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举行阅兵式的消息，加热了有关国共两党抗战贡献的讨论。国内舆论场长期有一种声音，竭力赞颂国民党正面战场，贬低甚至抹黑解放区战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亵渎。

各党派、各支军队和广大民众都对抗战做出了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起坚持了14年，1937年以后又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战时间最久，国内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支军队和广大民众都做出了贡献。

      不过仔细而论，当日军侵占东北而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在沈阳沦陷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党派中最早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正式对日宣战。1935年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翌年通过西安事变得以停止内战形成一致抗日的共识。若无中共方面这些努力，南京政府还在“先安内再攘外”而内战不息，哪里会有全民族共同抗战？又何谈抗战胜利？

 

 　　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区战场物质条件最困难。国民党虽丧失半壁江山还毕竟是全国性政权，保持400万以上军队，得到过20亿美元的外援包括大量武器。抗战之初共产党只有5万多人的军队(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人)，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便是发动群众打分散的游击战。

 

游击战是一种高超的战略战术

      国民党当局当年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和“坐大”，此说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自然感到后方受威胁，长期以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毒辣实行了“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能形成发展－缩小－再壮大的局面。

      侵华日军总头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便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查过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面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并感到对中共游击战无奈的感叹。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近些年一些人对正面战场上的22次会战津津乐道，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则持轻视态度。八路军、新四军在最艰苦的时期军民一体打游击，华北敌后200余县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能毙日军6000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持久战的方针，习惯于正规战的许多人曾不理解，却能在抗战中积小胜为大胜，将日军拖得疲惫不堪。后来游击战又在全球范围的民族运动和小国抗击超级大国时显示了巨大威力，如今世界军界也公认这一战略战术的高超。

两党抗战表现决定人心向背

      解放区战场越战越强，最后发展到100万军队和1亿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侵华日军的后方变成又一个前线，名副其实是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若是没有这些奋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逆流就会更加泛滥，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能坚持下来，正面战场广大官兵也曾对日寇浴血奋战，对此中国人民一直给予肯定。不过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后期表现日益消极，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这又是当年国内舆论纷纷谴责的事实。

      1943年开罗会议时美国罗斯福总统向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询问国民党情况，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词——“腐败”和“无能”。随后美国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考察，他发出的感慨又是“来前所闻很坏，来后所见比所闻更坏”。当时史迪威就建议把援华武器分给“能打日本的军队”八路军，只是因美国的反共政策决定了还是要支持国民党。

 

      尤其让人叹息的是，1944年至1945年初面对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尽管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在兵力又居优势的情况下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抗战胜利前夕还丢失有6000万人口的广大国土。

      若全面客观地评价，人们就会看到当年国民党当局的两重性：对广大官兵的抗战功绩要充分肯定，抨击其高层的无能和消极作战也不是冤枉。正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表现决定了人心向背，抗战结束四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权更换，当年中国人民的这种政治选择也是对抗战史的最好诠释。

       (作者徐焰是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