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讲故事是填补空白的办法之一。这里是插队时听到老乡们讲的一些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解解闷儿吧。 “老大哥”的说法在东北地区比较流行，在开鲁，我还听一个关于“苏联老大姐”的传说。苏联红军进来时，刚过立秋，农活还不太忙。一天，一群人聚在村头闲聊。正聊着，来了两个“苏联老大姐”—— 苏联女兵，她们见有一口公用井，就打了些井水放到水槽（饮牲口用的）里，然后脱下上衣洗了起来。如此大胆开放的举动，令封建保守的中国农民们目瞪口呆，他们停止了闲聊，远远地围着两个“毛子婆”（东北人称俄国人“老毛子”）看希罕。俩女兵洗完了，环视周围，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个年轻英俊的“小白脸”，两人不由分说，把“小白脸”生拉硬拽地拖进了村外的高梁地。众人不敢跟进去，只听得高粱地稀哩哗啦一通乱响。过了好久才没了声响，人们走进高梁地，只见倒了一大片高梁，没有一个人影。从此，再没人见到“小白脸”的踪影。有人说，“毛子婆” 带着“小白脸”坐飞机回了苏联。还有人说，“小白脸”扛不住两个身高体壮“毛子婆”的轮番进攻，身体被掏空，一命呜乎了……。
一年夏天麦收，队长安排我和青年社员叶景德夜里看麦子。夏夜虽说比冬夜短得多，但也有七八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我俩轮流讲故事。叶景德讲了几个，有“带色”的，也有神话。神话故事的情节我记不全了，只记的是一个凡人男青年和一个神仙女青年相爱，到谈婚论嫁时，神仙父母要亲自考察未来女婿。准女婿进门之前，神仙老公母俩商量好联络暗号，如果相中了，老太太就在院子里哄鸡，否则就哄狗，老头根据老婆的表态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是留下吃饭还是只限于聊天唠呵。准女婿来了，迎面看见的是“闪光缎（当地人对表面光亮的绸缎的称呼，大概是织锦缎之类的织物吧）”的门帘，进入东屋，但见炕头是三铺三盖的被窝垛。上炕，盘腿而坐，上茶，敬烟，一番照例的客套之后，老头开始逐渐进入主题，男家有几口人，父母是否健在，有没有小姑子，家里有多少地，多少房子，大小牲畜，收成如何，……。忽然听见窗外传来老太太哄鸡的声音，老头心里有数了，马上出去帮老太太准备酒菜。故事的情节与小时候听的和看过的神话故事差不多，只是故事里的生活细节完全是农民自己生活的翻版，再加上点想象，但是想象力实在有限，总也脱不出庄户院的模式。
还有一个外国文字产生的故事。想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在即将到达某外国时，被这个国家的探子探听到消息。探子立马报告国王，国王说：孔老夫子发明了中国文字，我们现在还没有文字，不如趁这机会把老先生请来，帮我们发明文字。于是率领全国臣民，到国境边上迎接孔夫子。等候多日，孔老夫子骑着一头小毛驴走来了，国王和众百姓一哄而起，欢呼着向孔夫子跑去。老夫子骑的毛驴没有见过这些红发碧眼的人和这种阵势，以为是碰到了强盗，吓得扭头就逃。由于受惊不小，小毛驴边跑边撒尿，所谓屁滚尿留者也。国王和众百姓没有追上孔夫子，只看到留在地上的一连串弯弯曲曲的尿迹。众人不知何意，观察良久，一位智者恍然大明白：“啊！这就是孔老夫子留给我们的文字。”从此，这个国家有了文字。与方块形的汉字不同，他们的文字都是曲里拐弯的。
画画儿
上小学时，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后来他没上高中，去甘肃的一个林场就业，算得上咱们知青的老大哥辈，住在我家二楼。他很喜欢画画，我也跟着一起画。时间长了，绘画水平有了相当提高，虽然比这个同学还差不少，但是画的是什么东西还可以辨认得出来。后来，这个同学转学走了，我也因为兴趣转移把画笔扔到一边。 文革中，写大字报成了时髦，作为大字报的附属物——漫画也跟着走红。那时，学校不上课，派系林立，战斗队多如牛毛，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形势，我和几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战斗队，也搞大批判，写大字报。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无非是抄抄别人的东西。于是我又捡起画笔，画一些漫画。当然，创作是谈不上的，只是把刊登在各式各样造反小报上的漫画复制翻版。抄得多了，多少也学到一些画漫画的皮毛。 下乡后，正值秋收大忙，把我们一个个累得贼死。这时候大队要搞大批判，从一二队各抽几个知青到大队部，不知怎么就把我选中了，这一下，在学校里没事打发日子的雕虫小技到农村成了混饭吃的本事。在生产队里累死累活的干一天挣十分工，在大队轻轻松松地也是十分，何乐而不为。 在大队干了几天，回到队里。没过几天，又让我去学校。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三年多，老是这么停下去到哪儿是一站。但是，要开学也得闹出点儿动静来对老百姓有个交代。于是，在全国范围发起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同时让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美其名曰“掺砂子”，意思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就像一块捏不动揉不动渗不进水的胶泥，把砂子掺进去，就可以任意地捏，揉，也可以渗进水了。