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安民是1959年转业开发北大荒的老军垦。到边疆后一直在八五八农场的副业队（加工厂、十八连）工作。本文是82岁的老张近期为农场转业官兵回忆录写的文章，用朴素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叙述了加工厂40年的历史。
八五八农场于1956年建场。从这一年的4月起，由农垦部长王震将军率领十万转业官兵在我们国家的东北边疆创建了一系列“八”字头的农场。首先是由铁道兵部队建立的八五〇农场，办公地点在虎林西面的西岗，当时叫铁道兵农垦局。然后在王震将军的主导下先后创建了八五一、八五二……一直到八五八、八五九和八五一〇、八五一一农场。八五八农场开始是八五〇农场的一个生产队，建点是在现在的二队，主要任务是开荒，人员是原来的铁道兵官兵。接着由蒋述芝和陈同本等人押送一批南京监狱劳改犯来到这里，随后正式成立了八五八农场。1958至1959年，先后来场的人员有友谊农场和农机学校的技术人员，武汉军区、预备六师、信阳航空预校、重庆炮校、石家庄步兵学校、上海警备区和总参的部分人员；还有石家庄地质学院全体师生，以及1959年的大批山东支边青年。
建场初期，这里人烟稀少，大片树林子和荒草地，没有房屋居住。官兵们就自己动手伐木，搭马架子住。所谓马架子，就是用一根长一些的原木做屋顶，两头用两根原木岔开成人字形支撑，上头用铁丝捆住，下头埋在地里；两个侧面再绑上四根横杆，形成“墙”的支架；然后在横杆上别上柳条子，抹上草泥；屋顶盖上茅草，屋里铺上草，就成了居住的地方。那时吃的是高粱米、大碴子，少量白面，很少吃菜。大家都吃大食堂，每月六元钱管吃饱。农场职工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穿军装的男人，很少看到妇女小孩和老年人。当时人们编了一首歌：“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孤身到野外是很可怕的，常常会碰到狗熊和野猪，夜间也经常遇到野狼。有一次我和高联仁去穆棱河洗澡，他的生殖器被鱼咬得流了很多血。可见河里的鱼有多么多。由于这里人口稀少，人们之间特别亲热。
58年建场初期，第一任场长叫曾柯。他原是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少将军衔，才华出众，讲话从不用稿，干什么工作都很有本事。第一任党委书记萧天平，上校军衔，是个老红军，文化水平不高，一口湖南口音，很少讲话。可是他经常到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很认真，看到不顺眼的事情他还骂人。第二任书记叫峁继虞，中校军衔。我们很少接近他，对他不太了解。第二任场长叫钱广，是预备六师来的副师长，中校军衔。从建场到现在，更换了多少书记场长我们都数不清了。
从59年至64年场社合并，虎林以东的伟光、庆丰、三林、和平等公社合并到八五八农场。那时的八五八下属有和平、伟光、和平南、吉祥、北大通、杨木河、清河等七个分场，比现在的八五八大两倍。可是这段时间路线不对，广种薄收的效果不好，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农场的经济十分困难。工资欠发，没有粮食吃，每人每天只供应四两八钱的口粮，还不到半斤。成天吃不饱，饿肚子。这时人们用柞树叶子、榛子叶、豆秸等“无粮淀粉”加上一点儿豆饼和盐，做成“代食品”充饥。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有些人出现了浮肿、便秘。这时农场领导要求各单位组织人员到江河湖泡里破冰打鱼，到荒野去打狍子、黑熊、野猪来改善伙食。后来口粮逐渐增加，生活慢慢好起来了。在这期间，有些人经受不住艰苦考验，当了逃兵。1964年以后场社分离，八五八农场缩小了。经过机构调整，形势逐步好转起来，还盖起了砖瓦房和水泥路，代替原来的土坯房和沙石路。
九十年代末期农场从外面招农民来场种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农场有了钱，修建了第一条安兴大街。紧接着在大街两旁快速建起了许多大楼，初步形成了建设小城镇的基础。
