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二三事
杜德荣
刚到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插队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不久会有一场凶猛异常的“挖肃”运动，所以，“运动”乍起时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不是要我们知青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吗?怎么许许多多贫下中牧一夜间竟变成了“叛国投修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的成员？然而很快我们也投入了“运动”，某些同学甚至成了斗争的先锋和打手。我们虽然只有十六七岁，“文革”两年多来却亲历了数不清的残酷场面，斗争经验已经十分丰富，心肠变得又狠又硬。
关押“内人党分子”的屋子里经常传出惨叫声。白天听来尚能忍受，一到晚上，特别是深夜时分，那惨叫声变得格外凄厉、绝望，撕心裂肺，连我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冷不丁打个寒噤。
每次批斗会都会发现“内人党分子”比上一次多，其中伤残者也越来越多，不过时值寒冬，穿得厚实，身上的伤是看不到的，只要能被拖了来，就得接受批判。伤重不能站立，也得拖来坐着。到包头接我们来这儿落户的牧民D就是坐着接受口诛笔伐的，他被打断了双腿。
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被批斗的牧民C逃走了。很快又发现他吊死在离大队部很远的一棵老榆树上。尸首从树权上解下来，抬上毛驴平板车，拣条荒路，来到一条雨水冲出的壕沟，没遮没拦地扔下去。送葬人相信狼会来收尸的。
我们大队方圆几十里内只有这一棵树，合抱粗的主干上原本有三枝大杈。春夏荣，秋冬枯，历尽沧桑。
多年前曾有一人在此树上上吊身亡，人们觉得不吉利，就把拴过绳索的树杈砍掉了。C自杀后，又有人建议把吊他的那根枝杈也砍掉，还有人动议整个儿砍掉这棵树，为的是让那些意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人死不成而永远接受批判。但这动议终因人们太珍爱这棵唯一的树而未被通过。
老榆树挺立在草原上，况且还有两个大杈，就总免不了“阶级敌人”再利用它。这真让人伤脑筋。据说有聪明人想出了聪明办法：派武装民兵在树附近昼夜轮流巡逻，看谁还敢到这儿来找死!这样，既堵了“阶级敌人”的“死路”，树也可安然无恙以享天年，岂不两全其美!我不知道这高见被采纳了没有。不管怎样，一直到“运动”被否定，没有人再到老榆树这儿来步C的后尘。
一个月后，“内人党分子”B的尸体在水井里被发现，套脖子的绳索拴在井边一根桩上。
我们公社有一个草原气象站，工作人员大多是前几年陆续分来的大学生，七八个人里只有一位女性，被大家称为“随军家属”。
气象站离我们住的蒙古包很有些路程，大学生们视我们这些67届初中生是毛头娃子，不屑于多交往。可我还是跟一个名叫伍上卿的山西大学生建立了联系。我从他的书箱里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至今未还。
好像是个刮大风的晚上，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每座蒙古包：气象站里潜伏着一个反革命组织，所有的大学生全部是其成员，眼下他们已全部被押往“挖肃办”。
挖“内人党”早已战果辉煌，现今突然又破获一个如此阴险的反革命组织，“挖肃办”的人兴奋异常。
“老实交待，你们是何时、何地、由何人出面与台湾建立联系的?”审讯者极威严地问。
大学生们神情茫然，相互对望。
“快说!你们成立的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字?组织者是谁?干过哪些破坏活动?”又问。
大学生们依然困惑地望着审讯者……看看环立着的荷枪实弹的民兵，更增添了恐惧。“随军家属”的身子微微颤抖起来。
“哈哈!审讯者得意地大笑。他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倒背着双手悠闲地绕过大学生们走出屋子，边走边下命令：“教育教育这几个!”皮带、枪托、木棍和马鞭痛快淋漓地落向大学生们的身躯。大学生们申诉着、辩白着、抗议着、斥骂着、挣扎着……渐渐地屋里只剩下刑具的呼啸声、人的喘息声和呻吟声。
于是再“教育教育!”
拂晓时审讯者回来了，鄙夷地问：“还是执迷不悟吗?”又说：“给你们坦白从宽的机会你们倒不识抬学!老实说吧，你们的罪行我肚子里早就一清二楚了。你们组织的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组织——‘国共委员会’!”
地上的几堆“物体”里抬起了一张血迹斑斑的脸，是那女人的，先是迷惘，继而在苦苦思索什么，终于向得意非凡的审讯者嘶哑地叫道：
“冤枉啊!不是‘国共’是‘光棍’呀!”
事情的真相令人啼笑皆非。气象站的大学生们早就到了婚配年龄，然而草原地广人稀，知音难觅，青春期的骚动不安必须借助于什么方式来平息。郁闷和无聊之中，有好事者戏言成立一个组织，并推举站里唯一的那位女性为头目，职责是帮单身汉们物色、联络有意嫁到这里的姑娘们。该组织的名目是“光棍委员会”。内蒙古多山西、陕西籍人，气象站里的大学生承袭上辈，大多晋陕口音，“光棍”二字的发音的确是与“国共”很近似的。不知哪位告密者奏了一本，便酿成了气象站的这场灾难。
事后，那位审问者对人尴尬地说：
“谁让这几个不说普通话，活该!”
作者 北京知青 原在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合旗满都拉公社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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