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地向大家推荐由知青文化延安研究室、延安.走近毛泽东展览馆主办的《知青文化》编委陈立胜先生撰写的“知青文化思辯论”一文。此文以深厚的笔触，以知青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推进知青文化建设等几方面，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有志于研究探讨知青文化的朋友来说，此文阅后一定会大有收益的。
- ---大江东去
知青文化思辯论
近年来．关于知青文化的话题在媒体上时有所见，并引起广大原知青的关注和讨论。我认为这种现象不是“泛文化”的产物，而是预示着知青文化资源经过长期积淀．已具有形成一种文化的可能。我作为一名原知青，有责任根据自己对插队生活的体验与反思，提出管微之见以供商榷。
一、知青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当年，在举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曾有数万名北京知青赴延插队，而后又参与了延安地区的多项建设。他们诚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初衷，为老区建设奉献了可贵的青春，并与当地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今，这段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这段历史将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过来人，十分珍视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他曾改变过我们的命运，在我们生命之树上留下了最为深刻的一道年轮。
我们这一代人，由于错过了历史的机缘，以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既无前辈人的辉耀也无后辈人的光璨，仅以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在新旧两个时期的交替中，发挥了一代人应有的中坚作用。平凡而不平庸，多艰而不沉沦，执着而不守旧，至诚而不张拨，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特征。
每当我们回望与前瞻的时候，无不发出由衷的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色彩的确不够斑斓!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错过了学习的黄金时期，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完整教育。这种基础教育的缺失．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年代尚不凸显，随着时代的进步才发现是块硬伤，然而
已补救难及。只好无奈地承认，虽已竭尽全力，但仍难紧追时代。为什么在科技领域鲜见原知青的身影，其他领域份属原知青的卓越人物也为数不多?难道主要不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吗?这无疑是一代人的历史沉哀。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整体而言，在道德精神上无负于时代，而在能力奉献上却有负于时代。这一令人难以面对的事实，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并非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主观努力。
我们无论何时，只要回望自己的来路，就会深刻地感到：最使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曾为老区建设奉献过自己的青春热情：最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由此展开了自己多彩的人生；最使我们满足的，是圣地赐予了我们丰厚的精神财富；最使我们难忘的，是峥嵘与蹉跎相伴的那段风雨历程：最使我们惊叹的，是延安日新月异的变化；最使我们感念的，是圣地对我们的哺育之情。这种情感，是一种崇高的情感．也是知青特有的情感。这种情感晶莹如玉，纤尘不染，光华照人；这种情感，岁月不能侵蚀，流俗不能扭转，世风不能侵染；这种情感，是经历的浓缩，感知的升华，反思的集萃。
这种情感的总和就是知青精神，也就是原知青特有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与“无怨无悔，痴心不改”知青奉献精神的结合。其外延表现是埋头苦干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质朴无华的气质风貌，重在奉献的人生理念，共同奋斗的群体意识，持久不懈的理想追求，真情友谊的道德情怀，老有所为的积极心态和自信“青春不老”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缘于插队生活的锻造，时代风云的淬炼，并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而不断升华；这种精神，既有延安精神的深厚底蕴，又染有一代知青的青春风采，其本质是积极向上的，因而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支持我们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
我们这些以“老三届”为主体的原知青，已全部步入“天命”之年。我们利用自己的余年还能做些什么?无情的自然法则使我们充满了紧迫感。我们这些人，一般没有给后人积攒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积累了一份自感丰厚的精神财富。而这份精神财富能否传承下去，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然而，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价值取向已不复我们当年，更何况，我们所谓的精神财富至今还未成形，尚难得到社会的体认呢?我们只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使我们的后代与我们一样，永远景仰革命圣地延安：永远记怀淳朴善良的延安人民；永远以艰苦卓绝的延安精神激励着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我们如果能够实现这一夙愿，
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余生价值。
然而，要将这一崇高的目标变为现实，仅靠我们各自的努力显然不够，因为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教化作用。此外，我们还需承认，两代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所谓的代沟，这条代沟并非不可逾越，但必须搭起相互沟通的桥梁。这种桥梁既不是简单的言传身教，也不是单一的政治灌输，而是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显然应该是知青文化。
