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儿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自行车。个别也有从北京把自行车运去的，但那地方没好路，即便山下，也是“晴天洋灰马路，下雨水泥马路”，有车也不够毁的。一次从县城回村去，恰好有队里的手扶拉着小平车在跑，上去坐了也就一公里，下来了。
小时候坐车从来没觉得那车簧有什么作用，这次真正体会到了。坐着那跑快了的小平车颠得太难受，直觉得浑身的皮肉要从骨头架子上颠下来，赛过上大刑，远不如自己“腿儿着”更舒服。
山上比山下有一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打窑洞要比盖房子省钱，而且不是省一星半点儿。材料用的少，人工用的多——那年头，人工比现在还要便宜很多。为知青打窑，知青的建房费就是村里名正言顺地挣了。当然我们知青也跟着一起挣，谁让我们在队里也是个正经劳力呢！日后葛元仁一次代表县安办去查知青安家费的使用才知道，原来打窑的钱我们也和老乡一起挣。
但此前为窑址的问题，我们和队里再次对立。
知青中有若干个女知青，她们用水多可担水困难大，都是男知青承担着这项苦差事。大队学校为学生和老师的饮水，专门有个负责担水的——当然也还是挣工分。我们村是大队部所在地，也是大队学校所在地，学校的位置在山村里是最高的海拔。负责担水的小伙子告诉我们，他担一趟水不休息，至少也要半个小时。
可是队里给我们计划的窑址，却还在学校之上。比这个窑址再高的窑洞，就是村里的羊圈了。村里老乡甚至有人说：这干学生多会走了，窑洞还能当羊圈。
羊是不用担水的，但我们需要担水。我们很不满意队里拿我们当羊来对待。我们选的窑址则针锋相对，选在海拔最低的地方，当然也是离水源最近的地方。
对老乡们议论的那地方是什么“龙脉”之类的言论，我们不屑一顾。我们也不懂什么“风水”，那年头更是统统认为属于“封建迷信”。几个男知青还讥讽说：村里这条龙兴许是母龙，我们那窑址就打到了龙“牒儿”上了。
也许是迫于反“封建迷信”的压力，再加上知青毕竟能言善辩，老乡说上边的窑址拾柴去近，我们就说下边的窑址赶集去近，但主要问题还是担水太远。队里开会还是不得不通过了我们选的窑址，也选定了队里的负责人。但队里拖着，迟迟不肯开工。
在生产队拖延的过程中，知青逐渐暴露出来不一致，开始提出主意的人、开会坚持意见的人，一个一个地转向了妥协。真正坚持主张的只有两个人——我就不用说是谁了。我是打算在这里长期居住的，因此不愿意瞎凑合。而她，早在葫芦沟的时候就表示了想过类似“男耕女织”的日子。于是队里不开工，我们自己开工——其实也就是我们两个人而已。
老忠在队里属于最强的劳力之一。1965年在怀柔修京密引水，我们班完成的工作量是人均0.6个土方，在全校领先。那时候住宿离工地远，劳动时间短，而且是肩挑。日后没干够，我又利用周日的时间去蓝靛厂、车道沟一带继续挖河，并且了解到那些参加义务劳动的干部和工人，人均每天是一个土方——但他们是推车。而1975年我独自用一天时间完成的两孔窑洞窑掌贯通，虽然还是肩挑，而且挖的是坚硬的立茬土，土方量却在5至6个。
不过打窑洞的土方量不是用立方米来计算的，而是立方丈，也叫“一个土”，合33.3立方米，开挖一个院子和通道，至少也要20个土。队里不支持不能指望借来平车，老忠再能干也还是孤掌难鸣。添上一个她的帮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即便如此，按照计划还是开出了准备推车的一条通道，也初步把窑面的最上沿进行了修整。捎带提一下。那时候已经有了功夫，天天抡镢的手根本就不会打泡，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在立茬土上打窑洞的抡镢，也是要有一些技巧，动一些脑筋的。只有照准了位置凿下去，一下一下地不离一个眼，而且每次都要把凿入眼中的镢尖比较小心地轻摇拔出，别把眼弄大，若干次之后响声一变，那镢眼就会撑下一大块硬土，有时能大到要两个人抬。
大约是1973年春节前后在西单商场路边，挖沟的冻土要拉走，看到几个人笨拙地抡镐，手痒地接过镐来就嗵嗵地干上了，那响声居然引来不少路人旁观，看到那大块冻土被老忠放下来，无不啧啧赞叹。
可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和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完成，那块开了深沟的土地，为了开春的种植还是填了沟。为开那条通道所付出的劳动也统统付之东流——别说记工，没让你赔上填沟的工就算便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