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安的回忆：
文革中偷两袋花生成重大案件
编者按：
转眼间“文革”已经结束30年了，“文革”中人们经历了精神的痛苦与人性的扭曲。如今那些烙印“文革”时代的痕迹离人们已渐渐远去，如梦如烟。凡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番亲身的感受和感慨。
58岁的山东省蓬莱市公安局老民警刘铁成在即将离开公安岗位之时，向我们讲述了“文革”时代，他在公安战线所见所闻的公安执法环境和他所经办的记忆犹新的案件——
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
“我是在‘文革’期间，1971年参加公安工作的，那年我24岁。到公安局上班是许多年轻人所追求的理想，在社会的地位比较高，挺吃香的，除了部队穿制服，再就是警察了。我第一次穿警服是浑身上下都是蓝色，后来，上衣是白色裤子是蓝色，年轻人穿上它可神气了。‘文革’时，当民警也比较实惠，家属农业人口可以转非农业人口，工人身份还可以转干，自己也觉得我是个警察应尽一份责任，应该好好干…… ”说到当年参加公安的感受，老刘仍掩饰不住自豪和激动。
刘铁成回忆说，“文革”中，公安机关从上到下均实行军管，不是现在实行条块管理，以块为主，上级负责业务，地方政府管理人事。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程序简单，一锤定音，不用移交检察院批捕和法院定罪。
当时，他所在的公安局，全局才40多名民警，全局只设治安股、政保股、秘书股等几个股室，没有刑警队，警种很少，很少发生刑事案件，社会治安比较好，即使有案子，大多数是一些治安案件，若按现在的眼光看，那都是些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事情。“文革”期间，刑事案件一年没有几起，若发生了杀人案就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
“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警种齐全，二三十个科室所队仍是杯水车薪，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
谈到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说到这里，他深深地陷于对往日执法环境的留恋之中，他叹了一口气，如今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却大相径庭，似乎有难言之隐……
实战证明，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公安机关只有坚持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才是制胜的法宝，这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当然密切警民关系是作好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前提。
刘铁成说，“文革”时期，警民关系密切，亲如鱼水关系，电影《马天民》可以说是警察生活的写照。“那时我们下乡办案，群众看到我们十分亲热，在村里都是排队邀请我们去吃饭，群众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里吃饭。
融洽的警民关系对我们开展工作好处可多呢，与群众拉拉家常，聊聊天，既沟通了感情，又了解了社情民意，有时群众还给公安机关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通过线索抓获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
刘铁成说，那时候，如果民警在大街小巷抓获犯罪分子需要群众帮忙，群众都会踊跃站出来，协助公安机关制伏违法犯罪分子，看到民警追赶犯罪嫌疑人，需要交通工具，会主动让出来给民警无偿使用。
“不像现在警民关系这样疏远，民警办案，需要群众作证时，即使是看到了，也不愿意作证，让公安机关十分尴尬；在民警遇到危难时，有的群众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在群体事件中，有时公安机关处置不好与群众直接发生了冲突，竟成为对立面，这是以前所没发生过的…… ”
30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刘铁成警官，如今两鬓霜白，那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成为人民警察而自豪，也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和这一时刻凝固起来的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热爱人民的崇高信念而终生不渝。
侦破盗窃两麻袋花生米的大案
人的一生经历的事情成千上万，有的事情如过眼云烟，有的事情则刻骨铭心。其中“文革”期间，刘铁成经历的一起爆炸案让他知道，警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1976年5月2日，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