然而。目前知青文化还处于自在时期．远未形成自己的体系和规模，还难以发挥应有的渗透和融合作用。这样，时代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知青文化的历史任务，而这一任务应该由广大原知青来完成。我们要很好的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就必须争取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就必须调动广大原知青的热情和积极性．就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和可行的规划．还必须使这支队伍有坚定的决心、创造的智慧和沉重的使命感。
据我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原知青对自己插队经历和成长过程的反思在日益加深并不断推出成果。而且随着大家的陆续退休，为更好的体现余生的价值，也纷纷把目标定位于知青文化。我认为。对这股涌动的热流只要加以适当地组织和引导，必能形成知青文化建设的热潮。如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定能够使这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上升为文化．并完整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二、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主要是：一要有广大的文化创造主体．二要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三要符合时代的要求，四要有长期存在的历史价值。而知青文化具备这四个基本条件，故具有形成的可能性。
北京延安知青文化的主体是近三万名原北京知青，一般地说，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情感、有理念、有热情，有犹新的记忆、素材的占有和创作的冲动，还有使历史铭记的渴望，在基本问题上的共识和参与知青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因而这支队伍充满激情活力．这是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一。
知青文化形成的基础是广阔而深厚的知青文化资源。这种资源的构成，主要是广大知青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经过反思而形成的各种理念，以及相关的文物和文字记载。对诸如此类的文化资源，如果抽象地看或许缺乏色彩．正如局外人评论我们的经历，关于插队生活，往往以“艰苦”或“磨难”概括之；关于精神风貌，往往以“风华正茂”或“意气风发”概括
之：关于情感与心态，往往以“以苦为乐”或“其乐无穷”概括之；关于回首与反思，又往往以“无怨无悔”或“青春无悔”概括之。这些说法不能说不对，因为它起码反映了知青插队和成长的大致情况，以及这一群体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共识。但这些说法又过于简单化、概念化，难以反映丰富多元的知青世界。事实上，在知青群体内部，结构是多元的，层面是可分的，同中存异，异中有同，不一而足。以北京赴延插队知青而论，其共性是同为北京人，同在北京上学，同有“文革”的经历．同时赴延插队，同从延安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仅此而已。但应该注意的是，在一些基本方面．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出身的不同，家庭经济地位的不同，学校教育质量的不同，在“文革”中的经历的不同等。这些因素在每个人的思想中．难免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还有，从年龄上说，存在着15—22岁七个序差；从文化层面上看，仅知青主体“老三届”就存在从初“68”到高“66”六个层级：从思想状态上分析，有的已基本成熟，有的还不太成熟，有的还相当幼稚；从“文革”经历上界定，有的涉足很深，有的涉足未深．有的则一直为“逍遥派”。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未受过完整教育，也未达完全民事行为年龄，却被投入一场肆意践踏民主与法制的政治运动，以致许多人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己今后的成长。知青们插队时，由于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思想状况不同、家庭条件不同、对“文革”的认识不同。必然会导致各类人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在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风貌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无疑会影响到每个人对插队动机和目的的定位．以及插队中的思想表现和精神状态等。
关于知青插队的动因，一般地说，其外因主要是插队政策的驱动，其内因则是广大知青走“历史必由之路”的决心。这是知青群体的共因。此外，还有未可疏忽的个因，如有的是为了寻觅生活的出路，有的是为了缓解家庭的压力，有的是为了摆脱“文革”的梦魇，有的是缘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有的是出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有的是为了追随自己的恋人，还有其他种种。总之，大家的心态各异，不一而足，很难一言以蔽之。然而，在那强调共性，抹杀个性的年代，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却讳莫如深，谁也不敢触及。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知青个性的发展，也影响了外界对知青多侧面、全方位的认识。
还有，虽然近三万名知青同在一个地区插队，但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极不均衡，社情民风也有一定的差异。当时，县与县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乃至于小队与小队之间千差万别，情况各异．这就决定了知青插队的境遇有所不同。从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看，知青们所在的村落有的在广塬上，有的在川道里．有的在土坡上，有的在拐沟里，还有的在窄粱干峁上甚至深山老林中。这些村落，有的与县城近在咫尺．有的相距几十甚至上百里，有的已实现“三通”，有的还相对封闭．有的还相当原始落后。从用水条件看，有的用水便利，有的用水困难，有的极其困难，甚至要到数里外人担驴驮。从社情民情上看，有的村民风较好，对知青相当照顾，有的一般，有的较差，甚至发生过排斥、打击、迫害知青的情况。从生活水平上看，有的地方粮食充足，细粮比例超过当时的北京，有的地方连粗粮都不够吃，还有的地方长年吃糠咽菜。从劳动的付出和收益情况看．有的地方苦不很重，而工分值却很高：有的地方苦相当重，而工分值却很低，以致有的自给自余，有的需要家里补贴，既不能自给又得不到家里补贴的，只好默默地忍受。
知青境遇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应。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越能培养人的高尚情怀。当然，这仅为一般规律，具体情况还要进行具体分析。
