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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到陕北是在火车里眺望，在卡车中颠簸，在山路上跋涉。冬季苍凉的清平川山梁上知青的队伍在黄土高坡上蜿蜒前行，稚嫩的脚步在山路上流淌。到达目的地的最后一段路是二十里崎岖的山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到山下的村庄了，下山的路太陡了我止步不前，近二百人的知青队伍陆陆续续下了山，我成了最后一个，人们在山下期待着我快点下山，最后只好在几位同学的帮助下连滚带爬下了山，至今这一幕都历历在目。

    很快我们就被分配到了各个小队，每个小队四至五人，很幸运我们班的五名女生一起被分到关庄公社关庄大队第三小队。我们守着邮电所、粮站、供销社，所以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收到家书，还可以随时去供销社买点灯用的煤油、盐、还有散发着煤油味的粗粮饼干、清油点心，粮食不够了可以到粮站买小米、麦子，当时能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那时我们还不到二十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干的都是体力活，很能吃，最初的一年半吃国家供给的粮食，过后就和社员一样靠队里分粮过日子，奔波一年按人口每人分一百多斤粮，按工分也就三四十斤，加在一起才二百斤原粮，根本维持不了一年的口粮，更不要说一群不懂生活不会做饭的我们了。
　　插队就是劳动和生活，最初的劳动是从担粪开始，天不亮就起身肩上担着粪筐摇摇晃晃走在漆黑崎岖的山路上，有一次一位知青不小心把筐掉到了山沟里，老乡帮助她下到沟里捡了回来，但这样就少送了一趟粪。其它的农活有嫁接苹果苗、扛着老镢刨地、除草、种麦收麦，种麦是一撮一撮的撒种，不像平原一行一行的撒种，所以产量不高。收麦时不管当天是上工的还是没上工的人都得去场上干活，有一次正好轮我在家做饭很晚了他们才回来，还问为什么没有去场里干活我还挺纳闷。
  　知青随着招工、病退回京，人数渐渐少了，原来每小队一个灶大家轮流做饭，现在剩下一两个人，做饭成了问题，于是就并队合灶，可是谁都不愿意做饭，我想上工也很辛苦，不如做饭，于是承担起做饭任务。做十几个人的饭可不容易，二尺多直径的大锅烧开一锅水要很长时间，拉风箱的手臂都酸了。好在公社有个小煤窑，一个月去拉两车煤，还要有人去砍柴供点火用。灶火垒的好坏很重要，垒不好就往回倒烟，弄的满屋子烟呛的人鼻涕眼泪一大把饭也做不熟。
    北京干部老张是军人出身，他带领我们对现有灶火进行改造，用二次回风的方式让煤充分燃烧，热量充分利用。方法是在锅底位置砌一个马蹄形的围火圈，出口与烟道相反，经过实践火力确实很大，但由于圈的内外温差太大，锅热后一放进菜，添水就炸裂了，为此不知烧坏了几口锅。每次锅裂了都很着急，发愁到哪去弄锅阿！只好让男生帮忙满村找锅、借锅、买锅，没有锅十几个人下工后都没饭吃，好在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但灶火是非改不可了，于是降低围火圈，经过完善后的二次回风灶再也不烧裂锅了。
　　每天的主食是发糕、面条和粥，把玉米、高粱磨成面用来蒸发糕，把蔓豆磨成面擀面条，很少吃馒头、小米饭。陕北不产大米所以根本吃不上大米饭。十几个人吃饭粮食吃的很快，没几天就得磨一次面，磨面前一天要先到小队把驴预定下来，第二天得早早去牵，不然准剩下最瘦弱的一头驴了。若是赶上这种情况一天下来磨不出多少面还要不停地赶驴，驴毛飞的面粉里全是。做菜也不容易，胡萝卜烂了舍不得扔，粘糊糊的拿在手里直恶心，没办法忍着摘，不能浪费呀。炒菜也是毛厨子怕旺火，记得有一次炒土豆丝忙乱中把氮肥当成了盐放进了锅里，事后发现也没倒掉，开饭时告知大家，男生不吃，女生都吃了，也没出什么事，只是女生都胖了。
   农村的饭菜很单调，为了丰富伙食，北京干部老张教我们做黄酱，还有个知青叫郑红原他会做酱豆腐，靠自力更生我们吃上了自己做的黄酱和酱豆腐腐而且味道一点也不差。夏天吃凉粉也是自己用荞麦做，蔬菜靠我们自己种，茄子、扁豆、柿子椒，种子是从北京带来的，为了解决吃油问题自留地全种小麻，自己动手出麻油，炒、碾、熬一道工序不能少，最后剩的麻汤煮小米饭，这是陕北人最爱吃的麻汤饭，谁家出油都请邻居吃麻汤饭。我们也喂了猪，一次看到一本澳大利亚的农业书上说喂猪吃生玉米粒与熟玉米吸收都一样，而且节省燃料和时间，我们就照办了，直接把玉米棒往猪圈里扔，猪吃得很欢，煤省了，事也省了，老乡看了直摇头。
　　由于我们是在公社所在地，上下川的知青同学来办事都到我们灶上来吃饭，他们一来可热闹了，下工后打扑克、跳绳、唱歌，唱长征组歌有指挥、独唱、合唱，全是即兴参与，天晚了就点上汽灯，照的知青窑前亮堂堂的像过节一样。年轻人精力充沛，不知谁说下川路边有一块大石板可以做乒乓球台，于是男生们齐上阵愣是把大石板运了回来，很快乒乓球台就垒好了，我们终于有了正规的体育活动了，乒乓球台就没有闲过，我们大队成了上下川知青活动中心。

　　插队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充满了青春的美好回忆。在陕北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我们吸取了营养，收获了人生，谱写了像黄土地一样厚重的青春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