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式的北京知青集体户
----记充满理想主义追求的北京女知青郭笑文
北京l01中学高中生郭笑文，于l968年9月满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与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奔赴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学田公社胜利大队插队落户，在那里一共生活了近l0个年头，经历了种种艰辛，甜酸苦辣，说道不尽，走着一条铺满荆棘之路。
初至内蒙，她和同学们干劲十足，决定搞起一个“巴黎公社”式的知青点。同学们白天劳动，晚上聚在一起看书学习，把各自带去的图书集在一起，足够开个小图书馆。一年下来，有了年终分红。他们把那点钱买了布，每人做一套棉制服，男生是黑的，女生是蓝色的。还给每个人买了一顶大皮帽子，穿戴很整齐，真像是个“巴黎公社”的样子呢。
在他们知青点上，男生在生产队劳动很出力，女生内勤较能干，把知青点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连定期杀虱子药臭虫这些事都想到了，还有人专门负贡。
作为知青点的一员，郭笑文有过多的热情，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她积极地参加干活，很舍得花力气，冬天上山搂草，脸在刺骨的寒风里冻起了白泡，而棉袄里面的衬衣却被汗水浸透了。
他们这一帮北京来的知青这么能吃苦，还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这么好，看上去有滋有味的，很快就打消了老乡们对京城来的学生的种种疑虑，很快便与他们融合起来了。那时还兴唱样板戏，知青们唱得很不错，于是就吸引了村里的一帮男女青年，他们吃完晚饭便聚到知青点，学唱样板戏，听北京学生讲北京的种种新鲜故事。
郭笑文不久便注意到，这个村的文化知识成问题，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小伙子，竟然一个大字也不识，特别是一些女子，说是打小就没让上过学。在这个村，能读到高小，就算得是本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了。
郭笑文是个急性子，想着做事就急于做。她便想，这不正是我们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好机会吗?
她想着干，就在油灯下着手干起来了，很快就编了一本简易教材，把农村日常用语、农活、农具、常用姓氏等，以“三字经”的形式，编成了合辙押韵的顺口溜。她又与本地的小学教师谈好了，借用学校的教室来上课。
她把自己的想法与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一说，他们都积极响应，踊跃前来报名，要参加夜校学习。
只是有一个难题：村里还没通电，用什么来照明呢?村里的几个小伙子给她出主意：“大队部有两盏汽灯，亮着呢。”
于是就到大队部去借汽灯。大队的干部不在，他们就同看门的大爷打了个招呼，把灯摘走了。郭笑文没把事情想得很复杂，以为是为村里的年轻人学文化做好事，大队干部不会反对的。
这天晚上，就在简陋的教室里，借着昏暗的灯光，郭笑文开始了第一次讲课。面对几十双渴望学文化知识的眼睛，她讲得很带劲，虽然有点激动和紧张，但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天晚上，她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睡梦中还筹划着夜校将来的前景。
谁知，第二天一早，大队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就板着脸把她叫到办公室去了，质问道：“昨天是你带了人把大队的汽灯搞走的?”
郭笑文说是的，于是就对副主任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办夜校的积极意义，还对副主任大谈自己的发展规划。哪知副主任并不想听她的自我介绍，气恼地说：“谁让你办夜校啦?毛主席让你们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让你们来教育农民。你给我把灯送回来，再写个检讨!”
郭笑文没想到自己想为村里的年轻人做点好事，结果会招来一顿骂，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刚刚开张的夜校就此搁浅了。事后她才知道，大队部每天晚上都有牌局，把汽灯摘走，就会耽误他们玩牌，难怪干部们会大发脾气。
这件事不知怎么的却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不过多久，本县所在地区新上任的地委书记到农村来视察工作，顺便来看望这个村的北京知青。在座谈会上，郭笑文忍不住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青年除了接受再教育，是否还可以帮助贫下中农作些事情?”
