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12月19日，我与北京24中的同学一起，从北京站乘车前往山西代县插队。 列车在黄土高原的代县停下，我们这批知青就在这里下车，随后被分配到各公社、大队。我们一个班10个同学都是男生被分到代县最偏远最艰苦的枣林公社沙沟大队，与我们分到一起的还有4名北京女十四中的女生。接我们的是沙沟大队的杨大队长，我们从代县县城坐火车到枣林公社，然后从公社出发就是一路步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的黄土高坡。我们插队的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150多人，是个座落在半山坡的村子。在这里，我度过了两年的插队生活。第一年干农活，锄地、担羊粪、拔麦子、秋收、打场，基本什么农活都干了。
1970年初，我们5个男知青被大队派去修繁代两县的大渠，对征兵和知青可以报名的消息一无所知，11月我回到村里后错过了报名的机会。就在刚刚回村的某一天，我与本村插队女生卢木兰赶着一辆小驴车去公社煤场为知青点拉煤。走到公社中学大操场附近，看到在操场上公社所有报名参军的青年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由来征兵的干部进行目测。卢木兰问我为什么不报名，我说错过了报名机会，视力也不合格，只有0.6。她说那也应该试一试，并说她认识公社武装部长，可以带我去补报。我们村女生确实比男生活动能力强，女生插队两年认识很多公社干部，而我们男生对公社干部都不熟悉。我们马上去见了武装部长，部长看我1.8米的个头，身体很结实，痛快的答应我目测通过，直接去进行体检。体检时，我的视力是0.9和1.0（空军地勤只要求0.8以上），经过农村两年生活，看书学习少，视力得到恢复，体检顺利的通过了。另一个当地村里青年体检也顺利通过。
 虽然村里两人体检通过，可是县和公社只给大队一个指标，大队为此召开了社员大会，我与那个青年也参加了会议。会上，社员普遍认为那个青年家孩子多、负担重，如果他参军大队还要给他家补贴工分，绝大多数人赞成我参军，这样我又过了一关。
正当我满怀希望的等待参军时刻到来时，又有一个坏消息传来了。公社武装部通知村里，我的档案太简单，没有父母的政审材料，我在文革中的表现学校也没写。由于征兵时间紧，我父亲工作单位又远在贵州，没有时间进行外调了，公社让村里另一个青年顶替。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真是欲哭无泪啊。而村里那个青年破涕为笑，那几天他都伤心的哭红了眼。我十分不甘心，马上给公社武装部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参军的决心，立即赶回北京去开证明。当时村里已经冬闲，知青也到了回北京的时候，我的同学阚宏鹏与周小星表示与我一起回北京，替我到学校去开证明。父亲单位于1965年已经开赴贵州进行三线建设，我在北京到那里开证明呢？吉人自有天助，我家的邻居郭大叔当时从贵州回北京探亲，他听说此事后马上到公司的北京留守处，请留守处开出父亲的政审材料；母亲的证明由居委会开出；同学也很快从学校开了证明材料送到我家。
事不宜迟，我把证明材料收齐后第二天就往回赶。母亲不放心，一定要随我同去。她说如果公社领导不答应，她要与公社与征兵的干部理论一番。我的爷爷是贫农、父亲是工人，所谓根红苗壮，这样的兵你们不要有道理吗！我与母亲从北京坐火车到原平已经是下午了，没有赶上到公社的客车。这时我心急如焚，看到一辆开往公社方向的货车停在火车站就爬了上去，被负责货车运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把我赶下车，大声斥责我不要命了。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非常同情，立刻让我与母亲上了火车头。这是一个蒸汽机车，工人用铁锹往里送煤，我们站在那里不太方便。司机和司炉都是北京人，对我们很友好，他让我们下去后，火车向前开出，把守车开到我们面前，我们坐上了守车，当天傍晚就到了公社。公社武装部长安排我与母亲在招待所住下，马上给县里打电话，说我的各种政审材料齐全，可以参军了。
就这样，1970年12月我从山西代县光荣入伍，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名战士。回想我的参军历程是多么不容易，知青同学与邻居大叔的热情帮助，素不相识的铁路工人友好相待，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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