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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日，我和妻子在哈尔滨参加了朋友儿子的结婚典礼。10月3日，按照原先计划好的行程，我们夫妻二人和另外两名原哈尔滨知青搭伙，一起重返“北大荒”。 是日，我一夜无眠。早晨六点，我就再也躺不住了，于是穿好衣服，信步走出旅店，沿场部主要街道一路走去。街道还是那条街道，但原来的模样已经完全没了踪影。那时的这条街是沙石路面的土路，汽车一过尘土飞扬，而今已修成了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马路，在十字路口处设置了交通信号灯，还有执勤的交通警；那时街道两侧是低矮破旧的民房，而且家家门前都堆着高高的柴禾垛(玉米杆、大豆杆或小麦杆等)，因为那年月没有其他能源可以使用，而今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洁的六层单元式住宅楼，场部办起了煤气站，住户们做饭用上了煤气罐，冬天取暖有了暖气；那时整个场部地区仅有一个百货商店，饭店也是屈指可数，且都是国营的，至于其他娱乐场所，诸如歌厅、舞厅、咖啡厅、网吧更是闻所未闻，而今各种商店、饭店、小吃店、什么这个厅，那个吧的…，总之，大城市有的，这里几乎都有，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繁华的现代化小城镇。与30年前相比真是今昔非比，鸟枪换炮了。我们下乡的地方原先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九团四连”，兵团撤销后，现改名为“东北农垦总局绥滨农场四队”。 从哈尔滨到我们下乡的地方大约有500公里左右，因为没有直达的交通工具，所以只能坐长途汽车先到鹤岗市，然后再从鹤岗转乘去绥滨的客车。哈尔滨的朋友早就把我们要去的消息及行程计划告诉了那边的人。现在四队的队长魏晓东正是我和妻子当年在连里当教师时教过的学生。当他听到消息后，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还联络了我们的另一位叫周生江的学生，周在另一个生产队当队长。10月2日晚，他们二人分别给妻的手机打来电话，表示要好好招待我们一行。并告知，届时他们要每人开辆小轿车亲往鹤岗去接我们。 10月3日早八点半，我们乘坐“龙运集团”的“沃尔沃”高级长途客车准时出发子。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行驶，于下午一点一刻到达了鹤岗市。按照约定，我们一行四人下车后原地不动，等待他们前来“认领”。 不一会儿，就见两辆黑色轿车缓缓冲着我们的方向驶来，一辆是“尼桑”，另一辆是“别克”。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我们七个人相互对视片刻，首先是他们认出了我们：“张老师！”“徐老师！”“秋子阿姨！”“孙阿姨！”面对这两个40多岁的汉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我们曾经教过的学生？那时他们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将近30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真是日月如梭啊！连他们都快老了，我们能不老嘛？好可怕呀。 毕竟在我们离开“北大荒”时已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身体各方面和脸部的相貌特征都定型了，所以他们辨认我们应该比较容易，可我们要辨认他们就困难多了。当然，最终还是在他们的脸上找到了他们童年时的影子。 原来那位同来的中年妇女叫朱朝兰，是1975年下乡到四连的哈尔滨知青，由于他们来了没两年，我们就返城了，所以彼此的印象不是太深。听说她前几年投资在哈尔滨郊区办了家养猪场，办得很成功，不但挣了钱，也在养殖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前不久，她决定在四连投资数百万元建造一个年出栏率能达万头的大型现代化养猪场。她的这项投资计划得到了农场的欢迎和大力支持，被树为样板，不但得到了农行的贷款，还得到了诸如无偿提供所需占用的土地等优惠政策。猪场开工数月，现在已接近尾声。小朱夫妇为了猪场的事，有很长时间没有回他们哈尔滨的家了。今天听说我们要来，她在百忙之中特意跟车到鹤岗来接我们。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后，真是让我们对她既钦佩，又感动！可是，此时此刻，一切感谢的话都是多余，谁让天下知青是一家呢，更何况我们曾是一个连的知青。 我们分乘两辆轿车开始上路。从鹤岗到绥滨县城的公路当年曾是战备公路，因为这条路沿黑龙江而修，而黑龙江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线，那时的中、苏边境地区被称为反修、防修的前哨。这条路原先是沙石路面，近两年国家投资，要把它改造成水泥路面，现在工程已经过半。 10月初，正是“北大荒”秋收的季节。透过车窗望出去，道路两侧的大田里，有不少收割机正在收割大豆或水稻。眼前的景象勾起了我对当年很多往事的回忆…。以前，这里的三大作物是指小麦、玉米和大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生产连队要种植多少亩小麦、多少亩玉米、多少亩大豆，是根据上级下达的生产计划来确定的，自己毫无自主权。 