地委书记当即说：“当然可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他这一说，郭笑文便把自己办夜校的过程向书记说了一番，果然得到了书记的肯定，当场便作指示说：“应该把扫盲夜校改为政治夜校。这是一个创举，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过了不久，县教育局便派来了一个调查组，要总结这个大队兴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大队的干部们有点莫名其妙。调查组的人解释说，地委某某书记走到哪里讲到哪里，说突尕有个北京姑娘办起了政治夜校，这是对农民进行路线教育的好办法，值得在全地区推广。
事情就这样变了味。本来郭笑文办夜校只是想让村里的年轻人扫扫盲，识几个字，可让地委书记一讲，就成了政治夜校，而后，她便不得不按着这个框框做这件事了。
不过，那时她并不在意是政治夜校还是扫盲班，只要把夜校办起来就行。于是夜校在上面大人物的倡导下，堂堂正正地再次开张了。然而，这一次开张后，郭笑文自编的扫盲“三字经”就不能用了，改学毛主席著作了。郭笑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从最简单的道理讲，来上夜校的姑娘小伙都还不识得字，起码得扫扫盲，然后才谈得上学习理论呵。
可是，她却不能那么说，更不能那么做。突出政治是“文革”以来最强调的，万一再被扣上一个“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大帽子，才不上算呢。她悄悄地来了一个折衷方案，以毛主席著作为课本，教姑娘小伙识字，学文化。
成了整个地区的先进典型，办夜校的郭笑文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知青的先进典型，她的先进事迹被宣传报导，在当地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
可是，那时干部们还不知道，他们树的这个典型却是“先天不足的。他们没来得及查一查她的出身背景，等到宣传了一阵，接下来组织上要发展她为新党员时，才发觉了一个大漏洞。
那回，大队的支部已经讨论通过了吸收郭笑文为中共党员，谁知派出去外调的人员带了重要材料回来，声称郭笑文的父亲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至今未查清楚。因为有如此严重的家庭出身问题，郭笑文的入党条件就不够了，典型也就此取消。
得知这个消息，郭笑文心情十分沉重。她想，不当典型也罢，可入党确是自己十分向往的，都说入党是人生的第二次生命，本来一条腿已经迈进党组织的大门，又被一把推了出来，这种委屈与伤心，实在是难以承受。
幸亏那时村里的贫下中农还是很看得起她，觉得郭笑文这姑娘肯为村里的年轻人教书学文化，做这种积善事不会错，于是一致推荐她当村里的民办教师。
就这样，郭笑文从先进典型的位置上滑下来，又踏踏实实地干起了民办教师。她一直干了6年民办教师，也深知当一个村里的民办教师的种种甜酸苦辣。看着教出来的学生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公社和县里的中学，她心里的那份酸涩与辛苦也就飘散得无踪无影了。
在农村的这些年里，郭笑文成熟了，她有了心爱的男友，他是与她一起从北京下乡来的孙小平。他们原在高中就是同学，到了农村后，两人先是在一个知青点生活，相互有交往，郭笑文遇到困难与挫折时，孙小平便默默地支持她，关心她的生活与事业。这样日子久了，他们便开始相爱了。
孙小平是个十分聪明的小伙子。他喜爱无线电技术，用高中学过的物理知识，自己花钱买来半导体元件，装起收音机，在村里装起了广播，让大伙儿都能听新闻听歌听戏。
后来，附近的大队闻讯，也都要请孙小平去帮着装广播。他自己骑一头小毛驴，或是骑马到各个村子去给他们装广播。他的思想很好，义务干了活，不吃饭，也不要一个工分。邻村的人都夸胜利大队的北京知青思想真好!
后来，孙小平与郭笑文都进了大队的小学去教书。他们相互帮助，相互体贴，把这个村办小学办得十分出色。后来，孙小平当了校长，而郭笑文终于也入了党，还评上了优秀共产党员。
他们这一对年轻的知青教师，不光是向村里的孩子教书识字，还有自己的爱好与共识。他们最爱的就是读书，常常是每次回北京一趟，都要带回来不少好书。有一回，孙小平带回来一批好书，这天晚上，两人聚在一个屋里翻看着。
郭笑文发觉这堆书里有一本是费孝通先生著的《乡村中国》，就把它拿回自己的屋里，细细地读了一夜。她惊叹于费老先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同时也引起了她对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兴趣。此后，她一次次地走访本村和本县的老人，各时期的干部，对社会状态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她得知，这个县里统计自1949年以来，人口增加了2倍，而亩产仅仅只增加了一个苞米棒子!村里的老人告诉她，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是土改单干那阵子。她想不通了：人民公社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吗?为什么却不能提高生产力呢?
郭笑文又联系现状想到，下乡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苦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尾巴割了一茬又一茬，粮食却还是上不去，又是为什么呢?
