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干农活，队里怕我们不适应，安排我们干些老弱劳力干的轻活。第一天是到“打瓜”地里捡瓜，就是把散布在瓜地里的瓜集中在一起，堆成堆，等大车运回队里。那天我们男女生跟着几位老农干，休息时大家就围着瓜堆吃打瓜。这“打瓜”是西瓜的近亲，从外形到瓜籽、瓜瓤看起来非常像西瓜，仔细看才可以看出瓜籽比西瓜的大，瓜籽肉也比西瓜籽厚实，人们作零食吃的瓜籽实际上就是这种瓜籽。就因为它的籽粒大，瓜的营养精华几乎都集中到籽上，瓜瓤反倒变得淡而无味了。不过有个别的打瓜还是带点甜味，当喉咙里干得冒烟时，能吃上这瓜还是感觉甘甜无比。我们不懂挑瓜的绝窍，挑来捡去全是不甜的。俗话说“姜是老的辣”，几位老农帮我们挑的瓜就是甜，特别是有位老农，慈眉善目的，穿一身挂满尘土的黑衣黑裤，带一顶黑色便帽，自己一口没吃，跑来跑去地帮我们挑瓜搬瓜，知青中最为刁钻蛮横的某女生吃得高兴不已，一口一个“大爷真好！”“大爷挑的瓜真甜！”夸得那老农跑得更起劲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开批斗大会，批斗本队的阶级敌人。令我们吃惊不已的是，第一个被揪上台的人正是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的那位老农“大爷”。对他的批判发言，主要就是针对他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这事。当然也是给我们敲警钟，紧绷阶级斗争的弦。
这老农叫叶文瑞，他家解放前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由于地多收的租子多粮米也多，就开了当地称作“烧锅”的制酒作坊。因为他家姓叶，他家开的“烧锅”烧的酒质量挺好，于是我们的村子也被称作“叶家烧锅”，方圆几百里闻名。家业传到他手里，被他抽大烟抽得一天天败落下来，到解放那年几乎所剩无几，身体也因抽大烟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只剩一把骨头了。解放后政府强制他戒了烟，给他戴了顶地主的帽子让他“自食其力”。参加劳动后他的身体渐渐地强壮起来，干活可以和一般农民一比高低，六十多岁了还能常年下地干活。回顾这个变化，他说：“共产党救了我一条命。”
吃瓜事件的第二天，队干部特意带着我们十个人在全村一家家的“认门口”，谁家是贫农，谁家是地富，一一交代明白。
阶级斗争的对象不但针对地主、富农本人，还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于孙子一代。那时队里通知开会，都要说明什么人可以参加。如果说“社员大会”，就是全体社员，也就是全体有劳动力的人。如果说“贫下中农”，一般地说也包括了中农（我们队中农比较多，他们不参加，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还有我们知青。开贫下中农会时，不要说地主富农本人，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没有资格。
我们知青的家长，多半有这样那样的所谓“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有“问题”人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可以教育好也可能教育不好。为示宽大，给你指条活路，但死活如何，还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顶着这么一个像帽子又不是帽子的东西，那滋味能好受吗。
所幸的是，当地的社队领导和社员们对我们知青没有采取歧视的态度。有一次，队里召开斗争会，斗争本队的地富分子。大会领呼口号的任务就交给了女知青YY。不知道是因为太激动还是太紧张，YY喊口号时把“阶级敌人必须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喊成了“贫下中农必须向阶级敌人低头认罪！”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刀，稍有不慎，就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啷铛入狱，甚至枪毙杀头的危险。在北京某工厂劳动时我曾见过，一个青年技术员在辩论会上发言，为了说明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物，举了共产党历史上曾犯错误的例子，当时就被打成“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关进黑屋子。在斗争会上，一边是群情振奋的贫下中农，一边是低头弯腰的地富分子，喊出这样的口号，长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后果难以预料……可是真怪，居然没有一个人作出任何反应，坐在会场中的“革命群众”只是楞了一下。YY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稍稍缓口气，马上改过口来，大会按原定议程进行下去。会后回到知青点，YY吓得大哭一场。以后，YY没有因这事受到半点非难。
关于“阶级路线”，也就是倚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文革中（也包括文革前的几年）流行的提法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可分不清这个“论”那个“论”的，也弄不明白怎么一会儿是“有”，一会儿又是“不”了。于是，让他们说就变成了“有‘成分论’，无‘成分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在农村，谁家是什么阶级成分，大家都是清清楚楚。我们和社员们混熟了以后，有人有意无意地问知青：“你们家是什么成分？”这可是有点难回答了，只知道填表时家庭出身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平民”、“职员”等等，不知道家里算是什么阶级。当时城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们中间部分人的家长正是被“清理”、“审查”之中，我们的心中时时盼望他们能早日过关，可是这种情况怎么能向农民说得清呢，只好回答“城里不划成分。”对这样的回答，农民们肯定不满意“瞎说，哪能不划成分呢？！”不过说过就算了，以后不再提起。
