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日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
 欢迎你们啊，
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
2006年8、9月间，凤凰方面就与《理想之歌》的创作者分头联系，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处打听到四位作者的下落，又一一将约做节目的电话打出。电话打到我的单位，我推托的理由是：工作忙；未说出口的想法是不想被陈年旧事打扰。似乎其他三位作者——张祥茂、陶正、于卓也因种种说出说不出的理由，使采访未能顺利进行。
 高红十 2006年12月6号，接凤凰大视野栏目记者、编导穆媛电话，说工农兵大学生话题仍旧要做，准确点说一直在多方联络分头采访地“做”着。工农兵上大学从1970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共招收七届学生94万人，我是1972年春季入学，属于第三届，我参与创作的政治抒情诗《理想之歌》在工农兵学员和社会上的影响，不能不在本片中有所反映，要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也不能不对几位作者进行面对面访谈。
我问穆媛，你们打算把工农兵上大学放在什么背景主题下说呢？ 她说，放在教育的大话题里。山水林田路狮子老虎狗一番摆事实讲道理过后，穆媛在电话中说，听说你已经退休，不能再说工作忙了吧？ 此消息属实。我想了想，同意先见面聊聊。 这中间与同为《理想之歌》的作者张祥茂通电话，交换看法。他也被联络要求采访。他的态度是，与其让别人说，与事实相距甚远地说，不如自己说，至少给历史留下个真实东西。 此话没错，但他老兄显然对传媒的操作不甚了解。媒体关注到这个话题首先从制片人的兴趣出发，然后考虑到这个话题会有一定社会关切度，也就是说播出来得有人看，有不少人看。在对社会负责的同时，也对得起广告赞助商的真金白银。所以，节目中会让当事人讲话，讲你想讲的话，但这些话服从整部专题节目或隐或显的主题，经过剪接编辑后会留下些什么，被采访对象基本无权过问了。结果可能与当事人预期相差不多，也可能相差甚远。
如果希望“相差不多”，就需要正式开拍前与编导尽可能沟通，让他或她大致知晓你所讲述的事实发生、发展过程，了解当时发生的理由、发展变化了的现如今看法。也就是说，沟通当中你要努力把一件事讲得令人信服，至少对他或她具有说服力。此片编导的年龄与我相差三十多年，让他们了解出生前的一段特殊历史，并非轻松容易事。有了沟通的基础，在节目的剪辑阶段，哪怕囿于节目播出时间限制，把圆形不得不剪成三角，但每一角的转折处会尽可能圆润，不那么生硬。 别奢谈理解。眼下理解已成珍稀，误读比比皆是。误读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被采访的当事人承担。
 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头在当代，脚丫子已经陷进历史的泥沼拔不出来，离开文革日子无多，一些史实已云山雾罩地走样。 与穆媛交谈后，正式开拍是过了年的2007年元月10日，正逢三九，天气却不太冷。上午在北大拍摄，拍我们当初住过的32楼，老图书馆，办公楼礼堂和百年大讲堂（当初叫大饭堂，七二级入学典礼在此召开）、结冰的未名湖……三十二年过去，北大变化太大，当初的景物存留极少。 下午在室内进行访谈，时间大约6个小时，从下午2点到晚8点。中间短暂休息。绝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在说，说得口干舌燥，大灯烤得面皮红热，可以说是体力活儿加脑力活，不轻松。凤凰编导提出的主要问题有，插队的记忆，记得下乡第一天怎么过的？上大学经过，接到录取通知的心情、报到的详细过程；《理想之歌》创作前后，当时和现在的评价。为什么大学毕业又回去延安？等等。 前边讲了，采访进行6个小时，内容N多，不可能一一列举，采访重点是《理想之歌》，就讲它吧。
陶正，男，去陕西省延川县插队前系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长期担任北京歌舞团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张祥茂，男，去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县插队前系北京初中六七届毕业生。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部级干部，已退休。 于卓，女，去北大荒兵团前系北京六九届初中生。在《科技日报》担任过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北京作协会员。已退休。 我去延安地区插队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六七届毕业生。 我们是1972年春季入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员。北大中文系1970年首招工农兵学员，1971年未招，我们1972年入学，是中文系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的第三届。我们这届学员入学前在各地进行过简单的文化考试，文化水平全部初中以上，不像以往各届，有小学文化的学员。 理想之歌》是我们四人创作的，谢冕老师指点过。 责任编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匡满和孟伟哉。
