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我坐地铁，看见一位中年工人在修理车站入口处的人行道，用电动工具切割地砖。刺耳噪音中扬起的一阵阵粉尘直接扑到了他的脸上，于是我走过去和他说，“师傅，您应该戴个口罩，还得把地砖弄湿。”他回答说，“没关系的。”我只好和边上监工的一位年轻工头说，“您应该管管。”他说，“知道的，我们以后注意。”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而没有任何防护，不是很容易得尘肺吗？为什么工程负责人不更加细心一点，要求工人做好劳动保护呢？尘肺是当下劳工中比较流行的职业病，治疗费用高昂，而且难以治愈，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很大痛苦。用人单位难道不担忧相关的责任和负担吗？

 

      走到地铁车站里面，我注意到墙上正在展览京剧脸谱，其中有一张是“包公”。边上的说明写道：“北宋名臣，清廉公正、不附权贵，以英明决断、铁面无私、屡破大案闻名于世，故有‘包青天’之名。”包公的脸谱以黑色为主调，据说是为了表现其性格“严肃耿直、威武有力”。联想到车站外正在呼吸粉尘的工人，我不禁想到，包公在我们的社会心理中的形象是解民于倒悬的救星，往往被看作是惊天大案的破解者，是大清官，然而在和平建设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很多官员和管理者，尤其是基层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低级负责人，做到心思细密、温柔体贴，能够关心到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的具体细节，譬如那位工人忽略在粉尘环境中佩戴口罩这样的细小问题。

 

 

 

 

      《宋史·包拯传》记载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也就是说，包公能力强，同时为人忠厚。不过正史记载并非是社会心理当中包公形象的主要来源。胡适先生追溯包公故事种种到元人杂剧和明清小说，指出最后将之总汇和创新的是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俞樾改名为《七侠五义》）。包公被看作是断狱的神探、古代的福尔摩斯。这种清官、神探和能吏可以满足前现代社会治理的最基本需求，即化解鸣冤叫屈百姓之苦痛。最近有报道说，河南农妇李桂英独自查访17年，协助和督促警方捉拿杀害她丈夫的5位凶手。当地警方实在应该再努力一把，向包公看齐。

 

      小说里的包公是有助手的，即师爷公孙策，南侠展昭，以及捕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打造好龙虎狗三把铡刀之后，就是凭借这些人的帮助破解奇案，将恶人绳之以法。公案小说里面的官吏忙于惩治恶势力和地痞流氓，大抵做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工作。古人有一种说法：朝廷派驻地方的官员如果有一半是好官的话，那里的协和之气就会油然而生，而他们的要紧工作不仅是执法惩戒，还要仁爱好教化，能够说服百姓养成良善风俗和文化。《后汉书》里面仇览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一个基层的小官在教化上能做些什么。仇览是陈留考城人，年少读书，到40岁时被任命为蒲亭长。他除了劝人生产，还细致地告诉农民种多少果菜和养多少家畜为宜。他带领人们在农闲的时候上学，管教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强迫他们劳动。他还到母子有争执的家庭探访，和他们一起饮酒，以人伦孝行教育他们。县令欣赏他，资助他进入太学，之后他又回到家乡。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有文史修养。如果在基层和偏远的地方有众多这样知书达理的贤良人才，他们又进一步去教育广大民众，一个社会的风气才可能普遍地变好，百姓才可能安居乐业。这是在古代很难做到的事情，而现代国民教育如果延伸到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这样的理想状况就一定能实现。所以在历史上，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是靠乡村小学和中学的普及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包公的威武和神奇断案不足以保证社会和谐，他还需要有仇览这样的基层小吏辅佐，做好地方教化工作。在更深的层次上，李桂英所遭遇的问题不只是警方动作不积极，还包括当地整体的社会文化落后、法治观念薄弱。这种文化落后也一定会体现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回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尘肺问题，在这样的地方，工人的劳动保护会做得到细心和周到吗？

 

     一切良好的现代社会治理，最终都得依靠小学和中学所代表的真正高质量的国民教育。

 

 

       （本文作者彭小瑜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