另外．各地对知青政策的执行情况也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很好，有的地方一般，有的地方较差。在招兵、招工、招生等项工作中，一般能坚持择优推荐的原则，但人情因素已开始发生作用。在而后大规模的招工中，有一些招工单位不是重在表现而是重在出身，政治歧视使许多优秀知青失去了积极进取的机会。
知青之间虽然存在着上述差异，但总的来说，在插队期间还是同属于一个命运，故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还是大致趋同的。但随着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大家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分化。他们有的分到了国家机关．有的分到了国营企事业单位，有的分到了集体所有制单位。地位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思想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尚不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不断加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的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有的在商企界大展宏图，有的在学术上有所造诣，有的手捧皇粮无忧无虑。这些人一般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感悟是“先苦后甜”或“没有苦，哪有甜”。而另外一些人，既无机遇的光顾又不善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他们中间下岗失业的有．贫病交加的有，家庭裂变的有．平庸无为的有。总之，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知青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苦涩多于甜蜜，情怀也就不那么浪漫了。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知青既为社会人也必然会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因此，大家的观念不可能完全一致，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正因为不完全一致．才得以构成五彩斑斓的知青世界，才得以形成层次丰富的知青文化资源，也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绚烂多采的知青文化。这是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二。
我们研究知青文化，固然不能忽视知青的个性，但研究个性的目的还在于找出他们的共性。只有找出这种共性，才能将庞杂的知青文化资源理出头绪，上升为理性认识，得出科学理论，反映知青世界的全貌。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我们知道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是对个性的高度概括，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因此，研究知青文化，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通过对知青文化资源的划分与概括，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为此，我们必须下极大的功夫，认真搞好对知青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理。
知青们对插队生活的共同认识在于：一是艰苦的插队生活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净化了我们的心灵，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素质基础：二是通过亲身实践，使我们对“三农”有所认识，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三是在与当地人民的交往中，彼此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地域文化、气质风貌等方面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促进了共同的进步：四是实地接受了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的熏陶，使世界观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化：五是我们与当地人民之间产生了一种深挚的情感，以致将插队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以上共识无疑是广大知青间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同时是知青文化建设的支点和有迹可循的思路。这是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三。
进入新时期以后，广大知青在知识、文化、思想和道德素养方面拉开了新的差距。他们中有的固守传统，抱残守缺，在原来的水平线上徘徊；有的抛弃信念，追名逐利，在世俗的层面上浮动；有的境界较高，勤于反思，对知青问题有较深入的认识：有的身居高位，政治上成熟，看问题惯用战略眼光；有的学术造诣较深，文化底蕴丰厚，能够坚持历史和文化的视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过程．而统一的途径是携手共建北京知青文化。这个目标是崇高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的，一经提出必会调动广大知青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四。
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较之其他地方插队，有着鲜明的典型代表性。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知青插队的形式有多种，总括有兵团、林场、牧场、茶场、橡胶场等单位插队和农村插队之分，而以农村插队为主。因而这种形式最具典型代表性。农村插队又可细分为返乡插队、个别规模插队和成建制插队之分，而成建制的插队又是知青插队运动的主要形式和正规化标志。从这种形式人手研究知青文化，必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这是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五。
另外．北京知青赴延插队还有以下许多鲜明特点：一是京延两地同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二是延安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圣地，其炎黄文化、黄土文化源远流长。在这里，北京知青不仅可以受到革命传统教育，而且会受到地域文化的滋养和中华文明的熏陶。这不能不说是北京赴延插队知青的一种幸运；三是插队在本地区覆盖面之广达93％。这种插队分布的广度必然会决定知青文化资源的广度；四是插队及安置条件较好，有利于知青的稳定和与当地人民的交往；五是知青中的多数都曾分配在延安，程度不同的为延安建设作出过贡献。这就使得知青在延安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跨度；六是至今还有一定数量的留延知青，他们在延安知青文化建设中，必然会成为一支经常起作用的力量。这些因素不但决定了延安知青文化资源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决定了知青文化非同一般的底蕴和品位。这是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六。
