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深圳特区幕后的故事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一书首度解密了深圳20年命运的六大关键时刻，深圳十大风波的真相与隐衷，解读、分析、还原了深圳为我们国家、民族的改革浴血探路的那段“忽而风光绝顶，忽如覆巢危卵”的历史。本文摘自该书。——编者
陈 宏
四次大逃港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l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lo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l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l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7，9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l956年、l958年、l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l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l．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
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l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l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l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 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l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l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一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l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07-04-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