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队长

   “政治队长”是文革的产物，取“突出政治”之意，实际上就是正队长，是这个生产队的一把手，一切大权都在他一人之手。当时就任的叫邵才，邵才是个地道的老农，下地干活，套马赶车，扶犁扬场，无论干什么都是像模像样。邵队长治队有方，队里一年四季的农活，什么节气干什么活，哪块地种什么庄稼，样样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邵才文化不高，识不了几个字，到上级（公社、大队）开会、听文件，不记笔记全凭脑子，能把精神基本掌握。回来传达，虽然是满口的庄稼话，倒也能传达得八九不离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政策水平挺高。在对待知青的问题上，既体现了党性原则，又表现出中国农民朴实的真挚感情。

    和平二队有六十几户人家，三百多口人，一百多男女全劳动力。我们十个无亲无故的知青插到队里，在经济上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这十个人要吃，要住，要生活，并且还要生活得比社员的平均水平略高，对本队社员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影响。要处理好这个矛盾，邵才是个关键性人物。

    我们是68年秋初进的村。当时已经开始秋收，北方农村有句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说的是秋收时节的繁忙和劳累。我们会干什么，不帮倒忙就不错了。我们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干活，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差得很多，但队里基本上都是给我们记满分——十分。按照当时的工分分配水平，十分工到年底可以分到一元二角左右。说实话，如果不是邵队长关照，实事求是地评，给三、四分就算有面子了。到年终决算，要分红了。按常规，要把口粮款、菜柴款、预支款等款项全部扣除，才是本人一年的实际分配款。照这样一算，许多社员只能分到几十元，十几元，几元钱现金。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不但分文不得，反而欠着队里一笔钱。怎么给知青分配，全队人包括知青都眼看着邵队长。

    邵队长说：“这些孩子们从北京到咱这地场，不容易，没亲没故的手里没钱怎么过。他们不比咱们土生土长，亲戚朋友多，东抓点儿，西挠点儿，日子就打发了。”他决定，对知青，所有款项都暂时不扣（记在帐上），按所得工分算，全部分现金。这样一来我们十个人（四男六女）就分得现金六百多元。我和妹妹两人分了一百八、九十元。

    想想看这六百多元在这个生产队里是什么份量。全队全年收入仅八万多元，扣除维持再生产的必需费用，参加分配的大约四万元。再扣除上面提到的粮柴菜预支等款项，实际用于分配的现金只有几千元。我们十个学生，仅仅干了一秋，却拿去了全队大约十分之一的现金，如果不是邵队长作主，作梦去吧。离开北京前，听开鲁县知青办的介绍，开鲁县人平均年收入约六十四元，这是个平均数，城镇人口也包括在内。如果只算农村，恐怕只有四五十元甚至更少。

    分钱那天，当我从会计手中接过一百多元钱时，不用说，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劳动所得，我的手不由得抖起来。但当我收好钱，抬起头来看到周围社员的眼睛时，感到那些眼睛里有一股火。一股什么火，我也说不清，但绝不是嫉妒的火、贪婪的火、愤怒的火，似乎是一种对幸福富裕生活渴望的火。他们家里有老人、孩子，一家人要穿衣，儿子要娶媳妇，女儿要出嫁，小孩一年也吃不上一粒水果糖、看不上一本小人书。他们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还没有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娃拿得多，他们能没有想法吗！但是他们平静地认可了。

    我们的住房也是个大问题。当地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墙壁不用砖，不用石，就用土。土，就地取材，只要花些力气，五间房子的墙就立起来了。屋顶材料用的是高粱杆。成捆的高粱杆密密实实地在屋顶上厚厚地铺一层，上面再抹上一两寸厚的一层泥，就成了防雨保温的屋顶了。要知道，高粱杆不仅是作屋顶的好材料，还是烧火的好柴火。但是铺屋顶用高粱杆极费。给我们造的房子比一般社员的房子要高而且深（指南北方向），邵队长还特别关照，为了保暖，屋顶要加厚。于是高粱杆用得格外地多，全队大约百分之二、三十的高粱杆上了我们的屋顶。由于为我们造房子，当年社员们少分了不少烧柴。

    第二年开春，作为春耕生产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刨茬（zhá）子”。所谓“茬子”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面下的根连同地面上一二寸残留的茎。茬子在地里经过一冬的日晒风吹，水分几乎全没了。到春耕前用镐头把茬子一个一个地刨出来就叫“刨茬子”。刨出来的茬子去掉土就是十分好用的烧火柴。一般社员经过漫长又寒冷的冬天，烧柴已经所剩无几，都盼着开春后能分到一些茬子。这次邵队长的天平又倾向了我们知青，全队收回的茬子，除了分给几户特困户（军属、五保户）外，全运到了我们的家里。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12个月）的口粮仍由国家负担，定量和当地城里人的工人一样——每月四十斤。这个定量对于生活在北京的学生来说是富富有余了，可是我们每天要干重体力活，伙食又几乎没有油水，所以吃得特别多。一年吃下来，还差一个多月粮食就没了。和邵队长一说，邵队长批给我们几百斤玉米。虽说不那么好吃，可是能吃饱。与社员相比好得多了，社员家里断粮，队里只借给每人每天九两，还是原粮，碾成米只剩七、八两了。我们的玉米吃了一半，碰上连下了几天秋雨。我们的房子漏雨，人睡觉的地方都成了问题，只好借宿到社员家。尽顾着搬铺盖运箱子，把玉米给忘了。等到发现时，受潮的玉米粒上已经长出了绿毛。碾成面烙成贴饼子，也是黄绿色的。吃到嘴里，没有了玉米的香甜，反而觉得带点辣味。咽到喉咙口，像是粗砂纸在磨。

    由于邵队长的照顾，使我们到农村的第一年，生活上没有遇到什么大困难。与其他队相比，我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日子好过多了。有一个队，知青们干一天活回到家里，不要说现成的热水热饭，连烧火的柴也没有，只好全体出动到野外拾柴，拾够了柴再点火做饭。有的地方，知青粮食吃亏了，没米下锅，只好到处借粮度日。有的地方，知青男生一天只能挣七、八分工，甚至五、六分（十分满分），女生就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