓出炉了。直到后来收到工钱，杨文通才知道，那把弓是给毛主席的，主席非常喜欢。
40岁学艺“抛家舍业”
杨福喜本来可以从小就学习家传技艺，但“文革”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切。弓箭制作被迫停业，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聚元号”招牌也被砸坏。后来杨福喜进了工厂，又改开出租车，但重振家族技艺的念头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40岁时，看着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杨福喜决心放下所有工作，投入全部积蓄，专心学习制作弓箭。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半个月不出大门是常有的事儿。
1998年，杨福喜和父亲杨文通带着自己做的民族弓参加北京的一个射箭比赛，不料比赛只用国际弓，参赛愿望落空了。但这一趟也没白去。当时国家射箭队教练徐开才发现，中国居然还有人会做民族弓，惊喜万分。他对杨福喜说：“弓箭是国粹，你一定要把它传下来、保下来。”
不久，“聚元号”第9代传人杨文通和儿子杨福喜，重新挂出珍藏了40多年的老招
牌。
从“求人买”到“怕人买”
“弓箭制造和别的行业不太一样，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材料都是纯天然的，像木料、桦树皮、牛筋、牛角等等．没有一根一模一样．所以无法像现代工业那样用卡尺或者天平度量、计算，只能用眼睛看、用手摸。木工、漆工、画工、皮具制造，甚至针线活儿，样样儿都得讲究。做一把弓要经过200多道工序．对20多种天然材料进行手工加工，得花3到5个月。”每把弓都是杨福喜呕心沥血的作品。
几经周折，杨福喜开始了艰苦创业。然而，头几年销路很不好，一张弓便宜的卖一千多元，贵的卖四五千元。最差的一年他只卖出去一张弓，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2002年，老杨开始走出困境。那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懿德刚要写一篇关于古代冷兵器的论文，他跟在杨福喜身边数月搜集材料，最后写出的论文不但得奖还被网络转载。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聚元号”。国内外的弓箭爱好者都寻到了杨福喜的小屋，“聚元号”的生意才好起来。
杨福喜通常一批做l0至l3张弓，耗时三四个月。“你想，一个称职的弓匠一辈子不停地做，最多也就能做出一千张弓。我四十岁才开始，到头了也就能做出几百张。可就这几百张，全世界也难寻。”
2005年，“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杨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有限的时间不但要加班加点地赶制弓箭，还要应付海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很多博物馆也来找老杨的作品参加展览。虽然忙，但这样的日子是老杨学弓箭之初就衷心期盼的。
《环球人物))2006年12月1-l5日 王馨影 王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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