六九年初春节前，我参加大队的“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进驻和平一队。要过春节了，“工作组”准备暂时撤出。离队的前一天晚上，特地开了个批斗大会，目的无非是教育贫下中农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警告“地富反坏”，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有几个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的人。这个队也有，批判起来老话套话车轱轳话翻来覆去说起来没完没了，一不留神，时间就过去了两个多钟头。那年月开批斗会有个规矩，被批斗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孙），必须低头弯腰一动不动地站着。批斗完地富反坏分子，要对贫下中农嘱咐几句，于是把地富赶出会场。我想透透气，借口看押地富也跟了出来。这些人出了会场，因为没人允许，不敢直腰。看着他们，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有一次我和母亲去他单位给他送生活用品，看到父亲就是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对他们说：“直直腰吧。”大概是弯的时间太长了，腰腿已经麻木，他们又敲腿又捶腰的好长时间才把腰腿站直。谁知才享受了几分钟，会场里散会，“左派”出来一看大发雷霆：“谁让你们直腰的？给我撅着去！”一帮人赶紧再次弯下腰去。还好，“左派”也是凡人，这会儿也想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没有深入追究，喊了一嗓子也就完事回家。
六八年十月，我们四个男生到一队去看望那里的同学。回家时，还没有出村子，听到有人喊救火，顺着声音找去，看到是一个当地称作“马架子（东北农村一种矮小的简易房屋，一般不住人。但有些人家盖不起正规房屋，就以马架子为家）”的屋子失火，火苗已经蹿上屋顶，有不少农民正在扑救，我们马上也加入救火的队伍。不多时，火被扑灭，但失火的房子只剩下干打垒的四壁和几根焦黑的檩木。过去报纸广播里经常宣传为贫下中农灭火的英雄事迹，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让我们撞上了，我们自然很高兴。事后一打听，失火的这家是个地主。完了，彻底没戏。这事如果发生在城里，没准还会有人扣你个“救助阶级敌人”的大帽子。我们只好不声不响地打道回府，此后再没有和别人提起此事。
有一次我们知青和几个社员在一起聊天，说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有个农民说有件事想不明白，请“城里来的知青给分析分析”：在“忆苦思甜”会上贫下中农纷纷控诉地主富农的剥削压迫。后来有个妇女也站出来，说她是个童养媳妇，从小进了夫家，吃苦受累，还经常遭受公婆的打骂……。这位农民想不通的是，童养媳妇的公婆也是贫下中农，怎么倒成了“控诉”的对象了。我们只是在书本里和电影上知道有童养媳妇这么回事，以为只有地主富农家才会有童养媳妇，从来不知道贫下中农也会养童养媳妇。一时间谁也回答不出半个字来。
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算是政治的范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个政盲或半政盲（这是我受文盲、法盲、科盲等词启发，自己杜撰出来的词，任何字典辞典上也查不到）。教育学或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智商”，用来定量地衡量一个人智力的高低。可惜在政治领域里没人研究“政商”（指政治活动能力的高低）。我的“智商”算不上太高，上等偏下总是有的。如果有“政商”的说法，我的“政商”只够低等水平，充其量不过是中等偏下。在我的头脑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如同课本书籍广播报纸上说的概念和样子。拿着这样的概念去套现实的农村生活，总也对不上号，反而把自己的脑子弄得似一锅浆糊。我看问题，分析问题，总是习惯于类似数学推理那样思维方式。举个例子，假设B = –A，C = –B，那么C = –（–A），根据“负负得正”的原理，最后可以得出C = A的结论。这么推理在数学上完全正确，可是推广到政治领域就不见得一定对。“朋友”的反面是“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呢，参照数学推理的方法可以得到结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怎么着也不能说是正确，譬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都是敌人不假，朋友可说不上，即便是暂时地结盟联合，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农村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俗话说“友连友，亲连亲，砸断骨头连着筋”。直到我离开农村，村子里关于这方面的事也没闹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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