随着北京知青纪念林建设的进展，延安知青文化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可靠的依托。这两项建设相辅相成，互为里表，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七。
延安知青文化建设如能在全国知青文化建设中先行一步，必然会使延安成为全国知青文化建设的首倡之区。延安知青文化建设在进一步增强延安文化魅力、提高延安知名度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全国知青的关注、支持和响应。这应该是延安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八。
当前，我国各级党政领导人一般都有插队经历或熟悉知青插队运动的历史，因而对知青文化建设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这是延安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九。
知青插队的主体是“老三届”。而“老三届”基本与共和国同行，其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国家的历史变化。因此，知青插队运动决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历史现象，其形成由多种社会历史因素所决定，其中既有理论的导向，又有政策的驱动；既有先期的实践，又有舆论的鼓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基点。他坚信“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他一直坚定地认为，这对于整个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条“历史的必由之路。”他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使这个结论进一步得到了论证，并使之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问题的高度。这就是当时对青年工作的指导理论。这种理论威力巨大，曾深人到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人心，使大家很小就做好了“乐在天涯战恶风”的思想准备。
从政策方面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我们从小学时代就树立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并在劳动实践中经受了一定程度的锻炼。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进入困难时期后又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政策口号，使大家树立了坚定的“农业第一”思想。从大专生毕业走向和城市人口流向上看，曾先后提出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政策性号召，直至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最后确定了全国广大知青的走向。
党和国家为贯彻一系列以农业为中心的方针政策。曾先后推出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志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知青典型，以此号召广大知青和城镇人口返乡务农。在这样的紧锣密鼓声中，知青们持续不断的到农村插队，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至于后来知青插队规模之大，席卷近亿人，牵动数千万个家庭，改变几近一代人的命运，则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应该说知青插队运动是“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确切的说是上述理论、政策与当时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相结合的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政治方面分析，至1968年初，曾在“文革”中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的“红卫兵”运动已渐式微，学生青年在“极左”路线的愚弄和打击下已开始觉醒。在这种条件下，大家面对的现实是复课不能而又分配无门，于是陷入苦闷、彷徨、焦虑、忧思和激愤的情绪中而不能自拔，不知道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种情绪是一种危险的情绪，有可能酿成当时运动的逆动力。还有可能引起其它社会后果。这种严峻的现实要求决策者必须为他们寻找生活的出路。但在当时，由于政治动乱造成经济停滞，国家根本没有安置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就业的可能，而让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则不失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这就是知青插队运动为什么在1968年高潮陡起的全部政治和经济原因。
知青插队运动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忽视与此相关的各种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在理清其源流、经过和走向的过程中，可以折射出共和国的历史进程。我们据此可以相信，知青文化建设必将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这是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十。
北京知青对延安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延安人民对北京知青也怀有同样的感情，这种珍贵的感情，应当与天地同长久，与江河共绵延。我们对延安人民无限感念，缘于延安人民对北京知青善良而宽厚。我们插队时少不更事，毛病很多，甚至损害过当地群众的利益。但他们对我们十分宽容，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样的真情，是我们以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怎能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打下难以抹去的烙印。延安人民对我们的插队经历，或者感同身受，或者耳熟能详。他们对我们当年的趣闻轶事更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延安的广大民间蕴藏着深厚的知青文化资源，只待我们去挖掘和整理。我们坚信，北京知青文化建设的崇高目标．一定会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这是延安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十一。
