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贫下中农

　　中外古今的文人雅士、高官巨贾，多欢喜标榜自己志在田园之趣、向往山林之隐。其实，那是他们锦衣玉食、华厦雕车的日子过久了产生的错觉。世外桃源的生活我曾领略一二，深知个中滋味。我们干校所在的茶陵县虎踞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罗霄山的余脉青翠高耸，直伸到这里。山脚盘绕着碧绿如带的洣江，江水清澈见底，江岸绿草茵茵。干校就在江边，蓝天、红土、茶园，如诗如画；丘陵下面白雾缭绕的村落，如梦如烟。

 

      可惜，幽美不等于富庶，温饱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想，如果陶渊明过的是三餐不继的日子，一定会把东篱下的菊花连根拔起，改种土豆和红薯的。

　　白米饭红辣椒

　　这里的农作物除水稻以外，还有苎麻、姜、花生等经济作物。就是说，口粮之外能换钱的东西也不少。也许是政府低价统购的关系，翻身做了十几年国家主人的贫下中农还是很穷。他们住在半砖半土坯的屋子里，墙上开几个方洞、竖三、四根木棍就是窗户，既不遮耳目、又不挡蚊蝇。室内一床、一桌、几只板凳而已。家家烧柴举火、燃油为烛，熏得四壁漆黑，白日也不能读书。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身着黑色土布衣裤，四季皆然。农民们从小劳作，风里来雨里去，人人皮肤黑粗、身材矮小。所以，北京来客在他们眼里，个个都好看。

　　他们日出而作、日入方息，除了稚童看不到闲人，仍然清贫得连婚礼都热闹不起来。平时走在路上的几乎只有两种人：荷重的挑夫，迎亲的小队。挑担的或男或女，几个人一排，每人一根短短的竹扁担，两头坠着百十斤重的稻谷等物，按着同一个节奏，迈着扭秧歌似的步子，无言急行，一走几十里，整齐划一像一队大雁，当然没有那么飘逸。迎亲的方式也很别致：每队不超过十个人，每人擎着一把伞。新娘就在这中间，因为不着凤冠霞帔，故尔生人莫辨。无论多远都是徒步而来，路上遇人，她会害羞地以伞遮身。人们只能对新娘的容貌产生遐想，绝不至于对她的嫁妆做出不切实际的估计。

 

　　当地农民嗜食辣椒。我看见他们手里的饭碗，白米饭上只铺着一层红辣椒，一边吃、一边吸着凉气，头上渗出汗珠。关于吃辣椒，营养学家说它富含维生素；老百姓说它可以驱散风寒；毛泽东又说是革命性的标帜。其实，哪一种蔬菜里的维生素都不少，辣子吃多了，会刺伤胃粘膜、引起痔疮……至于散风寒，有的是灵丹妙药，辣椒的位置大概在“解名尽处”；而毛老爷子餐桌上的辣椒，是同大碗红烧肉一起端上来的。

　　我想，这穷乡僻壤里的农民，世世代代过着同样的日子，单调、乏味使人麻木，除去辣子，大概少有其他的东西，能给他们以感官刺激了。

　　赶集

　　那里财富最集中的地方，恐怕得数干校附近农村的供销社了。它们没有橱窗，看上去像是一所民宅。临街墙上几个笨拙的墨笔字告诉人们：这里贩卖民生必需品。店里是泥土地。未曾装饰过的木制柜台的边沿，被往来的农民兄弟磨擦得乌黑发亮。室内散发着煤油、烧酒和醋混合的味道。气味之怪，足以使清醒的人眩晕、使迷糊的人振奋。里面的商品虽不应有尽有，倒也种类繁多，农具、五金、服装、炊具等等，每类都有几样，只是货色单一，无可选择。就像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内容一样，全由政府规定和设计好了，个性一说与反叛同义。

　　干校校部所在的虎踞山，离最近的长途汽车站有十几里，从那儿到茶陵县城大约六十多华里，四排房就更远了，对江前村的村民来说，去一趟县城简直是生活的划时代。就连我们这些小五七战士到洣江茶场参观时，都被当做中央首长，也就难怪村子里的老乡围观我们了。在他们眼里，干校的人不但长相好、穿得高级，而且人人是阔佬。尽管真正的高干为数不多，一般干部并不富裕，我们还是很有购买力，因为虎踞镇集市上东西比起北京来，真是太便宜了。我记得，周围农民自产自销的西瓜一分钱一斤；鸡蛋三四分钱一枚；鸡鸭鱼都是活的，一两块钱就能开一次荤。所以，一待干校的管理稍稍松弛，那些住在村子里可以自己开伙做饭的人，便瞪着饥饿的眼睛来赶集了。

　　商品经济的规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起作用。只消三五次开市，全部果菜肉蛋的价格就成倍上涨了。农民买不起，一骂干校的人太有钱、二骂摊贩不顾乡谊；干部们也愿意集上的东西永远价廉物美。大家吵着讨价还价，集市上乱成了一锅粥。

　　杀生

　　村居的日子也有趣事，比方看老乡杀猪。操作的时候，屠夫先将一把牛耳尖刀叼在嘴上，再同他的助手，慢慢地把未经捆绑的待宰之猪，引向一个二尺来高、顶部下凹的木架子。到了那儿，两人一前一后、猛地抄起猪腿、把它掀翻在架子上。那可怜的猪来不及挣扎，已经仰面躺在三边无着的凹陷里。说时迟、那时快，屠夫早已利刃在手，对准猪的喉咙只一刀，顿时血涌如注。架子上的猪四脚乱蹬、却动弹不得，徒然发出凄厉的嘶叫、声闻数里。一会儿，猪安静下来了，屠夫过去用手握住翘起的猪嘴、转动猪头，把血挤净。然后在一只猪脚上，用刀割开一个小口，将一根一米左右长、手指粗细的铁棒，从伤口插进去，慢慢地伸到猪的肩颈，并以那个伤口为轴，使铁棒在猪皮与猪肉之间做扇骨式穿插，造成无数通道。这时，屠夫放下铁棒，两手撑开猪腿上小伤口，把自己的嘴贴上去，用力吹起气来。他们个个体魄强健、气力惊人，不几口那百多斤的猪就皮肉分离、胀得像汽球了。随即，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屠夫就着木架、持刀把猪皮从肚子上豁开，再一刀一刀将猪皮完整的剥下来。我计算过一次，剥一张猪皮只需要十一分钟。加上先前的动作，至此不过半小时。以后我在别处，再也没有见过身手这么矫健的屠夫。
 

　　虎踞镇就有一个屠宰场。没想到，杀人也在这一带。那年头，据说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农村小农经济的残余和干校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镇压对象。虽然不是抓到就杀，为让他们服服贴贴，惩一儆百却是必须的。在干校抓“五一六”运动开始后不久的一天，全体干校人员无论大小，都列队来到虎踞镇，会同当地农村社员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会上的主角是两个散发反动传单的青年农民。记得他们的年龄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除去思想反动之外，并没有其他罪行。那个会也许该叫做公审大会，是拿政治犯当作刑事犯来处理的。台上若干人等慷慨激昂地声讨了一番之后，当地公安局的人宣布，判处这两个年轻人死刑、立即执行！果然是立即执行：他们被拖出会场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枪声，刑场就在旁边的山坡上。枪声一落，领导就令排队前去观看，名曰“受教育”。只见一个满脸是血、陈尸地下；另一个，子弹打掉了他的下颌，头上没有血，惨白的脸上缺了一大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确实感到了恐惧。当时谁都知道，要不是干校在大抓“五一六”，那两个青年罪不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