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读书声
北京寸土寸金，空地难寻。许多学校因此只能挤在街道错综、平房栉比的胡同里。多年前，我在这样的学校里曾上过学。
1958年，按居住地划分，我上了该小学。它紧邻西城护国寺大庙，因此而得名。护国寺以前香火旺盛，曾是江湖百艺汇集之地。而我上学时却已衰败，寺庙里泥胎个个身披蛛网，早无往日尊严。
学校不大。一幢灰色小教学楼占去校园的三分之二。即使这样，教室仍不够用，只能一间教室上下午两个班轮用，所以读书声是终日不断的，稚嫩的童音汇成歌，穿出教室．荡过校园南山墙又漾进寺庙里，惊起庙檐下麻雀无数。
余下更小的地方是操场。由于小，仅能放两件供学生玩耍的器械：一个叫联合器的大铁架，上有爬杆、软梯、转伞。转伞垂三条大绳，末端有套。玩时把腿伸进，伞转起时脚能离地。课余，我们总是冲出教室去抢那几条大绳。抢不上的就奔西北角小双杠前玩“追人”。玩法是，两人各占杠一头，同时手撑脚迈，越杠追对方，被追上者下，换新人再来。日久天长，那小双杠竟被大家磨得油光锃亮。但多数人还是玩不上。于是我们这些淘气的男生便悄悄溜出校门，钻进寺庙里玩捉迷藏。一次，我藏在佛龛上滚成了一个泥猴儿。看庙的大爷老眼昏花直纳闷，怎么多了一个小泥胎?再瞧，“小泥胎”眼珠子还在转!把人家吓了一跳。那次看庙人是把我们“押”回学校的。从此校方规定，课间谁也不准跨进庙门一步。后来，我们这帮男生又兴起玩弹球和拍三角，只可惜这两样我都玩不好。一个叫杨怀堂的同学，球弹得又准又硬。钉上对方的，是瓷的，能钉碎；是玻璃的，能钉块疤。拍三角，人家掌大有风，啪，一掌下去，续上的厚厚一摞三角全翻了个儿!那时，我对他十分佩服，练了许久，终是技不如人。
我的班主任叫刘秀英。二十来岁，很年轻。她常带我们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其实，她就是那游戏里的鸡婆婆，我们这帮小学生就是那群小鸡崽，处处受到她的呵护。记得每次放学，她都要求我们排好路队一起走。虽然我们的家离学校都不远，但她还是怕我们被胡同里窜出的车碰着，怕有人半路贪玩不回家，每天都要亲自送最远的学生迈进家门才肯罢休。四十七年后，当我们几个学生去看望已退休的刘老师时，一见面，她不但能叫出我们的名字，并能准确道出每人当时的家庭住址，这让我们无不称奇也十分感动。
中学我是在三中上的(当时叫男三中)。校址就在西城祖家街。1724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右翼宗学(即皇家私学)；1912年，民国政府更名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二百多年校史，使它跻身京城最古老的学府行列之中。
学校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几个大小不等、古色古香的平房院落串起来，嵌在校园东部。庭院中都种有百年的银杏和大叶杨，风袭来时如涛声作响。西部由正南、正西两座旧式小楼和一块极小的空场组成。另外，在不远的另一胡同里，还有它的分校。说是分校，其实就是一更小的独院。刚入学的新生都要在分校里上够一年学，才能进人本校。
提起学校当年的窄小和简陋，现在的学生是很难想象到的。那时，学校没有像样的操场。要上体育课，学生必须穿过几条胡同，赶往官园体育场去上。若遇上要开全校师生大会，一部分学生只能坐在教室通过有线喇叭聆听校长讲话，以致刚入学的新生在很长时间里会不识校长真面目。我刚入学时，是在分校的一个旧式小木楼上上课。那楼可真“娄”啊!朽了的地板翻起来，脚踩上去吱吱呀呀不住地呻吟。夏日教室闷热如笼。推开窗子，便是人声鼎沸的街道。一个常在那儿挑挑儿卖鱼的喊“卖小金鱼嘞”，每到这时，我脑海里总浮现出那清凌凌水中爽爽游着的小鱼。考试时，街道上过往的骡马车仍然不断，像在你耳边挂起一只天然马蹄表。然而，即使在这样恶劣环境下，我们学习仍很投入，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不过分。
三中的老师都很敬业。修身为本，育人为先，个个都有能耐。那时就常听高年级校友议论某某老师有一手，一下能押中几道高考题。只可惜没等这些能人教我，就开始了“文革”。
在我记忆里，教我语文的石之琮老师印象极深。石老师当年五十来岁，说话声音却极嫩极甜，像个小姑娘。她爱穿烟色西装，一头银发，很有风度。当年，她很欣赏我的作文，常把我写的当范文念给同学听。我见了她总要收住脚向她问好；她则微笑着向我点头。谁知“文革”开始后却全变了。我也曾鬼使神差般地给她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她用封资修的东西腐蚀了我们。大字报自然是昏话，并无事实，就贴在教室外西墙上。一天傍晚，我发现石老师正在看那张大字报。她也发现了我。那天，夕阳还剩下最后一抹红，洒在她那张柔和的脸上。她平静地瞥了我一眼便默默离去。那一瞥分明蕴涵着一种疑惑和哀伤；那一瞥令我终生难忘……
三十八年后，当我再回到这所胡同学校时，已是旧貌难觅，斯人邈矣。我惊喜地发现，现代化的教学楼早已拔地而起；原来那些极具特色的平房小院经过修缮，更加古朴典雅。那天学生们的朗朗读书声，又牵着我的思绪回到了往目的光阴。
贾庆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