一路上，通过和魏晓东聊天，使我对农场的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如今，原来农场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各生产连队是根据“团生产股”下达的计划统一安排连队的生产，所收获的粮食也统一上交国家粮库，所有产、供、销都由国家包下来；而今，农场实行了承包制，各生产队的队长作为总承包人向农场承包下生产队里的所有土地资源，然后队长再把土地分包给队里的职工。也就是说，现在的生产队是由很多大大小小的家庭农场组成的。原先属国家所有的农业机械设备等都作价卖给了职工，没有买到的职工可以向农行申请贷款，到市场上去买，每家每户都在承包的土地上，用自家的农业机械进行耕种。国家不再给职工发工资，那些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当他们卖掉自己耕种收获的农产品后，只要交足了承包费并按规定给国家纳了税，其余都归自己所有。我想，这种办法无疑会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各个家庭农场将根据市场情况来决定自己种什么或不种什么。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稻米的价格显然要比小麦高得多，再加上国家投巨资修建了引黑龙江水灌溉农田的水利工程，把沿江一带的大片土地改造成了能浇水、能排涝的“旱涝保收田”，为大面积种植水稻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一带的农场已经很少有人种小麦了。 汽车行驶了2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名山农场场部。按照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接待计划”，我们要在这里吃午饭。名山农场场部有一条街紧邻黑龙江边，由于这段江面比较窄，就是几十米宽，对岸是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庄，站在江边看过去，那边的农舍、街道、甚至行人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因此，这条街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街上有好几家专营俄罗斯旅游纪念品的商店，生意还算“红火”。边境线总是或多或少地给人们一些神秘感，这给那些没有机会去俄罗斯观光的外地游客提供了领略俄罗斯风情的机会。 据说这几年随着中、俄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升温，而且两国边贸交易额连连攀高，边民之间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现在搞本护照，弄个旅游签证很方便，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到江对面的俄罗斯小城镇里转悠一趟，来个俄罗斯边境城市一日游。这在三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不要说到俄罗斯去旅游是根本不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在当地工作、居住的人都要凭“边境地区居民证”才能在这一地区走动。否则，几乎是寸步难行！外地人要到这里来还要先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局申领“前往边境地区通行证”，如果拿不到这个证件，你最远就只能到鹤岗，再往前走是不行的，边防哨卡不放行。现在这些规定都已被废除，人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旅行而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边防哨卡仍然有，只要你不跨越边境，边防警察是不会干涉你的。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交恶，大打口水仗，我党中央曾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当时被称为“九评”，抨击苏共的内、外政策，并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后来，两国又因领土争端几乎爆发大战，还记得“珍宝岛事件”期间，边境一带的连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连队里的家属都撤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了，武装值班分队的战士们昼夜枪不离手，连我们这些普通兵团战士也被要求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今昔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正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顿中饭吃的是颇具当地特色的“江鱼宴”，满桌子的菜都是用产自黑龙江的各种鱼做的，特色的确有，可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就是一个字：咸！