 1973年暑假前，中文系文学专业刚刚分出创作班和评论班，我们四个都是创作班学员。那个暑假，我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看妹妹。妹妹的连队驻在乌海市下边一个叫黄白茨的地方。 7月30日，我在兵团接到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北大有任务，文革初期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拟于当年十一复刊，复刊号需要一首长诗，等我回去参加写作。此事是谢冕老师通知的。因为是暑假，外地学生都回家了，只找了几个家在北京的同学。 我8月初赶回北京，很快与陶正、张祥茂、于卓及那两位责编碰头。责编讲明诗歌的要求：为《人民文学》复刊，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献礼。主题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青年一代的成长和理想。
记得我写歌颂部分，用现代话语形容叫“宏大叙事”。写到最后已经没词儿，脑袋再也转不出大词儿。四位作者哪一位都不轻松。 9月初，我们将完成的两大部分初稿交给杨匡满，杨编辑很快看了，不满意那个歌颂的，决定放弃；让我们全力以赴改年轻一代的成长和理想。思路一下子变得单纯了，记得张祥茂写的那部分题目就叫《理想之歌》，我们一致同意用这个题目。我们还确定用第一人称写，“我”是一个共和国同龄人，延安插队知青，也许我们中间有两个——我和陶正——延安知青的缘故吧。 改完这一稿，我们就开学了。一开学就领受新任务，下去采访，写书。当时很正规的提法是：带着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开门办学，走以社会为工厂的道路。 张祥茂带一小分队赴云南，采写知青先进典型上海的朱克家和北京的辛温。 于卓带一小分队赴山西平陆，写毛家山知青小组。 我、陶正和另两个同学刘玖华、姚二林、董学文老师，一个张思德老战友陈耀分赴陕西、甘肃、四川，采写毛主席名篇《为人民服务》主角张思德。人民出版社准备出书。 领了任务就下去了。当时听说《人民文学》又不复刊了。我们有点遗憾，但没觉得多么吃亏，只当是练笔，练了一回大手笔。
 高红十
此时北大正逢肃杀冬季，不光气候节令上的，而且是政治运动上的，批林批孔已紧锣密鼓，文学专业创作班少不了参加批判和写文章，果真之后就派下来写《法家小故事》。那个《张思德》还没有完稿，与编辑反复沟通多次修改，修改原则不完全从生活真实出发，而是服从政治需要，要往高拔。往高拔的文字要想写得不那么生硬，也需要说服自己接受这一创作原则。比如，写张思德最后牺牲一节，全书的重点章节。我们采访中得到的素材有两个版本，一说是张思德给炭窑挖烟囱，炭窑很小，只能呆一个人，蹲着，用小镢头朝上挖。因为下雨，土质疏松，结果炭窑塌落，张思德被埋。另一版本是两人在炭窑里摆放待烧的青冈木，另一人姓白。当窑顶塌土时，张思德把战友小白推出去，自己被埋牺牲。直觉我们相信前一个版本。采访中我们到过张思德烧炭的安塞县楼坪乡石峡峪村庙河沟的深山老林，也看过塌落的炭窑，很难容身两个人——我们看到的那孔窑极大可能不是当年埋张思德的。张思德牺牲时不过中央警卫团一名普通战士，当时毛主席还没有在追悼会上讲演，《为人民服务》文章还没发表，抗战还没胜利，新中国成立还没提上议事日程。所以不大可能有那么超前的保护革命遗迹的意识。此书在我离开北大时还没出版，只记得讨论稿中已倾向第二种版本，即推战友出窑。 谁手头心上都不轻松。改《理想之歌》纯属额外任务，只能占用业余时间。一个全身心投入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哪里又有什么业余。 丢手吧？实在不忍，毕竟花费好大心血了，何况直觉这是个东西，是个比大批判文章有价值的东西。挤时间改吧。 那时，张祥茂还在云南没有回来，我先动手了。 我这回主要做的工作是绺出了顺序，之后其余人接受了我绺出的顺序： 第一部分，老知青迎接新知青到队，新知青问老知青什么是理想。 第二部分，回忆下乡之前“我”所受方方面面理想教育和影响。 第三部分，下乡，贫下中农帮“我”端正了理想的航线。 第四部分，批判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理想观。
