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刚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五周年（此文大约写于2003年---编辑），《激情大草原》编辑部的同志邀我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我高兴地答应了。
回想起我的工作经历，我和知识青年有缘分，我对知识青年有感情，谈起这方面的事情也挺有兴趣。
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青年，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全国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陆续背起行李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经受锻炼和考验的青年学生。全国约有１０００万人，也有说３０００万人。
到我们通辽市（当时是哲里木盟）的知识青年有天津、北京、上海、浙江来的，大约有３万人左右，通辽市本地下乡的知识青年约有10万人。从１９６６年文革停课，到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这些“知识青年”在我们国家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关心、爱护这一代人，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培养他们成长进步，使他们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中的栋梁之才，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厚重期冀，也是我们这些老干部们的光荣责任。
我对知识青年一直是很有感情的。我开始做青年团工作、工会工作，到做教育工作，以后到原通辽市和盟里做领导工作，我都非常注意培养使用有才华的知识青年，包括津京浙和本地知青。记得１９７０年组织上让我筹建团委，我就开始和知青接触。当时各旗县选的团代会代表中知青比例比较大，知名的有开鲁县的郭跃奇、通辽县的吕慧卿、奈曼旗的聂红等，能组织进来的都当了团的领导干部，把吕慧卿吸收为盟团委常委。当时盟教育局长孙凤山同志给我推荐当地知青吴桂兰，经考核认为不错就破格安排她当了盟团委副书记，后来她当了吉林省团委副书记。
在筹建工会期间，我发现当时只有１９岁的北京女知青丁扬很有培养前途，就破格把她拿到盟工会任副主任，后来又安排到一毛任党委书记。在教育局待分配的海燕，也拿到工会当了常委。
１９７４年我到盟教育局任副局长主管招生工作，和知识青年接触得就更多了。我记得１９７４年天津各大中专院校到通辽招收４０１名学生。天津派来招生工作组，组长是原天津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崔以泰同志，后来我和他一直有联系。当时我和他的观点一样，就是认为这次招生对天津下乡知青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４０１个指标一个也不能瞎，而且要争取多走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招生工作很顺利。当时天津一些有名的大学，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都有招生指标。那个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谓出身成分对知青的选调影响很大。但从我内心讲，因为当时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出于对老人家的感情，我总觉得这些知识青年都是挺可爱的。当时基层推荐上来的知青中有一部分“可教子女”，对这些青年，我们没另眼看待，也都积极推荐上大学。记得当时开鲁县招生办报上来一名叫梁驹的天津知青，推荐到天津大学，因他是“可教子女”，县里意见有分歧，存在“怕”的情绪，让盟里斟酌。情况反映到我这里，经过了解，他插队的建华乡和村的鉴定都很好，为村里和知青户做了不少好事。我们积极推荐上天津大学，和招生组说，认为符合党的政策也同意。档案递到天津大学，结果以天大是名校要“优中选优”为名打了回来。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当时主管文教的盟委副书记云曙碧同志，她支持我们的意见。盟里给天津大学发电报，说明是从全盟几千名知青中选上来的，坚持推荐上天大。回信说还是不行。我们执意坚持推荐，来回反复了有四五次。招生组回去后也没做通工作。后来推荐到天津建材学校，同意盟里意见，被录取。浙江青年陈亥亥，基层有不同意见，盟里坚决推荐，后来上了浙江大学。还有很多，年头多了，名字记不起来了，都是一次次给学校推荐，让他们实现渴求知识的愿望。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所有推荐上大学的知青，没有一个因为地方不同意而受卡，都是积极帮助做工作，让学校接收。一些遇到因为各种原因“卡”壳的知青，在通辽等通知，有四五个知青吃住在我家。当时我母亲还在，老太太虽然有病，但非常热情地接待和伺候这几个知青，一再嘱咐我：“能帮一定要帮他们哪！”就这样知青走了一批又一批，后来一直和我有联系的也不少。
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６年，我到开鲁县搞基本路线教育，先后担任东风公社工作队长和开鲁县工作团办公室主任。出于对知青的特殊感情，我用了一批知青力量。当时我先后选了３０多名通辽师范学校毕业的天津北京和通辽知识青年，拿到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锻炼，从中选拔好的调到教育局工作。如现在市招生办主任王铁治，通辽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柏玉等等。在东风公社的时候，我发现天津青年高鲁渤挺有才，就让他跟着我，后来推荐到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分到天津第一人民医院即天津肿瘤医院当了麻醉师，我到天津去时见过他。北京知青范学群，一直跟着我在路线教育办公室工作，以后回北京到崇文区教育局电教馆，后到外交部工作。
这些年来，我看到一批批知识青年，陆续选调上学，有的走上不同领导岗位，为国家、为我们内蒙古、为通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们受过党的传统教育，下乡和农民打过交道，文化底子比较好，用老一辈的话讲这一代人是信得过的。现在这些人大都５０多岁了。这些年，凡是在我管辖下发现的人才，我都敢大胆提拔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他们也确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成绩，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比较突出的像天津知青门锦杭，开始在工会工作，后来有人给我推荐说这个人有才，见面一唠，发觉他挺朴实，人品不错，笔头子挺硬，一句话把他拿到原通辽市委办公室做秘书，时间不长安排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任政研室主任兼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周德海盟长发现，找我要小门，把他提到盟行署副秘书长，后来盟里研究干部时，根据工作需要，我又推荐他担任盟经济委员会主任，现在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其他像天津知青国赫孚，在一中时先后提为副校长、校长、原通辽市教育局局长，后来回天津，现在是天津市天津中学校长。天津知青周俊英，在通辽创建全国“十佳卫生城”中有贡献，破格提拔为市爱委会办公室主任，后来回天津，现在是天津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一直和我有电话联系。就是退休了，我也用他们。天津知青王乃昆，有文艺天才，退休后我把他安排当了市老年艺术团团长。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这些知青，总的来讲人品好，有才华，能力强，肯学习，工作兢兢业业，交给任务放心。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一晃３０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褒贬不一。回想起我在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关心爱护知青，提拔使用知青，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为建设通辽、振兴通辽贡献力量，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是正确的，知识青年是值得关爱的一代人。知识青年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谁敢肯定地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错的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自己的错，是国家大势所趋，他们到什麽时候都没有错。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鼓励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专门写过《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文章。历史是不能回过头来重演的。反思过来，当我们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文革”那种情况时，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不走上山下乡的路，又能走什麽路呢？这些年，凡是下过乡的知青，包括为《激情大草原》这本书写文章的津京浙和通辽知青们，回忆起插队生活都从内心表露出深深的留恋之情，都把下过乡的地方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他们都认为，在农村几年的艰苦生活使他们学会了各种农活，锻炼了体魄，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累了生活的经验，为今后生活、工作中克服各种困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历史和实践证明，知识青年一代人，接受过党的传统教育，受过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练，后来许多人又上学深造，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挺不容易，是值得信赖的一代人，是大有作为的一代人，是大有希望的一代人。
知青下乡三十五周年，当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的小青年们，现在大多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们中许多人还在各条战线上为党和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的已经退休，但无论他们现在做什麽，他们都在经常用自己当年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教育着自己的后代，无不时时对后代人进行着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
(此帖转于科尔沁天津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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