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多少度?”我问爱人，“零下15度。”怪不得，够冷的！

       “不对呀，零下15度，当年我们在草原上，也没把我们冻透呀。”

       “年轻扛冷！”爱人一句话，引得我浮想联翩。

       我们18岁进草原，正是冬天。初时有两个感受最强烈，一是牧民的热情，似火；二是北国的寒冷，刺骨。

 

       到了牧业队，三个女生轮流放牧一千多只羊，开始了地道的游牧生活。虽然家务繁重，但待在蒙古包里还好，围着熊熊炉火，烧茶、做饭、摘马鬃、搓绳子、搞卫生。轮到出去放羊，头天晚上，首先要听天气预报，如零下二十几度，觉得还过得去，若是零下三十几度，就心里慌慌，若再加上“白毛风”，那就满心恐慌啦。通常，牧民们都是有条不紊地应对恶劣天气，早晨要准备丰盛的早餐：热奶茶、炸果子、奶皮子、手扒肉，还有纯脂肪的煮羊尾。可我们这些很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呢，还是小米饭、剩肉、奶茶来对付。冷天，羊也饿，早早地就出圈了，它们顺风跑着吃草，一口气跑出十里地也没停下的迹象。我怕走太远晚上回不了家，就骑着马在前面围追堵截，挥杆高喊。两个小时过去，我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

       草原上零下20度的雪，零下30度的风。帽子、围巾围不到的地方，被冻成白蜡状，手都不敢碰，只能等到晚上回蒙古包让它慢慢融化。有时觉得脚快冻掉了，我就下马走走跑跑，等身上有点热气，再捧一捧圣洁的白雪嚼嚼。实在饿得不行，就迎着雪花、雪粒，唱两句，“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见了你们格外亲”……

 

       待到暮云合璧，落日熔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一群没吃饱的羊赶回家，蒙古包里洋溢着的饭菜浓香和炉火温暖，一下就把冻僵的身心都融化了！手扒肉，或是羊肉面条，偶尔也有惊喜——留在家里的两位姐妹来了兴致，不辞劳苦烙出一大摞馅饼。别小看这馅饼，需要先用牛车去拉雪，回来后，架上大铁锅把雪融化，才有了水和面，再切那冻得钢管似的葱，剁那铁疙瘩似的肉，然后擀皮、化油、烙饼——抓起肉饼狂吃，幸福无法形容。

 

       一旦刮起白毛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两人骑马并肩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时候，羊倌、牛倌都好办，因为羊和牛夜里不吃草。但马倌就不行了，马夜里要吃草，就只有顺风而下；若是马倌没跟上，马群就会走散，除了地形的危险，还有狼群的危害。1971年的大风雪，恰逢知青姚马倌和牧民青年布赫值班。下午4点，二人本想吃了晚饭再去下夜（夜里照看马群），不料此时白毛风开始肆虐，马群顺风疾走，根本拦不住，没有时间吃饭了，于是各自找到自己的马群，跟随而去。风雪里偶尔看到零星的马匹，知道马群就在前面。天亮后，风力开始减弱，直到中午，才把分散的马群圈拢，逆风往回赶。途中，又在野外过了一夜，直到第三天下午，马群才回到了营地。整整两天两夜，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又冷又饿，幸好两人都穿了马倌下夜的山羊皮大氅，保持了体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有记者去采访，本以为会听到一句豪情壮语，不料布赫只是淡淡地反问:“欧勒亚那？”（除了这样，还能怎样？）是啊，还能怎么办！保护马群是牧人的天职，它早已融入了牧人的血液，铸进了灵魂，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草原知青诗人邢奇曾这样描写马倌下夜“竖两耳，奋四蹄，手电光中雪花急”，与杜甫描写胡马的诗句“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直堪托死生”，可有一拼？！

 

       回北京后，我经常回想，那种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朔风凛冽中，经常腹中空空，却还平平安安活下来了，为什么呢？左思右想，只有两个字：年轻！这是我们用青春做出的验证。

       青春的生命之火，曾在冰天雪地中熊熊燃烧——那是我们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