 这中间，我们又改了无数次，用一句玩笑话形容：整个一复辟反复辟斗争。你改去我的，我又改去他的，他再改去你的……最后真是弹尽粮绝、黔驴技穷。我用陕北话大叫：没脑水了！没脑水了！最后的修改过程有两个见证人：马惠和沈小兰。她们也是延安插队知青，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同样改得好苦。我记得我给她们大声朗读过，读一遍，嗓子都哑了，别人感觉怎样不得而知，反正我们挺激动。 1974年4月，《理想之歌》最后交稿了。看得出来，编辑并不十分满意，但我们已是“死猪不怕滚水烫”，爱咋咋，爱谁谁，只求别让我们再动笔了。 8月，接到杨匡满打来电话，书已付印。 9月，该书正式出版。第一版是绿色封面，没有图案。《理想之歌》成了书名，排序在目录最后，可能因为篇幅最长缘故。据杨匡满后来介绍，该书第一版印了10万册。《理想之歌》的署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道出了时代的真实，现在可以叫历史的真实。该诗确实是四个人集体写的，这样写作是否合适，作品质量是否受影响属于另一个问题。我们当时、之后直至现在没有为此署名产生过任何疑义和异议。当时如果署了个人的名字，个人承受不起，也为时代不容。 细看全诗，应该说陶正的东西更多些。他是我们中间最年长者，古诗词读得多，上大学前，就和后来成名的路遥、谷溪合编过诗集《延安山花》。凡后来公认的佳句几乎都是他的。 前边说过《理想之歌》的题目最初是由张祥茂起的。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这句，我记得来自于卓那稿。 还有你三我四就不大分得开和记得住了。不管谁多谁少，全诗代表我们全体的意思是不错的。时代变了是时代的事，当时我们可是很投入很倾心，真想把她写得更好。 那时没有稿酬，我们也压根没想到稿酬这当子事。每个作者的报酬是两本书。出版社送来的书不止每人两本。可是我们班主任说，你们不应该在这本书上有比别人更多的特权。我们觉得有道理，便心安理得地每人自取了两本书（一本给了下乡的妹妹，另一本不知辗转失落何处）。
 选 择
最后一学期，同学开始考虑毕业去向。一个念头在我心底萌生：回延安，继续当农民。从念头冒头，到终于成行，这中间的故事和心路历程可写一部长篇。 1973年暑假分到创作班后，我跑了不少地方。 西安、临潼、延安、安塞、甘泉……回插队的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队看老乡，老乡惊讶更喜欢。他们用大枣红薯喂得我盘腿坐不住炕。 甘肃天水，金黄的柿子挂在叶子落尽的树梢，漂亮的苹果很便宜。 四川，广元、仪垅、南充、绵阳、成都、重庆……正逢桔树结果的时候，正逢野菊花田边地畔怒放的时候，正逢太阳像月亮月亮找不到的时候，船过三峡正逢没修葛洲坝的时候； 京郊农村平谷； 三百米地下的京西门头沟煤矿； 心涨得很大，小的器皿盛不下，小的风景盛不下，只有在大大的地上宽宽的天下跳动，它才舒其展畅其快得其所。 未名湖边三个寒暑过去，该毕业了，铁打的校园中一名流水的兵一抔兵的流水，这水这兵将流向何方？
并未全部打碎的17年教育积淀； 时代的价值观、人生观； 同龄先进分子的感召； 未冷的青春热血Ａ型性格； 特别是不想被按部就班地安排。让自己试着选择一次，成么？ 多因一果诸般合力促使我于1975年6月递交了毕业后回延安务农的申请。 黄土地那边马上有了接纳的回声。 一切不过是大气候下的小气候，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撒了泡尿。 “这一刻”的“这一个”而已。离开这一刻——时代，离开“这一个”——个体选择，都无法解释我当年的所作所为。 于是，溢出常轨的走向使我的人生长旅有了某个独特的区间。 人，不该活得独特点么？
很多大同小异本子，大红大绿的塑料封皮，内页有彩插，彩插多京城风光。本子扉页写大同小异的话，话语表达大同小异的意思和意义。三十年后本子没用完。很想把本子和题字给送本人看，看他们会为几十年前的话脸红或茫然么？ 校方送了一把铁锨，锨把上绑一大朵喜兴的红绸花。锨头直，没开刃，进土不利。锨把粗，不好握。下乡后修水利平梯田半个冬天就报废了。
 校方还送了一把镰刀，刃口长长刃口弯，割麦割谷割玉米都很好使。只是把子短，割山地糜谷还行，割川地要大猫腰。此镰刀跟着我从北京到延安又西安，好象跟回北京，眼下便寻不见。 某话剧院的女士送一副垫肩，上印红字“任重道远”。下乡后曾用它担水担粪，老转到胸前像个围嘴。只好当个道具收起来。 某位栋梁心极重的国政系学弟送我几句话：历史的筛选是严格的，是纯钢，是残渣，还要在实践中接受考验！镇得人够呛！他晚我一年毕业，去了东北中苏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三中全会以后进了国务院某政研室，官至副部。后来莫名下野。是纯钢？是残渣？找到他很想问问他。 外班女生送一双高腰军鞋。下乡踩雪打湿放在铁锅里烤，被烤焦一大洞。写信告诉送鞋人，她寄来又一双新鞋时说，下回能否换换样，别老是鞋。 低年级11名女生合送一个喝水杯子、一块擦汗手帕。 一个日本女留学生叫万里子，送一方大手帕和日本北方四岛中一岛的明信片。 某班男生骑自行车驮来捆箱子的草绳。 同班一女生帮我补了一系列的破衣烂袄。
 学校革委党委送行。送行的饭由校党委书记陪着吃，陪得直不好意思吃，不似如今的我最不怵的除了说，就是吃。桌中有一盘硕大的鱼，什么味，一点不记得了。 黄陵山翠， 青苗苗毯， ……
