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邡事件到天津蓟县大火，最近几次社会热点事件中，当地政府的声音都远远无法抵挡互联网上的汹汹质问。政府公信力弱一再拖处理事件的后腿。其实这也是中国舆论场当前乱象丛生的背景性原因之一。

      政府公信力是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最重要基础。中国各级政府这些年对诚信的认识总体上不断提高，在信息公开、取信于民方面有很多新表现，并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甚至法律。政府在诚信方面绝没有原地踏步，更没有倒着走。

      然而舆论场上的整体感受通常是个案感受的集合。最近几年仍不断有政府未及时公开信息，或者地方政府做错了事，但吝于公开道歉的事发生。这些个案虽然都针对具体地方政府或部门，但它们每次都在舆论中很抢眼，导致整个官方系统一起跟着为信誉损失埋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目前处于舆论开放的早期，政府历史上犯的一些错误，当下的执政者也会受到信誉牵连。

      中国社会庞大而复杂，对信息的辨认和接受能力千差万别，如何处理信息既体现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也往往涉及社会治理最困难的层面。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的信誉负担相当重，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既有公开说得出的，也有属于“苦衷”的。

      然而政府必须把公信力建设作为今后的头等大事之一，因为政府当前在这方面的进展，落后于现实对这种公信力的急迫需求。提升政府公信力，已是解决各种社会大型纠纷的“纲”。

      由于政府公信力弱，中国舆论场特别是网上舆论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批判官方有了某种“政治正确性”，只要持这个立场，连造谣都成了“对的”。一些网络名人搞这种“批判”实际“只赚不赔”，模仿者越来越多。

      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支持政府或者认为批判者走过了头的人其实很多，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因畏惧批判力量而不敢说话，尤其是一些名人不愿意因为追求事实而给自己惹麻烦。这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舆论场长时间向着批判政府倾斜。

      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个案，原本影响都是局部的，但后来纷纷闹成了“全国性的”，被放大的那部分，都是朝着“整个公权力”去的。

      提升政府公信力必然是十分艰巨的政治工程，但它决非是无从下手的。第一件要做的，大概是对建设政府公信力给予最高级别的重视，它应放在政府各项决策的优先考虑位置，任何具体部门的利益都不能用挖政府整体公信力的墙角去实现。

      经常有一些具体政府部门要求媒体不报道涉及该部门的具体事件，或者隐瞒本应向媒体透露的信息。这种行为常在政府系统里受到“理解”，甚至被看成是“负责任”的表现。而实际上，这些就是在挖政府整体公信力的墙角，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部门和有关人员参与了从郭美美事件、动车危机，直到什邡和蓟县风波的缓慢制造。

      不只是贪污腐败才会伤害政府公信力，公信力需要大量点点滴滴来自日常的保护。当然，任何政府的公信力都做不到“满格”，但处于崛起变动期的中国，显然面临公信力的瓶颈期。突破这个瓶颈，整个国家将豁然开朗。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