知青文化资源经过三十五年的积累和沉淀。已经十分丰厚。其层面也日渐清晰，全面挖掘整理的时机确已成熟。这是知青文化可以形成的条件之十二。
综上可知，知青文化不但是可以形成的，而且时不我待，应当立即着手。
三、知青文化泛论
我们既然提出了知青文化的概念．那么，知青文化建设的意义又该如何界定呢?我们认为，知青文化不同于黄土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同样根植于黄土地。但本质却迥然不同。黄土文化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而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而知青文化，其资源的积淀也不过三十七年。远未形成自己的体系或形态。我们知道，黄土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世世代代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息繁衍，几与这片厚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知青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北京知青。他们受过京延两地文化的熏陶，对两地均有着纯真质朴的情感。故黄土文化带有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而知青文化带有清晰可辩的两栖文化特征。
黄土文化的传播空间以黄土区域为主，而知青文化的传播空问以原知青分布的区域为主。原知青作为一代人的主体分布在全国各地，故知青文化具有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文化的可能。黄土文化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传播的基本条件是必须保持自己厚重的文化底色，否则就会减退自己的魅力和价值。故这种文化基本是一种地域文化。
由此可知，黄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系，有着很强的吸附力、同化力和渗透力，能够吸纳和融合外来者与当地人共同奋斗。而知青文化相对较弱却有着广阔的传播空间，对全国原知青有着不可回拒的感召力、沟通力和同化力，因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延安，提高延安的知名度。这两种文化各有自己的功能却又相辅相成，可以共同担负起为延安建设服务的文化使命。
因为知青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传播对象主要是原知青，因此这种文化又是一种专属文化或特色文化。
黄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淘冶与提炼，已形成自己的完整体系。这种体系的基本构成是丰富多彩的民问文艺和表现黄土风情的现代文学创作。这种文化以自己完备的体系、多样化的形式、朴茂的风格、鲜明的个性和持久旺盛的生命力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而知青文化，虽然有着自己丰厚的文化资源．但还有待于挖掘和整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成品甚至精品，但毕竟为数太少；虽然有着自己的创造大军，但尚未经过必要的组织和训练。由此可知，知青文化建设在我们手中还刚刚起步，其真正形成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
我们知道，知青文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但需要最广大的原知青参与，而且需要经过至少两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一是为知青文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二是将继承与发展的任务很好地交付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认为，要使知青精神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高度体现知青精神的存在价值。这种价值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不经过深化与张扬则难以充分体现。这应该是我们进行知青文化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知青精神是延安精神与知青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结合点是一代人的追求。而知青精神与现代观念的结合又在哪里呢?只能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理解与身体力行。对此，我们已从新一代中央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中看到了希望，故对知青文化建设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在当代，知青的团体精神与内部凝聚力一直为社会所称道，但之间仍存在着一些成见、分歧，隔阂乃至于恩怨。这种情况长期困扰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甚至挫伤过我们团结共济的信心。一个颇有活力的群体内部，为何会产生这样的不良情况或非理智因素呢?我们可以无可讳言的认为．一是“文革”派性残余作崇的结果；二是长期分散，缺少交流，自我封闭的结果：三是社会存在文化层次及价值观发生分化或裂变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未能确立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符合大家共同要求的，能调动最广大知青积极性的崇高目标所致。知青文化建设应该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此充满信心。我们坚信，在崇高目标的吸引下，在新一轮的奋斗中，我们中间的一切芥蒂都会冰消雪融，我们的精神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知青文化建设要健康顺利的发展，只有广大知青的热情和积极性还不够．还要将这项事业纳人法制的轨道。还要与延安的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还要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发挥各地知青联谊会的组织协调作用，还要建设好自己的基地或中心。还必须有一个能忠诚于全体知青委托的，能够自觉接受广大知青监督的．高效能的运作机构。
上述诌议，恐失浅陋，仅为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广大原知青和有识之士对北京延安知青文化建设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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