带着这些无法解释的问题，郭笑文开始读起了经济著作。她从孙小平那里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细读，一直读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照镜子一看，两个鼻孔被油灯熏得漆黑。
在农村的风风雨雨，使得郭笑文这个单纯的北京姑娘成了一个爱读书善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她带着那么多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希望通过学习理论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成为她不懈努力的动力。在此期间，男友孙小平对她的帮助和支持也是很大的。不少的书都是他借来的，他先读过，谈过自己的看法，然后她再读，再思考，两人就在那个小山村建立起了爱情与学习的长春藤。
几年下来，他们的爱情瓜熟蒂落，就在各地的知青纷纷返城之际的l973年，他们两人在下乡的村子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队里很看重这件婚事，专门杀了一只猪，还套起了一挂大车，把附近村子的北京知青全接过来，足足热闹了两天。
这天，他们小俩口头顶蓝天，脚踏草地，照了几张结婚像，把它寄给北京的父母亲人。村里待他们一直很不错的一位王大妈说：你们两位北京青年教师，待我们的孩子这么好，今天结了婚，日后有了孩子，大妈一定帮你们带，让你们的爹妈放心，你们只顾自己的工作就行。
这话说过，以后果然如此办了。一年多后，郭笑文怀孕生下了儿子小雨，才两个多月，因惦记着学校的工作，便抱着孩子回到村里，孩子就寄养在王大妈家里，自己重又投入了教学工作。
生下孩子不到3年，全国恢复了高考，郭笑文与丈夫孙小平都报考，同时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但这时有了一个难题，他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商量了很久，决定把孩子送到北京的母亲那里寄养，然后想法子进幼儿园。 ’
这3年里，儿子小雨都是王大妈一手带着的，得知他们夫妇的决定后，王大妈心里就像被摘走了什么似的难受。她把小雨的衣被都拆洗好了，对儿子向东说：“明天，小雨妈妈要来接他回北京，我心里难受，去你舅舅家串门去，你去送老师吧。”
其实，郭笑文来接孩子时，王大妈并没有离开家，而是躲在后窗下边，隔着已经破了的窗户纸，听着屋里的动静。当笑文抱着小雨往外走的时候，孩子在妈妈的怀里挣扎着大哭起来，伸开双手叫喊着：“要王奶，要王奶抱……”
王大妈的心都疼了，赶紧用衣襟捂着嘴，蹲在地上哭了。孩子已经远去了，王大妈泪流满面地靠在门边，两眼死死地盯着村头大路上两个越来越远的黑点，直到消失了。很久以后，老人还一直记挂着小雨这北京知青的孩子，村里人谁也不能在她面前提到小雨，一说，她就会流眼泪……
郭笑文与孙小平在快30岁时才上大学。他们在学习上十分勤奋刻苦。他们两人各有所好，孙小平选择了他早年便爱好的理科，读完大学后，进入地应力研究所，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以后，他又在业务上不断钻研，成为一名电脑专家，去南方的一家电脑公司担任了副总经理。
郭笑文还是执着地探求着中国经济问题，尤其关注着农村的改革与变化。她读完大学后，依然选择了教学工作，走进了大学的讲坛。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10年的知青生活，让郭笑文懂得了许多中国的现实问题，她对农村有一种深深的依恋，犹如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一样。只要一有到农村去作社会调查的机会，无论多远，多偏僻，她也不会放过。
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喜欢与学生们在一起。她感到大学讲坛与山村小学教室的简陋讲台没多大区别，她只是有了更多的知识与更清醒的认识，把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懂得中国农村的现实与今后的前景方向。
作为一名大学副教授，郭笑文在讲台上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位置。当她讲完课，学生们认为她的课讲得生动、清晰，把枯燥的理论讲活了，并很有兴趣地围绕着她探讨热点问题时，当她感到自己能启迪学生的心智，把学生引向这一学科的科学殿堂时，郭笑文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这种感觉就如同当年看到一个山村孩子考入县城中学时的感情一模一样。
一转眼30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内蒙古草原上的“巴黎公社”式的知青点早已不复存在，而那个知青点却留下了后代，小雨，郭笑文与孙小平的儿子现在也已经是新一代大学生了。郭笑文的其他知青伙伴们都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已经是博士，有的成了企业家，也有当上军官的，有当上研究所所长的。
时至今天，当人们重提当年上山下乡的话题，对它作各种评价时，郭笑文总觉得自己的10年知青生活没有白白度过，它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老三届新话》 丁晓禾编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