大队贫协派了两三名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让我去是协助他们搞大批判，当然主要还是画些漫画。题材多是“响尾蛇导弹——空对空”。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以说明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下，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迅速蜕化变质。我以此为题画了一组漫画。为了能联系实际，领导还请了几位贫下中农给我讲“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危害。其实，没有多少文化甚至大字不识的农民哪里闹得清这么多的路线，讲来讲去，无非是哪个老师态度不好，哪个老师体罚学生……甚至哪个老师比较爱打扮，哪个老师比较清高。有些事简直就是对不干农活照样拿工分的教师的嫉妒。我选了一些素材画进漫画中。虽然我没有点名道姓，并且尽可能地表现得空泛一些，但还是明显地感觉到老师们的反感和不满。在学校这段日子，吃了老师们不少白眼。好在只搞了几天，我完成了任务又回到队里干农活。 我画的东西其实很不象样，可是受到农民和队干部们的一致称赞，有人还称我是“画家”。农村文化生活本来就很贫乏，文革一来，电影、戏剧、文艺演出都没有了，走乡串村的民间艺人被禁止了，我画的很不象样的东西在农民眼里也变得象那么回事了。 第二年春夏之交，大队要搞“忆苦思甜”，把我们几个知青集中到大队。这次主要是要搞一套类似连环画的东西，反映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的苦难。第一步，搜集素材，在本大队的范围里请了几位比较典型的人物，别人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二队的副队长王江。第二步，画画和写说明词，画画这部分主要是我。最后经过大队领导班子审查，在大队的一个什么会上展出，反响不错。大队领导决定，让两名女知青作讲解员，并安排在公社的范围内展出。这时，就没我什么事了，仍然回到队里干活。这一次，在大队干了大约二十天。
过完年，接到通知，让我到县里参加《开鲁县首届文化工作会议》。解放已经二十一年，怎么还是“首届”？可能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对文化工作还重视得不够，没有开过文化工作会议；也可能是表示对文革前的十七年一切工作成绩的全面否定，即便是以前开过几次也一律不算数，惟有这次会议才是开辟了开鲁县文化事业的新纪元——这是文革时流行的思维方式和作法。我们公社有两个名额，我被选上是因为画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回家了，而我还留在队里，“矮子里拔大个”，充个数吧。另一个是一队的WH，WH天性喜爱文艺，会拉小提琴。还爱动笔写作，下乡前的《西辽河水》（见《插队生活片断（十四）》）就是一例。曾被选派参加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身兼编剧、演员、伴奏数职。在队里，被农民的称赞包围，我是井底之蛙有点飘飘然。到了县城，我俩去县文化馆报到，见到来自全县的各路英雄和他们的绘画作品，我才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有多么幼稚，距离真正的美术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能连入门初学的水平也算不上。 参加会的代表分成文学和美术两个组，我在美术组。代表中有知识青年，也有当地农民，还有专业的画家、作家，但是以业余的占多数。有个农民青年（严格地说是回乡知青），擅长油画，素描底子相当深厚，在队里就听说过他。当时盛行画主席像，各个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都要在单位里最醒目的地方画一幅主席像，他到处画，在开鲁县有相当的名声。我们大队曾请他来画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就在大队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地方，画高和真人大小差不多。为了这幅画，大队特意造了一座又像影壁墙又像佛龛的短墙。农村干部们对他也有点小意见，嫌他画像收费。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他不干农活，画像就是他的谋生手段，不收钱，吃什么。 开会时，大家都在听报告，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画板，在会场里到处画速写。县电影队有个女放映员，长得很漂亮全开鲁县有名，开会时作为工作人员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这小伙子坐到我旁边给她画速写。我在一旁看了他的整个作画过程，够得上专业水平。（后来，我们大队的知青BGL上调到开鲁县某机关工作，向这女放映员发起猛烈攻势，最后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美术组还有一个北京女知青，她带来的作品是两幅油画写生《静物》。我虽说不懂油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看得出，她即便不是美院附中的，也是进过少年宫的美术班，受过相当的专业训练。下面照片中，前排蹲着的中间一位就是这位女知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