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近调整京津沪反腐主将
纪委系统异地调任加强“垂直打击”力度
2006年12月4日．上海媒体在一则关于上海世博局的新闻中透露，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纪委常委沈德咏已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
隔日，京津纪委书记同时易人。原中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马志鹏任北京市纪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臧献甫任天津市纪委书记。
2006年年内，共有l5个省市区纪委书记出现变动．其中只有5个由本地官员出任，来自外地和中央部委的纪委书记多达10名，其中河南、山西、重庆、上海、北京五省市的新任纪委书记来自中纪委系统内部。
有分析称，这样异地调任以及从中央下派的模式，有益于加强对地方的垂直监督，对于腐败问题的“垂直打击”也将更加有力。
近半年以来，在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等因腐败问题相继落马后，京津沪三地纪委书记的调整，被外界视做中纪委对重要地区的纪检系统加强管理、以遏制中央政令不畅以及腐败贪渎现象的举措。
此前，地方纪委书记通常在本地官员中选拔。前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在2006年10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坦言：这种选拔任命制度导致他这个省级纪委书记，对上(省委书记)没有监督的实权，对下(县市级书记)也不能有效监督，监督缺位是无法遏制腐败的一个症结。
更严重的问题是，纪委书记本身也缺乏监督。杨敏之认为，近年来，纪委书记腐败问题频发正源于此。2006年9月爆出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腐败丑闻的湖南郴州，本应在杨敏之的监督范围内，但他曾试着查了几次，都因“查无实据”半途而废。
4年前中纪委就开始收拢驻中央各部门的纪检和监查机构的管理权：各部委的纪检
组长、监察局长由中纪委直接委派，各试点单位受中纪委直接领导。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明确了“纪委对派驻纪检组实行统一管理”。
而纪委书记“异地调任”是解决监督缺位问题的又一尝试。“外来纪委书记在本地没有关系网，当地腐败官员一时不敢乱动，有中央背景的纪委书记更具震慑作用，这也平衡了党委减少副职后，纪委书记不再兼任省委副书记后可能带来的威信度下降的问题。”一位河南省纪委官员这样说。
中央下派干部年轻化与专业化
作为中央的下派干部，沈德咏显然被寄予了厚望。这位年轻的学者型官员，其在副部级岗位上已拥有8年的丰富经历。
沈德咏1954年出生，江西修水人。1977年从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他留校任教3年．历任外语系助教、年级主任、系团总支书记。在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当年，即l993年，他进入江西省委政法委担任调研室副主任。
沈德咏曾有过丰富的地方纪检工作经历，l997年至l998年间，曾担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随后，他调入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官至副部级时年仅44岁。
沈德咏的优势更在于他的专业性，在调任江西省纪委之前的9年间，沈德咏曾供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历任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晋升至最高人民法院时，他还兼任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教授，是二级大法官。
他曾编写了有关死刑、刑诉法修改、民事强制执行、审判监督等论著、文集及法律工具书十余部，其中1992年出版的《死刑制度比较研究》为中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第一本专著。
而此前调任的15名省纪委书记中，除目前在北京、天津两地未公开简历，其他人的平均年龄仅54．5岁．已达到历年的最低点。
从公开简历上分析，此次人事调动，显露出今后纪委干部交流不再只限于纪委之间，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公检法纪系统。如河南省纪委书记叶青纯、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此前均在检察院纪检组工作；广东省纪委书记朱明国此前则为重庆市公安局长。
此外，2006年新上任的省级纪委书记中，除保持省(市)委常委职务外，不再像往常那样兼任省(市)委副书记。
近期内地省部级高官的涉贪案件多数为中纪委直接查处。有学界人士认为，地方纪委要变“坐等”为“主动出击”，争当反腐主力军。
上述建议显然取得了中央的支持。中纪委一位高层曾在内部会议上称，今后纪委书记将不再担任省(市)委副书记，改任常委，若再进一步落实中央直接委派的方式，将很大程度上改善纪委书记受制于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尴尬局面。
怎样监督纪委?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无省纪委书记落马之先例。唯一一次针对副部级纪检官员的责问，发生于2006年3月。
3月2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简称sFDA)纪检组组长杨宝祥之职务被免去。此前，SFDA先后发生了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高官“落马”窝案。杨宝祥正是因为这些案件失察导致问责。
在湖南省，过去3年里，共有3位地级纪委书记先后落马。
这引出了体制上“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紧迫话题。“现在纪委的监督，是一种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单向监督，而作为纪委书记，接受外界监督的空间更显局促。”中纪委一位官员说。
有党内观察者称，只有当整个纪检系统从当地党委的序列中脱离出来，才能真正确保整个纪检系统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还需着力引进舆论监督、民众参与等“体制外”监督，对监督者实施有效的监督。
《嘹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50期，《凤凰周刊》2006年第35期王骞 左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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