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不必忆了  乐却要记

 

                                 杨  丽

        在内蒙古牧区插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那四年中有苦也有乐，苦不必忆了，乐却要记。由于草原与城市生活习惯截然不同，那些趣事大都发生在刚到内蒙古的那段时间里。

   

        我们下到大队的第一天，队里组织了一场“四类分子”批斗会。顺着大队部的东山墙，七八个批斗对象站成了一溜儿，其中有两个女的，据说是牧主婆。几十位牧民和50多名知青在他们对面席地而坐。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贫下中牧、知青代表先后发了言。他们有的讲蒙语有的讲汉语，由于语言不通，坐在下边的人常常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什么，但却始终一本正经地听着，显出一副立场坚定的样子。大会发言正热烈时，被批斗的一位牧主婆忽然蹲下了，她穿着长及脚面的蒙古袍，谁也没理会她要干什么，过了片刻她站起来时，才发现她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撒了一泡尿!知青们顿时目瞪口呆，看看周围的牧民，没有任何反应。大家不解地窃窃私语，几个女知青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低着头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在内地，厕所随处可寻。草原则不然，那里地广人稀，根本没有造厕所的必要。一袭蒙古袍用处极大，既可御寒，又可以做流动厕所，什么时候想解手，只需披上它走出l0几米，不管有人无人蹲下即可“方便”。乍到草原时，我们女知青对此最不习惯。

        初到浩特，我们包跟一户牧民家离得很近，只有几米远，除了两个蒙古包之外，周围是一马平川，无遮无拦。因为不习惯借助蒙古袍“方便”，我们白天就以自己的蒙古包为屏障在包后小便，没几天那儿就泛起味来。牧民发觉了很是生气。有一天，我们三个姑娘正在“方便”，被牧民额吉抓了个着。她手指远处冲我们大叫，一惊之下有的人没尿完就站了起来，有的则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真是狼狈极了。虽然听不懂她在嚷什么，但看她的手势和愤怒的样子，我们明白：以后得去远处“方便”了。到草原的时间长了，我们对使用“流动厕所”就习惯了，不论是在队部开会，还是在浩特集体活动，知青们不论男女都是坦坦然然披件蒙古袍去“方便”了事。

   

        到草原不久，我们三个知青被派到大队配种站，为改良畜种给母羊进行人工授精。种畜是5只澳大利亚的美利奴公羊，当时每头价值千余元，比一匹好马还值钱。因此它们的待遇最高，每天要喂玉米粮和胡萝卜。草原当时最缺的就是蔬菜，我们这些知青从到草原后几乎就没有见过菜。这些胡萝卜真令我们垂涎欲滴，因此在喂羊时起码有一半胡萝卜进了我们的肚子。种羊们吃过精饲料后还要调胃口，因此享有每天由我们带着散步吃青草的特权，只有在需要采精时才召回它们。有一天轮到我去放这五只公羊。由于是第一次单独放羊，开始还很新鲜，过了一阵就觉得十分烦闷枯燥，既没有人聊天，又没有什么可玩的。周围一片寂静，听不到一点儿声音，耳朵像聋了一样。我先大喊了几声证实自己的耳朵没有聋，又怪声怪调地唱了几支歌。这时一只公羊走过来，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我摸了摸它的头，发现它很温顺，于是我就抓住它的大犄角爬到它的背上骑了起来。没想到这羊还真有劲，竟然能驮着我走，我高兴起来。一会儿这只羊走不动了，我就换了一只接着骑，骑完这只骑那只，玩得真开心。等五只羊骑得都走不动了，天也快中午了。牧民来喊我回去，我把五只羊赶进配种站就喝茶去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配种站里吵吵嚷嚷的，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因为五只公羊。它们全都耷头耷脑的，像是害了病。不管人们怎么推，怎么劝，它们对一旁发情的母羊连看也不看。自然精也采不成了。这时牧民里有一个会几句汉话的问我：“羊怎么了?”我心