粮油加工厂（兵团时期叫十八连）始建于1958年初。开始先建了粮油车间、白酒车间、食品车间、化工车间。粮油加工车间生产的面粉和豆油主要供应全场职工和家属食用，规模很小，只有四台人工小压榨机，由四个人操作。还有五台小钢磨，用德国进口的K55拖拉机做动力，加工出来的面粉从数量到质量都很差。那时全场人口很少（具体多少人我也说不清），全车间只有七八个人，厂房是土坯草房。车间主任叫杨清海，空军少尉军衔，副主任叫陈延寿。制酒车间设在一个三间大的草坯房里，设备和工艺很简陋：一口大铁锅，四个模板窖子，几口缸和木制的曲匣子，还有几个柳条编的筐子用来抬酒料。总之全部是土法生产，手工操作。但是烧出来的白酒味道很好，很受人们欢迎，在当时的密虎地区供不应求。我后来一直在酒厂工作。车间主任徐鹤鸣是上海人，准尉军衔。59年以后又建了一个食品车间，生产酱油和糕点。主任郭宜华是抗战老兵，少尉军衔，打过日本鬼子。化工车间主要从事废油更生，熟皮子和生产肥皂。主任王伯昌，来自第七航空预校，少尉军衔。从1958年到65年，加工厂换了五、六个厂长。第一任厂长叫常建州，大尉军衔。第二任王清，山西人，中尉军衔，为人善良，关心群众，说话和气，很受人们拥护。第三任杨清海，第四任才是刘天银。从58年到97年，厂长和书记换了十多个，数不清了。但有一个政工干部（那时叫指导员）张文德给人的印象最深。他是江苏人，准尉军衔，文化程度不高，能说会道，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就是有时念文件常念错字，引得人们哈哈大笑。他做事认真负责，在“反干涉斗争”中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几次带领我们在乌苏里江上的新开流岛上与苏军对抗，还用冰川子打死了一个苏军，狠狠地回击了苏军侵占我国土、打死打伤我边民的侵略行径。
五十年代末期调来一个会计叫夏志中，带着眼镜，长得很帅气，言行不凡，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六十年代初期他被提升为副厂长。这个人很有经济头脑，在他的倡导下做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建立了小商品车间。经济搞活了，财政收入也有所提高。但他的做法在当时得不到“突出政治”的人物支持，甚至还遭到反对，使他很难有用武之地。按现在的看法，应该说他是个好干部。他是从重庆部队来的少尉军官，来北大荒之前在重庆交了一个姓陈的女朋友。女友不愿和他一起来北大荒就分手了，这使他很痛苦。后来他在湖南找了一个对象，叫宋玲，高中生，说话和气，对人有礼貌，为人处事得体，而且能歌善舞。他们的婚礼是在一个土坯茅草房里进行的，没有婚纱和高档服装，只穿着平时的衣服。那时不要说办酒席，就连一块水果糖也买不到呀。婚礼只是由主持人讲了一番话，大家叫他俩拥抱一下，亲一下嘴，就算完成了。后来加工厂有三对男女要结婚，却没住房。没办法，只能三对新人一起结婚，共同住在一个两间大小的土坯茅草房里。在房子里打了一个打通铺，长度还不到五米，用蚊帐或床单分隔开，就成了他们的洞房。后来条件好了，我们才有了自己单独的住房。
六十年代，制酒车间搬到了一栋独立的土坯茅草房屋，离住宅区较远，周围也没有人居住。酒厂的曲房酵母室夜间需要有人值班，但曲房除了我这个班长都是女的。她们上夜班特别害怕，因为夜间常有狼群在厂房周围嚎叫，搞得值班的女同胞胆战心惊。曲房的一个女同志叫郝具芬，她原是总参首长杜平的秘书，文化水平和工作水平都很高，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她爱人常出差不在家。1961年困难时期缺粮食吃不饱，她带着一个还不太会走路的孩子坚持上班。母子二人由于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却一丝不苟地做好本职工作。有一次她带着孩子上夜班，干活时把孩子放在火墙旁边。不料凌晨1点时火墙发生爆炸，满屋子浓烟和灰尘。烟灰和砖头压在孩子身上，吓得孩子哇哇哭。她把我从西头宿舍里叫起来，幸好没伤到孩子。我们忙了半天才打扫了灰尘修好火墙。看着孩子不住地哭泣，我的心都酸了。即使这样困难，郝具芬也没有影响工作，第二天我提前到了车间，看到她正在搂着孩子哭，当天需要的曲种却已经按质按量做好了。