可价钱却不菲，我们七个人竟花了500多元。当然，埋单的是我们那两位学生，他们现在都是握有实权的生产队长，报销几顿饭钱应该是不成问题。 饭后接着上路。当魏晓东提醒我们，就要路过通往四队的岔路口时，我睁大了眼睛，脑海里急速地搜寻着当年的记忆，可遗憾的是，我还是没有认出来。原来，这个岔路口的唯一标志…当年我们回家探亲等长途汽车的那几间土坯结构的“道班房”不见了，只见到几间崭新的砖瓦房，怪不得我没有认出来。30年后的旧地重游，真是日月如梭，苍海桑田啊。 按照安排，我们今天要在绥滨农场场部过夜，明天上午将重返我们曾经生活、工作过11年的四连，去那里寻找年轻时的梦，去那里看望曾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去黑龙江边参观国家投资的现代化大型“引黑灌溉水利工程”和那个知青投资的养猪场…。 晚上六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到达了绥滨农场场部，住进了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一家旅店。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的车到达旅店门口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之中有当年四连的老职工、有落户在那里的知青、也有我们曾教过的学生，他们是得到消息后主动过来的。 分别三十年后的相见，毕竟是岁月无情呵！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大家把我们四人围在中间，人们互相对望着、回忆着、猜测着…，“大楞”！“老九”！“邢好”！“秋子”！“张老师”！“徐老师”！…。尽管除了几位学生外，这些人之中最小的都50开外了，最年长的已70多岁，可大家仍用当年的外号彼此相称。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杨占兴的鹤岗知青，他现在在场部机关工作，算是在这里落了户。他的原配老婆是哈尔滨知青，可惜前几年患癌症去世了。后来他又娶了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当地女子为妻，据说他这个妻子相当能干，自己承包了一家工程公司，由她的公司承建的一栋住宅楼近日刚刚竣工。 当年在四连时，我和杨占兴就常常互相开玩笑，一碰面就嘻嘻哈哈的，整天没个正形。那时我们年青，也许是“北大荒”的水土养人吧，大家都长得壮壮实实的。于是我就叫他“肥了吧叽的”！他当然也不示弱，称我是“圆了咕嘟的”！今日相见，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没有任何客套，扑上来就在我的脸上狠狠地“啃”了一口！然后就“肥了吧叽的！”“圆了咕噜的！”乱叫着扭在了一起。似这等真情，只有共同经历了那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一起走过了那难忘的艰苦岁月才会有，装是装不出来的！ 有两位在这里落户的哈尔滨知青也在欢迎我们的人群中，他们都是1966年下乡的，与和我们这次同来的秋子是同校的同学。其中一位是女士，1968年就从四连调到当时的团中心学校当教师，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当地人，从此就定居在场部直至今日。听说她已经退休，每月退休金能拿到二千八百元，这在当地来说是很高的，比在生产第一线上退休的，工龄比她长的老职工的退休金高得多。另一位是男士，因娶了个当地老婆，所以也没返城，在那里安了家，现在场部的运输公司当卡车司机，还没退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那两个开车去鹤岗接我们的学生外，在欢迎我们的人群中还有我和妻子曾经教过的学生：张丽萍、王英、门建华和周生海。 张丽萍是医学专科毕业，现在是场部医院妇产科大夫。这丫头当年上学时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聪明好学，可也顽皮淘气，逆反心理非常典型，常常闹些小“恶作剧”，成心与我作对。记得当时全国教育界正在学习北京师大附小一位叫黄帅的小学生，号召全国的中小学生向她学习：敢于反对“师道尊严”，敢于给老师提意见，敢于给老师贴大字报…。也许是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就是这个张丽萍带头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我对学生过于严厉，有“师道尊严”的表现…等等。消息传到团部，团文教股还专门派了两名干事到连里调查此事，弄得我好不狼狈！提起当年事，这丫头满脸的不好意思，一个劲儿的道歉，问我还为当年的事生气吗？并说，她现在一想起当年如何成心气我的往事就愧疚不已，恨不得让我责打她一顿，她说她甘愿受责罚！看着满脸真诚的她…这个事业有成，这个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昔日调皮学生，我除了深感欣慰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想法呢？ 