里直跳，不敢承认是我给骑的，怕给上纲上线，落个破坏“促生产”的罪名，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不知道呀，刚才它们还好好的嘛!”大家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停止工作。

        当时我只有17岁，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过了好久才明白是因为羊被我骑得太累了，发不了情了。

   

        在内蒙古草原吃水要用牛车驮着木水缸去井上拉。刚到草原的那个冬天，我和一个女知青去井上拉水，天气特别冷，真正是滴水成冰。我俩穿着新的蒙古皮袍和新毡靴倒也不觉冷。我用帆布桶从井里提水，她接过往水缸里灌。由于没有经验，脚下洒了一些水，牛也没有拴。正打到半截，牛烦了，拉起车就走。我俩想去追，脚却挪不动，这才发现原来两个人的新毡靴都被洒出的水牢牢地冻在了井台上。穿着拔不动脚，脱下来用手拔还是拔不动，就像被施了定身法。这下可坏了，这么冷的天不可能光着脚走回去。我俩急得在井台上大叫，周围荒野一片，没有一个人应声，真是呼天大小应，叫地地不灵，急得我们直想哭。过了大约半小时，终于有一个牧民骑马经过这里发现了我们的窘境，赶紧骑马回去取来了铁锨，哈哈大笑着把我们铲了下来。

        到内蒙古的第一个春天，我们住在高毕(蒙语，多指低洼的滩地。编者注)的西边，大队部在高毕的东边，与我们的浩特遥遥相望。一天晚上，我们四五个女知青坐了骆驼车去队部看电影。赶骆驼车需要驭手骑在骆驼背上掌握方向。回来时赶车的牧民有事要留在队部，我充大胆自告奋勇要代替他赶车。牧民一想那匹骆驼很老实又认识回家的路，就同意了。那天晚上天很黑，我爬上骆驼，回头都看不见车上坐的人。开始还很顺利，一进高毕后地面变得疙疙瘩瘩坎坷不平，走了没多远路就找不着了。骆驼一边嗷嗷大叫着，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我在它背上怎么也坐不稳，身子一会儿歪在左边，一会儿歪在右边，老要往下掉。听说因为骆驼个子太高，人从上面掉下去就会摔个半死，我吓得要命，抱紧驼峰死也不撒手，折腾了一身汗。等骆驼车好不容易走出高毕到了浩特，我下车一看，好家伙，车上坐的四个人一个没剩全都给颠丢了，我连她们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也不知道。我赶紧拿了一个手电筒到高毕边上给她们打信号，好让丢掉的人找到回来的方向。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回来了有的摔了一身土，有的崴了脚，都埋怨我赶的这车太差劲，把人颠下去还不算，在后面怎么喊也不停，是听不见，还是成心?我一边道对不起，一边解释。那肇事的骆驼垂下厚眼皮，好像在暗笑我没有金刚钻，竟然敢揽细瓷活。

        

        1969年冬天，我们七八个知青在解夫齐拉山里打井。打了10几米深却见不到一点儿出水征兆。井越挖越深，活儿也越来越难干。男知青做为棒劳力主要负责井下挖土，女知青在井上两人一组，摇辘轳往上运土。一天我和王庆华摇辘轳，从早上摇到中午，已经很累了。该吃午饭了，得把井下的人也摇上来。第一个上来的男知青叫应哲，他个子不高却极有份量，我俩把他摇到一多半时就没了底气。这下可糟了，他悬在离井底l0米高的半空中上下不得。如果我们一松手他掉下去非摔坏不可。往上摇又实在没劲了。我俩只好用身子操着不让辘轳把转动，一边齐声呼喊：“来人呀!”我们用自已的体重与金应哲的体重僵持了5分钟之久，终于有牧民路过，解应哲于倒悬。我俩抱怨他重，他不动声色地说：“也就150多斤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