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流产的“造反”

    我们下乡那年十月底十一月初，队里的庄稼已经全部收割完毕，运到了生产队的场院里。下一步就该脱粒了。不同的庄稼，脱粒的工序不一样。以谷子为例：谷子是谷穗和秸杆一起割下来，打成捆运回场院，然后用镰刀把谷穗从秸杆上削下来，叫“梢谷子”。

    往年梢谷子都是采取定额管理、计件工分的办法。我们从报纸、广播、大字报中知道“修正主义者”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一听说这个办法，不正有个“包”字吗，于是就在一帮青年社员中煽动起来，说这是“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批判、要抵制、要造反……社员们一下子分成了“赞成”（主要是青年社员）和“反对”（中老年）界线分明的两大阵营，争论得十分激烈，生产当然全部停了下来。当时的形势很严峻，天气一天天地冷下来，已经下了一场小雨加雪，时间不等人。农民不象城里人停产闹革命照样有工资拿有饭吃，再这样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全队人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真的就要“北风那个吹”了。如果不实行计件，社员积极性不高，干活出工不出力，磨洋工。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产队邵队长当晚亲自找到知青住处，与我们四个男生（可能是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支配）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既不叫包工，也不叫计件，先派人把每个人干的工作量记录下来，具体怎么算工分，等完事后再讨论决定。邵队长特意安排男两名知青作登记工作。

    我们几个一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二是本来在学校里也不是什么翻江倒海的“造反”人物，都是温和派，见邵队长亲自出马，态度也很诚恳，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办法立即传达到社员中，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还是老一套，所以社员们的干劲十足。梢谷子的进度很快，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当然，工分还是按计件算了。算下来的结果，女知青们（梢谷子都是妇女干的）得的工分最少。社员们体力强，技术熟练，又有家人（丈夫、老人、小孩）的协助，都挣得不少，有的一天能挣二、三十，甚至三、四十分的。女知青们体力、技术都不如人，又没人帮忙，一天也就挣个七、八分，还累个贼死，外加从头到脚一身土，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累得连炕也爬不上去，恨得个别女生背后骂我们男生“个个是叛徒”。

    这件事后，我们处事就比较实际一些了。农村的事，不是喊几句漂亮空洞的革命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干农活越来越熟练，体力越来越强，我们也成了计件包干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

铡  草

    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全队骡、马、驴、牛等大牲畜共有一二百头，冬、春两季全靠吃谷草（即谷子削去谷穗的秸杆）活命，所以铡草的工作量相当大，几乎要干一冬。

    这时，已经不再使用包公铡陈士美的那种老式铡刀，普遍使用一种初级机械化的铡草机。所谓“初级机械化”是因为它的主要动力还是靠人力。铡草时四人一组，两个人当“肉马达”，一左一右站在铡草机两边，用手拼命转动铡草机的一对飞轮，飞轮带着三把铡草刀把草铡成一段段的；第三个人往机器里喂谷草；第四个人清理机器出口铡好的碎草。这种铡草机比老式铡刀效率高，安全，不容易切到手，铡出的草长短均匀。它也可以不用人力，而用一台柴油机通过长轴——皮带轮同时带动四、五台铡草机，由于速度快，全队的草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铡完。六八年冬，队领导怕扣上“三自一包”的帽子，就是用柴油机铡的草。柴油机是大队的，油料费、机械设备的维修折旧费、农机手的人工费等等都要付钱。最后一算帐，如果本队社员自己干，付给社员的工分钱，和花在柴油机的钱上下差不了多少。

    过了一两年，大批判的风声不那么紧了，邵队长把这笔账算给全队人听，让大家决定是用柴油机还是用人力，大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人力铡草，当然工分计算方式是“计件制”。七○年冬我在队里过冬，为了多挣点工分也报名参加了铡草。

    我们四个男生，H临时抽调到公社去工作，Q生肝炎回北京治疗休养，W回京探亲。我虽体力不算很强，但平时干活肯卖力气，有十分劲绝不使九分九，按当地说法叫“干活实诚”，于是有两个青年社员来找我搭伙。一个叫叶景德，年龄、体力都和我差不多，平时和我关系不错，麦收时曾和我一起守过三天夜。还有一个叫董玉柱，比我小四、五岁，是当地农业中学的学生，文革开始后回队参加农业生产，人长得又黑又壮，演戏时总扮演狗腿子、日本兵，就是曾和叶昌配合的那个小青年，和我们知青关系很好。最后拉上一个别的组不愿要的叶强（叶昌的四弟，此人懒虽懒点，但是天生好脾气），凑成一个组。我们的目标是能挣到基本分（冬天天短，每天基本分只有八分）就成。干到最后三天，我们感觉不算太累，还可以多干些，于是干到了十分工。

    最后一天，我们拼到了十二分。这十二分真不容易，硬是咬着牙挺下来的，回到家就觉得两条胳膊全麻木了，倒在炕上一动也不想动，饭也懒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