王英也是学医的，好像是中专毕业，现在是一个生产队的专职卫生员，她和同样是我们学生的周生海结了婚。周生海也是中专毕业，他在那个生产队当会计。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得出来，他们小俩口的日子过得一定不错。 门建华曾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原因是他偏爱物理课。他尤其对我自制的物理学教具深感兴趣，多次缠着我，要我教他如何制作微型电动机模型。至今我还记得，在我的指点下，他自制的小电动机接上电池后，呼拉拉地转起来的时候，他那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的小模样。如今，他已是农场党委办公室秘书了。 几位老职工都退休了。他们在场部或买了房、或租了房，他们住在场部的原因是为了照看正在上中、小学的孙辈，因为自从知青大返城后，师资短缺成了问题，所以各生产队的学校统统撤销了，生产队里的孩子要上学只能到场部的学校来上，可是，离场部最近的生产队也有十几公里，那么退休后的老人就在场部弄套房子带着孙辈过，为子女解决“后顾之忧”，以便他们能安心地在生产队里经营好自家的成包土地成了“大势所趋”。 也没弄清楚那天的晚饭是谁请的，反正在场的人都去了，足有小20口子，在一家饭店包了两桌。席间，自然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东北人豪爽好客的性格和淳朴民风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年月，这里喝酒都用大海碗，满桌子人就用一个碗，倒满了酒大家传着喝，口大口小全凭自觉，谁要是喝醉了，纯粹是自己灌自己！还被人们称赞为“实在”。而今这里的人们喝酒也“斯文”起来了，每人一个高脚小玻璃杯，蛮讲究的，可劝酒的招数也够让人“恐怖的”，虽然也很热闹，却没了当年的那种特色和氛围。我在哈尔滨已喝吐了一次，那晚折腾了半宿，几天来身体感觉也不好，可此时此刻，面对几十年未见面的乡亲们，面对他们一张张真诚、热情的脸和频频举杯向我们敬酒的情义，我又怎么能不有所表示呢？总算妻子一再给大家解释，并连连代我喝酒，才算为我解了围。真没想到，老婆还有这本事？这不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吗！看来，到了关键时刻，还是老婆疼我！ 整个吃饭的过程，大家畅叙别后各自的经历，追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叹“人生苦短”的惆怅，惊呼时代进步的速度太快！…。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多小时。饭后，我们谢绝了要去歌厅唱歌的安排，于是全体移师到我们下榻的旅店接着侃。当问及是否我们熟悉的老同志都还健在时，他们沉默了！原来自从我们走后，已有十几位老同志先后离开了人世。单虎子、王胖子、酒坊的品酒师刘长金、机务仓库保管员吴化奎、常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的秦大爷…，一个个鲜活的形象逐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其实据我所知，我连的知青们也有几个已经过世，他们之中最年青的，死时不到50岁。直到深夜十二点多，大家仍意犹未尽，只是照顾到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后需要早点休息，才依依不舍地散了。 在街上，我是慢慢地走、细细地品、仔细地寻，试图找回当年的影子。我发现在这条街上，原先的老建筑物仅剩了三座没被拆掉：一是原团部招待所，那是一栋灰色的二层楼房，现在改建成了场部地区幼儿园；二是原团部机关办公室…一排俄成的平房，现在是绥滨农场公安局；三是原团卫生队，也是俄式建筑，现在成了场部医院的门诊部。现在的场部机关办公大楼是栋八层的现代化建筑，门前的旗杆上高高地飘着五星红旗，一看就知道这里是首脑机关。紧挨着办公楼就是新招待所，好像也叫什么宾馆。从外表看，这也是一栋十分漂亮和气派的建筑物，依我的眼光看，它怎么也够得上“三星级”的标准吧？老团卫生队的旧房子旁边就是新的场部医院大楼，这栋大楼就其规模来讲，若与北京市区级医院相比也绝不逊色。 当我返回旅店时，妻子和同来的那两位哈尔滨知青正与在四连投资建猪场的朱朝兰在谈着什么。原来小朱为了陪我们，昨天没有返回四连，她也住在了这家旅店，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她执意要请我们去吃早餐，盛情难却。 八点钟，那两个当队长的学生每人开辆车来了，他们另外又找了一辆车，因为有几个住在场部的老同志也想陪我们回四连。小朱的丈夫这时也从四连开着车来场部接她，这样，四辆车一起上路。 我们终于踏上了阔别30年的四连土地。车子首先开到队部门口，这是当年的知青食堂…一排砖瓦结构的大房子，经过改建成了现在的样子，已经让我们认不出来了。队长办公室、会计室、会议室、职工之家等都在这排房子里。魏晓东的办公室倒是蛮像模像样的：里外套间，外间迎门放着一张“大班台”和一把“大班椅”，靠墙几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里间放着一套电脑和一套沙发。这个办公室虽显简单和朴素，却也透着现代化的气息。应该说在这个边远地区一个农场生产队队长的办公室里能有这样的摆设和电脑等设备已经很不错了，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时代的进步。 