 以上文字是我当年写的一首信天游体的《回延安》，多少反映了大学毕业回延安时的心情。 我是坐飞机走的，第一次坐飞机，机型是小飞机。兴奋之余又有点慌。登机手续顺利办妥，飞机正点起飞，一下子把我带到太阳下边云海上边。 飞机在太原稍事休息，又升上高空。 黄土高原来了，秋末冬初的黄土地好黄，怎么几年绿化竟未留半点痕迹？ 飞机下落，黄土山峁接近，倾斜，飞机终于呼啸着落地。苍茫冷峻的高原风聚拢过来，掠了一眼，又毫不在意跌跌撞撞远去了。
 我是1975年11月7月——我24岁生日那天回的延安，落户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我是当天傍晚到队，一辆吉普车开上村口坑坑洼洼的土路，连人带行李卸下就开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在窑洞门口刷牙，一个拢白手巾的老汉围着我转了半天，说，那九个呢？我一嘴白沫不得要领。后来才看到村小学校墙上贴一红纸黑字标语“热烈欢迎高红十同志来三台庄插队落户！”这位识字老汉为标语做了不当断句：热烈欢迎高红，十同志来三台庄……以为我带着另九位加我十位青年来此叨扰。后来我对多人多次讲此典故，结尾是：一人是我，九人是我，十人也是我！ 此一插又是三年多。这期间我做过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队长、大队会计，实职是大队会计，此方面生活极为丰富有趣，我的中篇小说《那早起有雾》（收入《哥哥你不成材》小说集，作家出版社）有所记录反映。 1979年4月，我被陕西省高教局按专业归口重新分配至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和后来的知名作家贾平凹一个办公室。延安地区当农民的大学生前后约十几个人，除了我是北京大学的，还有清华大学的李红耘、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三位同学早我几月到宜川插队、兰州铁道学院等，也全部按专业归口政策重新分配工作。我始终觉得，陕西尤其陕北的各级领导对知识青年有着极大的善意，无论是1970年派遣上千名北京干部协助管理知青，还是1973年全国停止招工而陕北知青依旧被招工招生，加上我亲历的1979年对毕业务农大学生的专业归口安排，都体现了这种善意和包容，这点要时时感念在心。
1975年底，《理想之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配乐朗诵。1976年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出。这一下影响被放大了。当时几乎没有电视节目，电台就是覆盖面最广的传播媒体了。不少知青后来见到我都说，是从广播里听到的这首诗。 由于我大学毕业当农民的选择，受到新闻媒介的关注。我在毕业务农申请上写道：《理想之歌》不光写在纸上，也要落实在行动上……这也是后来传媒把我认为是《理想之歌》唯一作者的原因之一吧。 1976年4月，《理想之歌》的书第二版出版。第二版是根据《人民日报》上的版本收书的。这一稿由北京同学做了一些修改，加了紧跟当时形势的内容，如，刚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书的封面也改了，白底，有了延安宝塔的图案。86000字，4又15/16印张，两张插页，定价0.34元。 1982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岩佐昌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文革时期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我在大约三年后从谢冕老师那里看到这篇文章并请人翻译。说实在话，我为文章入情入理分析和独到见地感动。因为至今，国内还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
“70年代初期的中国，由1200万年龄接近、感情体验共通的青年组成了上山下乡集团。《理想之歌》首先是这一集团的文学，是这一集团确认自我价值的文学。 “一年后的十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高红十正在陕北的一个山村务农。欢庆胜利大规模集会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也一定传到了黄土高原。我无法推测，她那时想了些什么，但我现在可以确信，她一定听到了鞭炮声和锣鼓声。在她听来，是把她推向主角的时代的结束，是宣布产生她作品的上山下乡集团开始瓦解的送葬曲。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红十这一代人有着自豪奋进的《理想之歌》。这是一首未完成的悲歌。如果把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道理地抛弃后的困惑、激愤和悲哀写进去，这才是一部完整的歌。《理想之歌》的未完成性，象征着文革时期文学及其承担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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