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从石家庄考入北京铁道学院的（现在称北京交通大学），学制5年。按正常规律，应该在1967年7月毕业分配。但是1967年正是文革的高峰期，上面乱成一团，谁还管得了大学生的分配？应该1966年分配的66届大学毕业生都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了。
       进入1967年5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66届的学生分配了。由于这拨儿人早就憋足了劲儿等待分配，所以仅仅不到一个月，三下五除二，走人了。66届的走了，67届的就盼上了，可是相隔了两个月却没了音信。
      1968年7月初，待分配的67届的大学生终于迎来了分配的消息。分配是由军宣队领导进行的。虽说是军宣队，其实就一个人，是解放军某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军里的标兵，好像姓欧。
      当时我们年级3个班80多人，由于文革中的观点不同，分成了3部分。好在大部分同学虽参加了不同组织、但思想上基本是属于中间派的。
       欧同志30岁出头，标准的军队干部。人长得很敦实。行为做派透着军人的洒脱和痛快。欧同志可能参加过上期的分配，对大学生并不陌生。他一开头就交代得很清楚，三步走：一是集中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斗私批修，搞大联合；最后是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方案是什么、如何分配，等前两个过程取得成果再说。
       分配工作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步步深入。欧同志开始就把握住大学生们急于分配的心态，又考虑到由于两年的运动在同学中间造成的隔阂。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成立临时的领导小组时就尽量不把观点对立而又比较坚持人员吸收进来。这样各派都有人参加，大家都会支持，加入的人观点不强烈对立，就好办多了。果然，方法有效，特别在斗私批修阶段，每个人都是各讲各的。所谓大联合的务虚阶段在大家 “隔山大炮”式的发言后，就算结束了。接下来每个人都要写个人总结，小组通过后领导组批准才算完成。
       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斗私批修大联合只用了两周时间，其中还包括通过个人的总结。最后就是公布分配方案了。欧同志在总结中肯定了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全年级都符合参加分配的条件。
       对于分配的原则，首先是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矿。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农村”，因为我们是工科学校，不存在去农村的问题，也就不提了。当时真正起作用的，是大家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不成文的原则，那就是在高校分配中普遍运用的“远分对儿、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凡是在学校期间搞对象的，成对的，一律往最远的地方分。那时候，学校规定大学生是不能在校搞对象的。虽然文革中这种事没人管了，但那种惯性还存在，搞了对象就像欠了大家似的。所以分去远方，也认了。
       至于“赘儿”就是家庭有困难的，需要照顾的。比如独子独女的，其实在那时并不多。大部分还是照顾了家庭出身好的，掌权一派的。
       那不近不远的就是没有牵挂的“光棍”了，我当时就是属于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尽量不到最远的地方去，我报了个偏远的哈尔滨铁路局。除个别同学有着意要分个特定地方外，大部分同学并不是特别在乎去向。这应该感谢17年党的长期教导。大学生的心理大多存在“好男儿志在四方”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思想观点。另外，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同学急于早分配，尽快解决经济问题。
       公布最后落实分配方案时，大家都很平静。因为基本的去向已清楚了，反倒有终于解脱了感觉。欧同志就说了两点，感谢大家对他领导的分配工作给予的支持;希望同学们斗私批修、顾全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分配。在一阵有礼貌的掌声后，欧同志亲自宣读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
       分配工作也只用了3周的时间，于1968年7月底前结束了。就在公布完结果，大家忙着离校的时候，发生了首都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在清华大学武装冲突，开枪打死工宣队员的事。但对于拿到分配通知书的我们，已没有人去理会了。
       文革两年，使所有人都变得冷漠了，冷漠得连一个班级的同学在一起照个像的愿望都没有了。大家各自匆匆离开学校，自奔前程，谁也没有离别时的惜别之情，这一切成了同窗6载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