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老北京，是有这样一家专门以文人菜而闻名的餐馆，便是广和居。广和居是北京老饭庄八大居之一，位于城南的南半截胡同，紧着胡同的北口，解放前老门牌2号，解放后新门牌52号。位置在如今的菜市口新开的南北大街的路西一点。当年，鲁迅先生刚来北京住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绍兴会馆是7号，和广和居斜对面，出门抬脚就到，常常到那里去吃饭。最早，我就是从鲁迅先生的文字中知道的广和居。 但广和居并不是因鲁迅先生而闻名的，或者说是借助鲁迅先生筷箸的沾惹，将自己的文人菜而声名远播的。广和居的出名要更早一些。道光十一年（1831年），就有了广和居的名字，是由一位南方来京城的士大夫投资开设的南味菜馆，因为是文人而不是纯商人经营，便先天地让它具有了文人的色彩。又因是南味菜馆，从南方各地来京的北漂一族，尤其是官员士大夫，便常常到这里来一尝家乡味道，平添思家怀旧之情；或是家乡来人，一起到这里宴请亲朋，一叙阔别之后的离愁别绪，间或疏通并拉拢各种关系。
 虽然，这里离前门的大栅栏和鲜鱼口只有两三里地，但在当时却是已经属于偏僻之地了，设想一下，它还在当时杀犯人砍头的菜市口之外呢，怎么能够算不远呢。因此，那时候，除了南方的士大夫轻车熟路常到广和居来，其他人是很少光顾的。说是酒香不怕巷子远也好，说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也罢，这里便成了南方士大夫的沙龙。 据说，广和居成名最早得益于何绍基，那时候，广和居刚开张不久，何绍基常到这里吃饭，却常常赊账，店主将何绍基的欠条装裱后悬挂堂上，因何绍基的书法非常有名，名人效应，带动得广和居也有名了起来。也有另一说，广和居成名得益于张之洞。有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公公夏仁虎《居京琐记》一书记载为证：“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 以上两说而言，何绍基主要生活在道光年间，张之洞是同治的进士，活跃于清末。如果说得益于前者，显然广和居成名更早。有意思的是，何绍基是湖南道州人，而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要说应是广和居的南味更对南人何绍基的胃口才是，为什么北人张之洞偏偏对广和居也情有独钟？这便和清末的变革有关，张之洞借广和居一地为聚会场所，以广和居之酒浇胸中之块垒。
 如今，说起广和居的文人菜，还能说出的有潘鱼、曾鱼、吴鱼、韩肘、江豆腐……这里的每一道菜名前一字为姓氏，都是以当时有名的士大夫的姓氏命名的，这些菜品都是由这些名人亲手传授而成名，和川菜中的东坡肉和宫保鸡丁、杭州菜宋嫂鱼羹成名类似，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独特的一种表征。潘鱼是同治进士潘炳年、曾鱼是曾国藩、吴鱼是光绪内阁士吴闰生、韩肘是光绪名士韩朴、江豆腐是丁丑翰林江树畇，一一染指而成名。清末诗人夏孙桐有诗专门写广和居：“不为珍错竞肥甘，春韭夏菘味自醰。肉号东坡鱼宋嫂，食单掌故补宣南。” 这些文人菜，真的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和如今的一种掌故，构成了独属于京城宣南的一种文化财富。
 广和居，因文人菜而派生出另一种现象，大概是京城所有餐馆难以企及的，便是留有文人饮宴之后题写的诗句和楹联。据邓云乡说，仅蒸山药便“能得到何绍基、张之洞、樊云门的品题，其高明可知”。当时不胫而走悬挂于厅堂里有名的一副楹联是：“十斗酒依金谷罚，一盘春煮玉延肥。”“玉延”说的就是它的看家菜“蒸山药”。 广和居有名，但地方并不大，据曾经到过广和居旧址实地考察过的叶祖孚先生说，大门朝西，不过是一个两进院，总共宽3米，径深10米。不过，我对叶先生此说怀疑，两个院子30平方米，实在太小，又是厨房、门房和厅堂，还有院子，不能容纳得下。大概是少了一个零，应该是深30米，宽10米才是。那样的话，就是三百多平方米的样子。才能在前院放得下正房和东西厢房各三间，作为食客用餐的厅堂，还有三间倒座房，一间作为结账的门房，两间厨房。 叶先生于1985年和1994年两次去过广和居。前一次，这个院子还在，雕花门楼和大门门柱上的漆皮钉子等老物件都还在，对开的两扇大门上嵌字联的第一个字“广”、“和”二字还在，影壁、门房和厨房以及厨房房顶的气窗都也还在。第二次，大门被拆，但院子还在。2004年，我去北半截胡同专门访广和居时，却什么也看不到了，被拆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片瓦砾凋零。想想，起码在1994年的时候，它的基本框架还在，不过是十年的光景，一切都只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广和居关门是在1935年抗战前夕，那时候，兵荒马乱，食物供给困难，人心浮动，朝不保夕，北京一批老饭馆相继关张。但抗战之后，不少老餐馆劫后重生，广和居也曾一度迁至宣武门内，但没多久便寿终正寝。大概真有什么命定的风水缘故，如同鱼离开了旧有的水域便难以存活。广和居旧址，一度成为了京剧演员金少山的宅子，解放以后，渐渐变成了大杂院。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有好多老餐馆重张旧帜，出土文物一般梅开二度，广和居却一直没有任何还阳的一丝丝消息。北京城，便也就没有了文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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