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不为人知史实：身负邓小平、叶剑英严防“四人帮""控制空军重托——
受命在空军保卫领导权的司令张廷发
张廷发，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l918年4月9日出生．福建省沙县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东进战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参谋长、空军政委、空军司令员。他智勇双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空军建设作出过杰出贡献，特别是在担任空军司令员和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完成了叶剑英、邓小平关于保卫空军领导权不被“四人帮”夺去的重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l97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
走上空军司令员岗位。与“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
1975年10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邓小平副主席找张廷发谈话，邓副主席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和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邓小平听后表示满意，他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张廷发：“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张廷发又见到叶剑英副主席，他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两位副主席的话，归纳起来，一是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是部队要整顿。张廷发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不管形势怎么变，这两条要始终把握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历史交待。
1975年12月10日，王洪文点名要找空军党委第一、二、三书记和商厚良副政委谈民航问题。那时，民航归空军领导，空军第二政委余立金为民航政委却没有被找去。
早不谈，晚不谈，选择1975年底谈，王洪文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首先在政治上，他以为全党全国形势对他们一伙极为有利。11月底，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对全党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明确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这些话，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副主席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副主席。其次，在具体工作上，也作了充分准备。王洪文通过他在空军和民航的亲信，说“民航常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风的会”，“余立金在会上带头搞右倾翻案风，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会议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把民航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小组会记录都调去了。
王洪文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一大批民航领导干部，进而否定空军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终否定主持l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以便实现打倒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和军队各大单位一大批领导干部的野心。
王洪文要打倒余立金政委和民航一大批领导干部的事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暂时挂起来了。张廷发心里想，王洪文迟早还会再挑起事端。
1976年2月25日，江青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擅自召集l2省、市、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打招呼会。
作为第一书记、空军政委的张廷发，当然要参加这个会。此外，还有两名空军党委常委参加会。
在这次会上，江青要与会领导同志“转弯子”，并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威胁要解决空军的“问题”。
1976年4月21日、24日，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私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谈话”。
21日那次“谈话”，张廷发托病没去。
曹里怀副司令员、高厚良副政委等去了。曹副司令员、高副政委回来后说：“王洪文很凶，叫嚷我是党中央副主席，我有权!空某军的干部、南空的干部、民航上海局的干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也不许动。”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他支持那几个人，他自己不说，空军党委常委还不十分清楚，他那么一一点名，空军常委反而一清二楚了。常委们都是长期在军队工作的，特别是常委中的红军干部，在关键的时刻，应该听谁的?是很坚定的。张廷发毕竟是经过多次政治风浪和战争考验，心里有根主心骨。听党中央的，听毛泽东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个信念不会动摇。
王洪文这次“谈话”不久，传出了“空军政委不听招呼”的话。这当然是指张廷发。这个话，江青在2月私自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上就说过。
张廷发左思右想，“不听招呼”只不过是个借口，实质上是要整人了，要整空军，或者说是要把空军拉过去，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这种伎俩，对这些长期在军队工作的老红军是瞒不过的。
1975年冬至1976年10月以前，随着“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的掀起和深入，空军的日子一天天不好过。王洪文逼常委表态，甩过来的帽子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紧张。
王洪文说什么“空军怎么没有资产阶级?那不成了仙山琼阁?”接着说：“中央正在注视着空军的班子，看看每个人的态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悼。为毛泽东主席治丧，是全国的大事。军队要加强战备，防止意外事件。空军进入了一级战备，常委各同志都在忙战备值班和为毛主席治丧的事情。
王洪文虽然是l975年的中央军委常委，但是，党中央并没有委托他管空军的事。他却三番五次插手空军，挑起事端，对空军党委常委中的老同志一再予以打击。对王洪文在空军的所作所为，张廷发是有所警惕的。他对空军的建设，没说过半句话，找空军麻烦．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从我党我军传统作风来看，从空军的角度来看，办事总得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按照党和军队的程序来办，越权越位，横加干涉．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这些恶劣行径，都是破坏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
就在粉碎“四人帮”前几天，张廷发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派叶办主任王守江到医院给张廷发打招呼。
《叶剑英传》里有一段话：“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叶副主席派人打招呼，使张廷发明白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军队不能乱，军队要保持稳定。军队要听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说真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尤其是在周总理、朱老总相继去世，毛主席重病和去世期间，这场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有明的，有暗的；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射出一支暗箭，放出一排黑枪。在这场斗争中，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同志态度明朗，立场坚定。到l976年1月以后，邓副主席也靠边站了，空军有事，直接请示叶剑英副主席。由于军委领导的支持，由于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同志的抵制和斗争，使空军的领导权没有被“四人帮”夺走。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吃饭时，邓小平副主席端着酒杯来到桌前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副主席这话，是对张廷发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一个结论。
拨乱反正抓整改。循序渐进弥补损失扭转面貌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空军四届五次全会讲的两年半改变面貌的话，至1977年已经过去了4年。林彪倒台之后，“四人帮”接着插手空军，周总理讲的话没有得到落实，不仅面貌依旧，有些方面的灾情，甚至更加严重。思想搞乱了，组织搞散了，纪律搞松了，传统搞丢了。有些领导班子“软、懒、散”，依然存在“肿、散、骄、奢、惰”。
粉碎“四人帮”之后。空军上上下下欢欣鼓舞，奋发图强，希望迅速改变面貌。张廷发和常委同志的心情很焦急，也很高兴。高兴的是因为正义战胜了邪恶，扫除了害人虫，从此可以豁出来甩开膀子大干了。焦急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于空军这样一个问题成堆的几十万人的大摊子，从哪里着手改变面貌?如何才能改变面貌?
