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图 王金辉
一场拆迁，在老朱家掀起了一场风暴。围绕着吉庆街28号这套老宅院，祖孙四代打了4年官司，这是朱老爷子当初没想到的。 2012年，他和再婚的老伴把28号院赠与了小儿子朱兵兵，希望小儿子能够给自己养老送终。2014年，朱老爷子去世后，他另外的三个儿女站了出来，主张对老宅及拆迁利益的继承权利。于是，一家人围绕着这套拆迁中的老宅，打了三起官司。
朱老爷子和老伴生育了两儿两女。除了小儿子朱兵兵，老人的三个儿女陆续成家立业，搬出了老宅。老两口和朱兵兵一家三口继续生活在28号院。 1998年7月，朱老爷子的老伴去世，8年后，78岁的老人与64岁的王秋丽再婚，两位老人相互扶持过晚年。 2012年5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朱老爷子和王秋丽作为甲方，与乙方朱兵兵夫妻俩坐到了一起，双方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书》。 这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甲方将28号及院内所有房屋赠与给乙方，乙方有权占有使用、处分该房屋，因该房屋产生的所有收益归乙方所有。甲方二人有权在赠与的房屋中居住，直到甲方二人中最后一人去世。 协议书还特别约定，如遇拆迁，房屋拆迁后，乙方应在通州提供不小于一居室的房屋给甲方居住，直到甲方二人中最后一人去世，但乙方提供给甲方居住的房屋的所有权仍归乙方所有。朱老爷子去世后，老伴的生活费由乙方负责。 “签协议时，老爷子已达84岁高龄了，身体每况愈下，他是担心自己去世后，我的生活费和居住问题无法解决，才提出签订该赠与协议。”王秋丽认为，这份协议实为附义务赠与协议，其目的是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义务就是老爷子去世后，我的生活费和住房由老四一家负责。” 2014年3月，朱老爷子没有熬过冬天去世，随之而来的拆迁消息，引燃了这个家庭的矛盾。
“这个协议我们不知情！”朱兵兵的俩姐姐和一个哥哥不承认《赠与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他们认为这套老宅是父母的财产，既然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那么作为儿女的他们有权继承自己应该有的份额，于是三人将继母王秋丽和四弟朱兵兵夫妻俩告到了法院。
另一方被告，朱兵兵和妻子虽然情绪激动，但态度上有了妥协，他们认为，赠与协议是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老爷子是将自己的份额，以及继承母亲的五分之一的份额，赠与了我方，这部分不能被确定无效。” 法院审理认为，吉庆街28号院是朱老爷子和原配妻子的共同财产，儿女成家后，没有分家析产。老太太去世后，由于没有遗嘱，因此，发生法定继承，朱老爷子和四个儿女均享有合法的继承权。 对于老人的再婚配偶，法院认为，虽然王秋丽没有参与28号院的建设或翻建，但在老人去世后，她享有继承朱老爷子遗产的权利。 于是，法院最终认定，《赠与协议书》中，朱老爷子将28号院房屋中自己份额，以及继承原配妻子的份额，赠与小儿子一家的部分有效，但他将另外三个儿女的份额赠与小儿子的部分无效。 法院还特别提到，《赠与协议书》还涉及“院”的赠与，而院则涉及宅基地的使用权问题，这一赠与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这部分也被确认无效。
第二起诉讼：老宅房屋如何划分？
针对《赠与协议书》有效无效的判决落锤生效，那么关于老宅份额的具体划分，还需要一场诉讼来确定，于是，老朱家的四个兄弟姐妹再次对簿公堂。 这场官司以法院调解书的形式终结。法院确认，吉庆街28号院落内正房三间和西厢房三间中，朱兵兵享有十分之七的份额，另外三人各享有十分之一的份额。 2016年12月，拆迁真正进入吉庆街，朱兵兵作为乙方和甲方拆迁公司签订了《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协议第一条明确了乙方被安置人口共计4人，即朱兵兵和妻女一家三口以及继母王秋丽。 协议的第二条则具体约定了拆迁利益的构成，其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拆迁补偿款，包含了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房屋重置成新价款、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设备移机费；另一部分是拆迁各项补助费和奖励费，包含了安家补助费、独生子女补助费、合法利用土地奖励费、宅基地少建房奖等十多项内容，上述两部分共计172万多元。 之后，根据《安置及临时周转协议》，朱兵兵需要拿出购房款87万多元，购买4套、面积共计214平方米的安置房。剩余的拆迁款85万多元发放到了朱兵兵手中。 其中，朱老爷子的再婚配偶王秋丽作为被安置人，分到了一套47平方米的房屋和余款3.6万元。 拆迁利益落实，该如何划分呢？按照第二场官司中的调解书，似乎很简单，拆迁利益乘以各自的份额便是。但是，因为拆迁利益有着复杂构成，不仅包括了多达16项的货币补偿，还有数套安置房，于是，2017年5月，老朱家的四个兄弟姐妹第三次对簿公堂。
提起诉讼的是朱兵兵的二姐朱玲玲，她将继母、另外三个兄弟姐妹诉至法院，要求朱兵兵一家支付拆迁补偿款、补助款等共计39万多元，以及安置房屋折价款5万元。 庭审中，大姐和四弟朱兵兵站到了一起，二弟则和朱玲玲一个观点。 朱兵兵认为，二姐朱玲玲占有十分之一份额的是拆迁补偿款中的装修补偿，至于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朱玲玲的户籍并不在被拆迁范围内，安家补助费，她也不符合身份，搬迁补助费与搬迁奖励、合法利用土地奖励等，都是针对自己积极配合拆迁的相应补偿，朱玲玲无权享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房屋重置成新价款、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搬迁补助费，应按照调解书确定的十分之一进行划分。 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合法利用土地奖励费、宅基地少建房奖，法院认为这是朱老爷子和原配妻子遗产的转化形式，儿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朱玲玲应分得四分之一。 安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励费，法院认为，朱玲玲不是被安置人，也不在诉争房屋中居住，因此无权享有这项补偿。 最终，一审法院确定朱玲玲享有的拆迁利益为33万多元。 朱兵兵一家不服上诉。2018年11月，二审法院认定，涉案老宅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合法利用土地奖励费、宅基地少建房奖不应是兄弟姐妹四人均分，而是按照调解书确定的份额划分，按照十分之一的份额，朱玲玲应该分得14万多元。
面对拆迁，一个家庭在法律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北京通平律师事务所唐长城律师在北京市通州区执业多年，曾代理过多起家庭拆迁纠纷案件。唐律师分析称，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一宗宅基地上的房屋由多人共有时，宅基地使用权的份额如何确定，进而宅基地的有关拆迁利益的份额如何确定。 唐律师称，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按以下原则进行确定：通过继承房屋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其拆迁款分配问题，应由房屋所有权人和共有权人按照约定分配，具体分配数额可根据房屋共有比例计算。 “面对拆迁利益分配产生矛盾时，无论是协商解决还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各方可以通过咨询律师、拆迁工作人员，维护家族成员之间的和睦关系，避免不必要的诉累。”唐律师说，如果能够协商成功，达成协议的，所签协议最好对房屋、宅基地及其他拆迁利益的归属都进行明确的约定，以免再产生新的矛盾。 (文中地点和当事人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