从队部出来，我们要去家属区看望曾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由于正值秋收季节，各家的青壮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所以队里显得冷冷清清的，街上见不到一个人。 家属区的变化不大，除了原来的土坯房都被拆掉了，另外又盖了几栋新砖房外，其他砖瓦结构的老房子还都在。房间里的格局不可能变，进门就是灶台间，做起饭来烟熏火燎，仅有的一间卧室也是一间房子半间炕，吃饭摆炕桌，靠墙放两口木箱子，全家衣物、被褥都塞在里面，除此之外就再也摆不下其他家具了。家家门前的柴禾垛下都有一群鸡、鸭、鹅、狗，很是热闹…。这些与3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其实四连离场部仅20多公里，而两地的差距却如此悬殊。 我们先到了周广珍的家，他当年是连里的农机维修工，对修理各种农业机械很在行，是个很能干的人。现在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退休在家多年了。他的几个孩子都是我和妻子教过的学生，而且当时我们和他家的关系就比较密切。记得那时他的老伴常常爱怜地看着我们说，你们小小年纪就离开爹娘自己闯生活，真叫人心疼！他们一家还在生活上关照我们，过年过节总是把我们叫到家里吃饭…。我和妻子要调走时，他为我们摆下了送行酒，就是那次，我喝醉了，以至吐了他家一炕！ 离别多年的老朋友相见，自是百感交加！妻和他的老伴紧紧相拥在一起泣不成声，我和老周两手紧握也眼圈发红。这一刻，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真恨不得再回到那个难忘的岁月。尽管那时的生活清苦，前途莫测，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是如此的纯真、那么的真诚、那样的无私！像这样的真情真义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还能寻得到吗？我怀疑！是啊，当年的壮年汉子，当年的大姑娘、小伙子，今天都成了70多岁的老翁，50多岁的小老头、小老太，这巨大的变化似乎只是发生在“弹指一挥间”，人生一世一晃即过，快得很！如此想来，那些贪污的、腐败的、勾心斗争的、争权夺利的…，真正是既可悲又可笑。 我们同来的原哈尔滨知青秋子是在四连结的婚，她的一双儿女也出生在这里。她和妻子曾是最要好的朋友，返城后也一直保持着联系。10月2日，我和妻子在哈尔滨参加的就是她儿子的结婚典礼。秋子在一排家属房前走来走去，寻找她曾经住过的房子。还是在一位乡亲的指点下，她才找到了那间令她回味无穷、终生难忘的小小的旧屋…。她请我为她拍了一张照片留作永远的纪念。 我们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家属区，很多熟悉的“老人儿”都会集到了老周家，屋里坐不下，就站在院子里，大家哭啊、笑啊、尽情地聊啊、感慨啊…，屋里屋外洋溢着浓浓的友情。他们之中有当年队里的妇女主任、有那时的副连长、场院排排长、铁匠…。到了分别的时刻，大家送了一程又一程，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再见面，不免都有些伤感。然而，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人们只得互道珍重，挥手话别。 下一个节目就是参观朱朝兰投资的万头养猪场了。猪场建在原来连里的菜地，一排排红砖青瓦的崭新猪舍已经盖好，只是一些内部设施还未完工。小朱一边带着我们参观，一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再晚来一段时间就好了，再有半个月猪场就能完工，我们要是那个时候来就可以参加猪场的开业典礼，该有多好！只可惜我们赶不上这个机会了。衷心祝愿小朱的养猪场顺利完工！更祝福她能创造出丰厚的经济效益！ 从猪场出来，顺着一条土路往北走大约1公里就到了黑龙江边，国家投资2.7亿元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江水提灌站就在这里。用人工挖掘的一条很宽的引水主干渠与黑龙江河道呈垂直角度，足有六、七层楼高的泵房就在离黑龙江边30多米远处跨引水主干渠而建，很像是水电站的拦洪大坝，的确很雄伟。据说，当它开足马力往上泵水时，每天仅消耗的电费就达万元之巨。想想看，除了这个巨大的泵站和引水干渠外，与之相配套的排灌渠还得修多少？这是一项多么大的工程啊。 至此，我们在四连的节目算是都完成了，本打算再到地里看看秋收的场面，因怕影响人家的正常生产，所以作罢。这时已是下午二点多钟了，返回场部吃午饭。我们返回的队伍又壮大了，因为有几位老同志坚持要把我们送到场部再陪我们半天，他们自己找了一辆车，这几位老同志中就有我开拖拉机时的师傅王少春，他的大儿子也曾是我的学生。朱朝兰也表示要“全程陪同”，她开自家的车随行，就这样，五辆车浩浩荡荡地启程了。 饭后，门建华、张丽萍、王英他们带了另外二名刚得到消息的学生赶来了，在他们的一再坚持下，我们不得不“恭敬不如从命”，答应去歌舞厅坐一坐。你还别小看这个地处边远地区的歌舞厅，它的设备一应俱全，歌曲也存的不少。大家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聊天的聊天。跳舞我不行，妻子是强项，学生们轮番请她。我和杨占兴充满感情地合唱了一首电影“带手铐的旅客”中的插曲“送战友”。 