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于是蓬莱市公安局立即调集侦破人员予以侦破。
当时刘铁成和战友王同钦在崮寺店公社侦破另一起案件，5月4日上午，他俩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到望里大队，参加破案。
我在现场看了看，发现现场周围漏有几粒花生米，再往前走几步，又发现地上有花生米，我按“米”寻踪，沿着小道，走出村外，一直找到邻村天王大队的张天雄家门口。
我和其他民警分析，这起盗窃案有可能是张天雄干的。因为张天雄有盗窃劣迹，又在他家门口发现了花生米。于是我立即向负责此案的赵兴展副局长汇报，初步认定此案是张天雄所为。
5月4日下午，专案组做出决定，搜查张天雄的家，以求人赃俱获。去执行任务的有十多名公安人员和十多名大队干部、民兵。
当公安人员来到张天雄家里时，发现张天雄、他的父亲和他的五弟都在西屋炕上。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让张天雄和他五弟到大队去，以瓦解力量，让张天雄的父亲在家里，配合公安的搜查。
当时张天雄坐在西屋炕上的里边，窗台上放着酒瓶，看样子是刚喝过酒。进屋后，我指着张天雄和他的五弟说，你俩到大队去，需要了解一些事情。他俩说到大队去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去。于是，我用手往下拉张天雄，他把手一甩，根本不理这一套，我这一抓，他不但不下来，反而挪到炕里边，他家的炕台挺高，我更够不着他了。
怎么办？我和其他公安人员只好耐着性子做工作，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张天雄还是不肯跟公安人员到大队去。
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挤满20多人的小屋，一下子骚乱起来，拼命向外跑去……
抓捕时，罪犯引爆炸弹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刘铁成巧妙地退到正间地，停下脚步，转身一看，张天雄狠狠地抱住大队书记王任现，将其摔倒，欲和大队书记同归于尽。
当时有的民兵抓着张天雄的头发，有的拽着衣服，还有的摁着张天雄的腿。
情况万分危急，一旦炸药爆炸，在场20多人就会失去生命。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赶紧让大家赶快撤离现场，一边急忙掏出手枪对准张天雄的脑袋，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有响，我又跟上一枪。这一枪，张天雄的脑袋趴下了。天王大队书记王任现才逃出来了。
正当我们准备往外撤离时，“轰隆”一声，炸药爆炸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将正间屋的房顶炸开一个直径两米大的洞口，炸得正间地的两个锅台夷为平地，张天雄血肉横飞。
我记得，爆炸掀起的气浪霎时将我猛推到院子里，我倒在地上昏迷了一会儿，醒来后爬了起来。我看了看周围，发现有的同志躲藏在东屋里，没有出来。在那种情况下，我急忙抢救其他同志，跑到东屋窗前，三下五除二猛地把窗踹开，让其他同志从东屋跑了出来。
担心第二次发生爆炸，在场指挥的赵局长，调来驻扎在天王大队一个排的部队，将张天雄家四周包围。随后又找来张天雄的大哥喊话，进行政策攻心，喊了半个小时，屋里仍然没有动静。
这时，赵局长问：“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哪里去了？”
我说：“可能还在家里？”
“你进去看看。”赵局长命令道。
当时，我的手枪不好使用，便从另一位同志手里换了一把“五四”手枪，就拿起手枪冲了进去。在正屋门口，我朝屋里望去，只见屋里乌烟瘴气，看不清任何情况。不过，从屋里传出一股刺鼻的敌敌畏农药味道，我分析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可能是喝药自杀了。等烟雾散尽，果然发现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喝药自杀了，躺在西屋的炕上。
公安人员在清理现场时，发现张天雄家的西屋炕席下面有一把长砍刀。东屋一进门北面地下挖了一个大洞，里面藏有望里大队被盗的两麻袋花生米。
当案情慢慢平静下来时，这时的刘铁成才感到脑部有疼痛的感觉，公安局立即把他送进县医院，经过医生诊断，他被炸成严重的脑震荡，需要在医院治疗。经过40多天诊治，刘铁成终于恢复了健康。
刘铁成的英勇壮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赞，授予他鲜花和荣誉本该当之无愧，但随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全国各个行业都加入到声讨“四人帮”的政治潮流中，公安机关也不例外。就这样耽误下来，为刘铁成记功和表彰的事情便与他失之交臂。
如今谈起这件事情，老刘一脸的淡泊与从容，心态是如此的谦逊和平和。他说：“如今功名和荣誉对我来说，都是过眼烟云，那些东西有和没有都无所谓了，只要我尽到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法律与生活》 作者： 陈文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