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后毛泽东发话：
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
长征一说始自毛泽东
现在人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红军到达陕北后，l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l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l0首以及附录等，题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
长征叙述的转变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蜂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长征过后的红军 、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共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蜂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蔡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走了l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萧克将军在给薄复礼回忆录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四川日报》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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