晚七点半，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学生们似乎为谁来请这顿饭而发生了争执，最后还是门建华占了上风。听他们说，好像晚饭后还有什么节目，是由张丽萍负责。这顿饭局摆在了被称为场部地区最高档次的宾馆…招待所。包括所有在场的学生、住在场部地区的几个老职工和从四连特意跟过来陪我们的几个人，总计有20多口人，满满地坐了两大桌子。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农场的党委书记怎么会得到了消息，竟也“大驾光临”。我估计是门建华搞的“鬼”。不过，我对这位书记的印象不太好，也不知门建华是如何向他介绍的，刚见面时，他显得很客气，也很热情，后来他问我现任何职？我说本人正在待岗，并准备申请“内退”，他的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非常明显。当然，表面文章他还是会作的，当酒、菜上来时，他举杯祝酒，说了一通“绥滨农场是你们的第二故乡，欢迎你们常回来看看，绥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知青为开发边疆所做出的贡献…”等套话。随后，我也代表同来的其他三位老知青说了一段深情的肺腑之言。我说我们这些老知青现在都已是50多岁的人了，几十年来，我们可以说是在风雨中坎坎、坷坷地走过了前半生。要不了几年，我们这些人都将跨入老年人的行列。尽管返城后，大家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首往事时，我们才发现，其实真正让我们回味无穷、永生难忘的，还是在这里度过的岁月。人生最宝贵的阶段就是青年时代，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这里。而且这里还有曾与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了那个特殊年月的乡亲们。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是他们在生活上关心、爱护我们，让我们体会到，虽然我们年纪轻轻就远离父母、远离家乡，但除了家庭温暖外，这世上还有真爱；是他们在生产上手把手地教我们，使我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学到了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知识。此情、此义我们怎能忘呢？在“北大荒”度过的这段时光，是我们这代人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交响乐”中最重要的一个乐章，我们不能忘，不会忘，也不敢忘！…。当然，我这番饱含深情的话绝不是冲那位书记说的，而是说给乡亲们和我的那些学生们。坐了没一会儿，书记就借故退席了。 饭后，几位从四连特意过来陪我们的乡亲要回去了，免不了又是一通难舍难分的话别。可是，因白天在地里干活而没见到面的几位老同志又从四连赶来了。按照我们的意愿，大家一起到旅店去，再“侃”他半宿！可张丽萍不依不饶地“闹腾”，死活要由她做东，请我们再到咖啡厅坐坐，实在拗不过她，也只得由她安排。 不大的咖啡厅被我们一帮子人挤得满满的，把店里所有桌子排成一长条，大家围坐在一起。张丽萍为大家点了啤酒、各种饮料及小食品。店里的女老板看我们这架势，知道遇上了“大买卖”，因此显得格外的殷勤和周到。 吃完、喝完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在我们苦苦相劝之下，老同志们才答应回家，他们都表示明天早上要去汽车站为我们送行。因为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两位当队长的学生已全程陪了我们两天，实在不忍心再麻烦他们送我们去鹤岗，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才买了明天早上从场部发车直达哈尔滨的汽车票。老同志们都走了，可那几个学生说什么也要到我们住的旅店去再聊一聊。 在旅店，师生们共同回忆了那段在学校的生活，回忆起他们童年时的趣事。直到夜十二点半，大家仍谈得兴致勃勃。由于明天我们还要起早赶路，所以大家只得无奈的散了。有的学生工作的生产队离场部很远，明早不能赶来送行，于是，与我们在旅店门口就要别过。我和每一位学生都紧紧拥抱。临别时，我送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大家擅自珍重，后会有期！” 遗憾的是，有几位学生因为没有联系上，所以没有见到。尤其是那个曾经爱恋上我的女学生英子，她嫁到了离场部很远的一个生产队，听说年仅40几岁的她已经当了婆婆，现在正给儿媳妇伺候月子。 第二天(10月5日)早上七点半，凡能来为我们送行的都到了，上车前，人们握手、拥抱、挥泪，互相祝福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要上车了，那个在这里当教师，并已退休、落户在这里的哈尔滨女知青突然双手捂脸，失声痛哭着跑到车后面去了。我想我们能理解她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也只有我们四人能够读懂她这哭声的含义…。 汽车开动了，车上、车下频频招手，直到互相看不见对方。别了“北大荒”！别了我的第二故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