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老西儿”会聚财，聚全家财产来盖房，全国闻名，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山西人除了盖房非常讲究而且有标准外，室内装饰也很讲究。 一般山西殷实人家的上房是三间北屋，二明一暗。二间明房，西面是土坑和锅台。土坑锅台的墙上必须有手工绘画的炕围，一般高80公分左右，围满半间屋。坑围图案精美无比，再穷的人家盖完新房后，也要请“画匠”精心画坑围。 土炕上铺有炕席，有钱人家在炕席上再铺通炕的厚厚“油布”，油布多为深绿色，配有“牡丹富贵”“西湖断桥”等美丽图案。 主人一家人睡觉和吃饭都在土坑上，吃饭时，讲究人家还有摆上小坑桌。家了来了客人，主人会热情地招待说，“上炕，上炕。”。客人一般侧身坐在炕沿上，熟悉亲朋会盘腿坐在油布上，抽烟喝茶唠嗑。尊敬客人和老人，主人会请客人坐“炕头”，就是挨着灶台和玻璃窗的位置，叫“热炕头”。 明屋室内最通常的的家具是躺柜，通高约三尺，二尺多宽，长度随东墙长度订做，用一寸厚木板制成，一般油漆成暗红色，俗称“红柜”。 雪白墙壁，绿油布，花坑围，三尺直径雪亮的精铝锅盖，长长的红柜，青砖漫地，墙上再有一个雕花土地爷佛龛，墙上镜框里挂满全家人各个时代的照片，一幅山西传统民居富贵吉祥暖洋洋的家庭布置立刻显现在眼前。 躺柜内装家里的衣物。躺柜上摆放胆瓶、糖果罐、暖壶、茶盘等日常用品。躺柜面板中间最显眼的位置，要放一座座钟。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百姓家里要么是挂钟，要么是坐钟，总有一台。两种钟都是机械式的，要定期上发条。不同之处在于，座钟摆在桌子上，挂钟悬挂在墙上。 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钟表厂生产的三五牌坐钟，在新中国可算是“响当当产品”，领导中国座钟潮流几十年。这种钟非常受欢迎，木质外壳，铜制机芯，上足一次发条，它就能滴滴嗒嗒地走上15天。因为上足一次发条可以走足15天，所以取名三五牌，三五壹拾伍，所以他的标志为三个“5”。 “三五”座钟款式有多种，带日历和不带日历的，夜光和不夜光的，明钟摆和暗钟摆的等等。当然，还有立式的，这立式“三五”，一般家庭可不敢问津，几乎都是公家所用。最便宜的是不带日历的那种座钟，六、七十年代全国统一售价52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大跃进时代，太原钟表厂模仿上海三五牌座钟，生产了一种叫“晋阳牌”的座钟，木壳暗摆，比上海座钟便宜20元，只卖32元，很受山西“老西儿”家庭欢迎，但质量可就差多了。 上海三五牌座钟要半个月上一次“发条”，而且要上足，才能走半个月。也可能就因为如此，主人有时“发条”已经上足了，还要使劲拧半圈，结果把“发条”拧断了，座钟也就停摆了。尤其是太原产的“晋阳牌”座钟，钢条制作的“发条”属于大跃进产品，极易拧断。 家里座钟“瘫痪”了，就得找修表店。据说，当时全国的钟表修理店，只有上海和北京供应三五牌配件“发条”，其他中小城市和农村，根本就配不到。而太原钟表厂从不向少得可怜钟表修理店送“发条”配件。在广大农村，只有县城才有修理钟表店，农村根本就没有了。 
刚到北三泉插队，我们知青先吃了半个月“派饭”，就是轮流到村民家里吃三顿饭，人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一般一个知青派到一家，第二天再到别人家吃。后来，生产队把大队部的一间办公室改造成知青大伙房，我们52名知青才结束了吃“派饭”的日子。 在吃“派饭”的时候，我发现老乡家里最珍贵的“座钟”大多是停摆了，纯粹成了“摆设”。我就问“老娘娘”（对家中年岁大女性的亲切称谓），怎么不修啊。“老娘娘”说，“修不下（读ha去声），没（读mo平声）用好几年啦。”。我说，“有时间我试试给您修修。” 我从小爱鼓捣小玩意，喜欢动手修这个动那个，家里小铁器我都会修。文革17岁时不上学，给我家做了第一对木沙发，还为自己打一张单人床。18岁时就学会用白铅铁皮卷烟筒。 我发现老乡的座钟基本都是“发条”拧断了，造成了座钟停摆，且断裂点大多在根部，影响发条长度并不长。 这两种方式都改变了原有发条的硬度和长度，必然造成座钟走时不准，我还可以用调节钟摆螺丝松紧的方式，尽量使座钟走时精确一点。 我对修好座钟的老乡说，“修好的座钟‘发条’可脆啦，上‘发条’不要上满，十天上一次就‘可’啦。”总之，经我修过的座钟再走二三年没问题。 在我插队的第一年里，村里三十多了停摆的座钟都让我鼓捣的能走了。 有的老乡还把停走的小闹钟让我来修，不过是为省到县城去修要花的那两个钱。由于我没有专业修表工具，但只要是发条断了，我还能凑活着修。 有的老乡为我传名，“喂陈君远，手可巧啦，啥么东西都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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