张廷发和常委同志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惟一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继续执行军委邓小平副主席关于全面整顿的思想。从整顿人手，改变空军面貌。只有整顿，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那一套纠正过来。
1977年7月27日，张廷发将空军半年多来严重飞行事故情况，向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当面作了汇报。张廷发说，林彪、“四人帮”对空军破坏的后果，军事上集中表现在飞行训练中一、二等严重飞行事故急剧增加。l977年1月以来就发生了多起。我们看到飞机一架一架摔掉，十分不安。也曾多次调查过。调查之后，通常向部队发出应吸取教训和应注意什么问题的通报，但这仅是就事论事的应急办法，没有从根本上起到刹住事故的作用。
军委邓小平副主席仔细听了张廷发的汇报。他果断地、言简意赅地对张廷发说：“你们停下来好好检查一下，检查飞机的原因，飞行员的原因，指挥员的原因，要好好进行整顿，不然风气搞坏了。飞机要普遍进行大检查，技术要普遍进行大检查。”这就是全空军进行两个大检查的由来。
同年8月22日，邓副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说：“装备要好好地抓一抓”，“最近飞行事故多，这与训练太少有关，也与飞机质量有关。”
7月29日，空军召开常委会。由张廷发传达邓副主席关于两个大检查的指示，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成立飞机装备大检查和飞行技术大检查两个小组，由曹里怀、吴富善副司令员分别担任组长，组织专门人员，分期分批，有步骤地层开普遍的检查，彻底摸透、查清问题。
大家着重分析了飞行部队技术生疏，装备质量差，规章制度废弛，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一伙把这些封皮为蓝色的条令、条例、操典、大纲，统统付之一炬，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火烧蓝皮书”事件。从1968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4年时间里，选拔飞行学员几万名。选拔时，任意降低标准，进入航校后，任意减少理论教育和基础训练时间。1968和1969两年，航校训练的飞行学员，只学一个星期的航空理论就上飞机，初级教练机、战斗机各只飞半年，底子没打好，就补入部队。这不仅造成部队的训练质量提高得慢，而且使歼击、强击部队飞行事故约一半以上是发生在这几年接收的飞行员身上，其中大多数又是由于操纵错误出事的。这些出事飞行员是无辜的．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过。
由于政治教育可以冲击其他，要多少时间给多少时间，而飞行训练则剩多少时间就飞多少时间，否定了飞行训练在航空兵部队是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和飞行训练的连续性，飞行员在航校飞得太少，补入部队后飞行时间还是太少。最少的如l968年，平均每人每年仅飞23小时，有的只飞十几小时。在外军，前苏联飞行员每年飞l20小时，法国、西德都飞180小时，美国飞240小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不及其十分之一。由于飞的时间少，就只好减少课目、简化课目。高空课目越飞越低，低空课目越飞越高，很少进行复杂课目飞行，使飞行员技术生疏，飞行质量下降，连一些基础技术都保持不住。
就飞机质量来说，那些年发生事故的原因，也包括飞机、装备的质量问题。如有的飞机掉了铆钉；有的飞机发动机断了轴；有的涡轮片折断；有的飞机炮弹炸膛；有的发动机叶片飞出，击穿机匣，飞机空中着火爆炸；甚至发生直升机飞行中旋翼飞掉的怪事。
邓副主席关于两个大检查的指示，从根本上解决了飞行事故严重的问题。张廷发决定先进行试点，然后分期分批地进行，准备用一段时间对全部飞行部队大检查一遍。对高炮、雷达、通信、地空导弹和空降兵部队，也照此精神，结合上述部队的特点也检查一遍。
1978年2月，又组织机关、部队千部、驻厂军代表，工厂技术人员“三结合”的17个工作组，共100多人，到部队、院校和装备仓库，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属于使用、维护、修理方面的，由空军组成有科研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驻厂军代表和部队技术人员参加时‘三结合”抢修组，逐项抢修。属于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共有212项，其中航空装备共有ll0项。经与航空工业部门共同协商，制定解决办法。同年4月至年底，空军与航空工业部门又先后3次派人，共同深入工厂，检查解决装备质量问题的落实情况。有关工厂还派出了排故小组，到部队解决装备质量问题。
经过对现有飞行员一个一个摸底，一个一个技术考察，对飞行指挥员l000多人、师校领导干部200人的检查考核，更看清了林彪、“四人帮”对空军破坏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不少飞行员航空理论水平低，基本概念不清，基本驾驶技术不过关。有的飞行员，不能按仪表指示，准确飞到近距导航台上空，直接进入着陆。还有的歼击机飞行员，没有掌握大角度和垂直方向对空中目标进行攻击的技术，射击命中率低，一些强击、轰炸机飞行员，轰炸技术不熟练，投弹误差大。一些飞行指挥员不能胜任指挥。
两个大检查是空军迈开整顿和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它的作用和意义，远远超过了最初的目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在保障飞行安全方面，采取针对性强的有力措施，提供了可靠依据。比如针对检查的飞机装备质量上存在的问题，进行质量整顿，协同航空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共同研究，明确责任，加以解决。针对飞行员技术水平的情况，决定继续狠抓打基础训练，不但院校打基础，部队也打基础，同时增加飞行训练的时间。通过检查，还形成了
一套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的装备管理和使用的规章制度，解决了被“文化大革命”中搞乱了的许多老大难问题，部队开始养成遵守装备管理规章制度的作风。两个大检查之后，飞行事故逐年减少，说明大检查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收到显著的效果。
经过一年的全面整顿，l979年1月，空军党委五届三中全会对整顿工作做了总结。通过整顿，使空军各项工作走上了正确轨道，为空军从根本上改变面貌，为开创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军事史林》文／慕安 07-01-23-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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