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与章含之相差22岁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

    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