1960年6月，转业军官王伯昌、李存新带领我们到杨木河去抗涝抢播。那时地里的蚊子特别多，脸上和身体暴露的地方全都被蚊子小咬叮咬得肿胀难受。我们就用泥抹在脸上和暴露部位，只露着一双眼睛和一张嘴。就这样大家也没叫苦。转业军官、老连长刘天银，在部队是炮兵副连长，来农场后作过马夫、赶过马车，当过钣金工，工作认真负责。当上加工厂的厂长后仍然经常下车间参加劳动。每年八月份组织人员到野外打马草，他都是亲自参加，搭帐篷、吃住都在野外。天气热、蚊虫咬、工作累，他都和我们一起干。刘天银为人正派，不贪腐。六十年代中期，职工的家属绝大部分都转成了农场职工，可他的老婆景秀美始终没有批转。根据当时的政策，景的条件是能够转的，可刘天银为了以身作则一直没有让她转。一直到今天，景也没能享受到农场职工的劳保待遇，全靠儿女养老。
加工厂地处场部南边，再向外就是小树林和荒地，旁边是马号和猪号。因此每到夜晚就有狼群来骚扰，经常把猪号和职工家养的小猪叼走。加工厂领导组织基干民兵值夜班，带枪巡逻看守。一天夜里我值班，忽然听到猪号有小猪嘶叫声。我把子弹推上膛跑去用手电一照，看到一只大狼嘴里叼着小猪正往外跑。小猪还没死，拼命地嘶叫。我朝大狼打了一枪，它扔下小猪跑了。夜里太黑看不清楚，我又朝它逃跑的方向打了一枪。天亮后去查看，只见地上一路血迹。看来只是打伤了它，没有打到要害处，让它跑了。
1964年大约2月份的一天夜里1点多钟，我在酒厂做曲种。那天曲房值夜班的是卞瑞莲和梁亚芬。卞瑞莲出去到外面解手时听到厂房西边附近有猪叫声。她两个害怕不敢出去，赶紧把我叫过来。我想不是有人偷猪就是狼。我拿着铁锹出门用手电一照，只见几头大狼在围着咬一头大猪。看见灯光，几双红色的狼眼一齐转向我，向我扑过来。我扔下手电双手抡起铁锹和狼群厮打，边打边喊。卞瑞连和梁亚芬不敢靠前，在原地拼命高喊，这群狼才慢慢地走了。我捡起手电一照，整整七只狼。再一查看四周，净是鲜血和肉块，原来是一头老母猪的屁股被吃光了。这头猪当时还没死，慢慢走到杨金德家的苞米楼底下不走了。第二天早晨再去看，老母猪已经死了。总之那时的北大荒刚刚有了人烟，野生动物都不肯让出地盘。不仅狼群猖獗，就连狗熊和野猪有时也出现在厂房周围。
加工厂从1958年建厂到1997年撤消，四十年的时间里，每个车间都经历了从土方法手工操作到全部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保障了农场职工的生活需要。
1997年农场体制改变，加工厂下马。厂房都被破坏，有用物资全被盗走。人们思想一片混乱，就象没了娘的孩子，找不到工作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当时人人怨气冲天，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以后逐渐各自找活干，有的去种地，有的给人家打工，有些老职工先后退了休。现在大部分人在种水稻，到处打工。最近这几年，随着农场小城镇建设的进展，职工原来的平房宿舍都拆了，用平房加差价换取了楼房，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住上了楼房，生活过得很幸福。
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年龄也太大了，很多年不拿笔了，现在提笔忘字，写得很糟不成文章。可能有不少错别字，有些事情的年月也许记得不准确。但我说的这些全是真人真事，没有半点虚构。
张安民简历：
张安民，1936年农历7月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县，初中文化。1955年12月应征入伍，1956年到68军通讯教导连（也叫军事通讯学校）学习，1957年8月毕业，分配到0244部队炮兵584团从事电台通讯工作，任副班长、报务员，下士军衔。1958年1月任通讯班长，中士军衔。1958年11月赴新疆参加剿匪平叛战斗。1959年6月转业到黑龙江垦区八五八农场粮油加工厂，先后任车间正副主任、正副班长，制酒技术员、治保主任、保管员等职。1959年12月入党。1996年退休。1998至2004年在街道办工作。
201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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