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作家李锐：
生而为人，难免隐疾和难处
李锐其人
—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l969年赴山西省吕粱山区插队。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当时刊名《汾水》)。现为赵树理文学院专业作家。
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吕梁山”、“银城”系列小说引起文坛广泛关注，许多作品被泽介成英文、法文、瑞典文、德文等版本。
2007年4月22日，李锐的新长篇《人间》在京首发，这是继苏童、叶兆言之后，“重述神话系列”推出的第三部小说。为此，他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人间》写的是理想主义者的幻灭
记者：对《白蛇传》的诠释，《人间》的新意在哪里?
李锐：重述的是神话，但小说名定为《人间》。神话的对应物，是人本身。以前的中国古典题材小说，写到妖，妖的最高理想是成仙，鲜有要成“人”的。
事实上，“成仙易，做人难”。在《人间》里，白蛇苦修三千年时间，就是要做一个灵肉合一的人。——这个看起来不高的要求，却未停止过碰壁!她力求做一个善人、好人，时时与人为善、次次助人为乐、处处被人理解的好人。但因为她特殊的身份、因为她身在人间，她会为人利用，会遭到排斥，甚至追杀。其实早在她要去做一个人的时候，菩萨就提醒她，到人间，你是要吃苦的。
记者：为什么您笔下的白蛇，刚开始做人时，总有旁人时时提醒她的身份，破坏她做人生涯的尊严和真实感?
李锐：自蛇，总是忍受着那种非人亦非兽的苦痛和折磨，是一个被身份困惑着的人。现世的人大多都被自己的身份困惑着。一个人身份感不是那么强烈，他的痛苦可能会少。这部小说，从头至尾都是在讲理想是如何被剿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白蛇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我们没能把它写得更强烈。
记者：最终她被证明成为了“人”——死了，法海用酒泼，她也没再变回蛇身，而是人体。只是这种成就，白蛇体会不到了，她的生命已经消失。
李锐：白娘子的命运，是许多人的命运。人总急着在今天就有一个结果，而结果往往未必在今天显现。人的理想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身后事”。
记者：在您看来，理想与现实碰撞，当事者如何应对才是合适的?
李锐：这个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选择理想或放弃理想，而在于对‘怀有理想”和“苟且地活着”有合适的理解。人类太渴望圆满的世界和宇宙，但“圆满”是不存在的，我们要有
能力去理解和接受这种“不圆满”。
庄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人的善恶和情感选择放在宇宙里，一切就会显得渺小。有时，我们应该把自己直接的情感判断，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上。
人活在世上难免有些隐疾和难处
记者：您在文中写道，“人，活在世上，怕是都有些隐疾和难处的”。您和自我相处是什么状况，有“隐疾和难处”吗?
李锐：譬如说，我比较爽性，特别愿意见什么说什么，可以不顾及朋友的面子、世俗的看法。后来说话，常常不得不有意把说话的尖锐程度降低；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不得不刻意回避、袒护另外的人。就是这样，夫人蒋韵还不停地在旁边跺脚，说“李锐，你别说啦”，“你就别得罪人啦”，你“就够意思的啦”。
记者：作家韩少功曾写过一篇关于您的文章，说您做讲座，夫人蒋韵在，她会在旁边拉您的袖子。
李锐：她说我是“直爽得急人的人”，“会变老但不会变成熟”。还说我的血液沸点比较低，八十度、七十度都能开，就像“草船借箭”中的草把子，经常万箭穿心地射过来。
记者：2003年您就干了一件“万箭穿心”的事儿?
李锐：那一年，我宣布退出中国作协。我已经腻了，作协越来越不像一个艺术家的协会。
当时辞去中国作协会员资格和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的直接原因，就是又要换届了。省作协，五年换一次。在我看来，是某些“戏”又要上演了。我拒绝这个，所以请辞时还附带声明，我放弃换届选举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记者：没压力?
李锐：有人以为我是在拿这个事情做一件什么政治炒作，要给自己加什么分，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其实，只是干了一件很多年想干的事儿而已。在2003年之前的一届换届时，我就跟她(夫人蒋韵)有个“君子之约”。我说好，参加这次换届，当一次副主席，为让你高兴。但是什么时候退出，就由我来决定。
记者：您还是保留了山西省作协的资格。是因为，有时以为自己能够轻视一些规则，可到头来发现什么也不能轻视?
李锐：有人说，干脆你要饭去不就完了吗?用要饭所得，你不就成“自由”撰稿人了吗?我说这个话不能这么讲。如果要我不拿工资，无异于某种程度上的自杀。我做这件事，是向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学来的。退出人民公社，但不交出一亩三分地。
曾有作家尝试过，但过几年，还是得回到作协来，签一个合同，因为我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诗是可以的，但成为日常体验，你可能就没法生活。
记者：这是不是也是一次理想的幻灭?
李锐：有些资格，最开始，我是视之为荣誉的。能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当全国会员，在1988年的我眼里，绝对是一个光荣——那一年，《厚土》得了全国奖，别人当我是作家了。可进入九十年代，似乎气氛就变了。
官员有政治追求，很正常。就像农民他要麦子有个好收成。但作家也鱼贯而入，并不是什么好事。我的有些朋友，曾经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可后来偏离了创作，对某些游戏乐此不疲。这让我觉得窒息。说改造中国，这是大话，但我可以改造自己。你站在正常人的高度上做一件事，但因为普遍性的“精神侏儒症”，还是会有人说你偏激。
文学之路始于不服从命运的安排
记者：您这样一个人，最初的创作是怎么开始的?
李锐：18岁插队前，一直在北京，朝阳区的最东边儿——那时候的东郊，我上的中学现在都没有了。插队到24岁，这期间发表了我第一部作品。耗时一年，改了九回，—会儿十来万字，一会儿七八千字。最后发了四千字，在《山西群众文艺》上。
记者：是什么让您有感而发?
李锐：不是有感而发，也不认为我就是要当作家，不是为了文学，而是因为反抗。当时我属于“狗崽子”之列，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工作。当时就有了这么一个愿望，我
要干成一件人能干的事儿，一件漂亮的事儿，给别人看——写小说，不需要“政审”。
插队第一年，我父亲去世；隔一年，母亲去世。当年冬天，我给哥哥写信，发誓：“一天不变成铅字，我一天不回家；一年不变成铅字，我一年不回家；永远不变成铅字，我永远不回家。”当时人家说，你往东改，我就往东改；你要往西改，我就往西改。冬天，知青宿舍没有土炕。早上起来，水缸里一层冰。钢笔写着写着就不出水了，冻得全是冰碴儿。
1975年，分配到临汾钢铁厂，刷油漆，穿的裤子常常都能立起来。干了两年半。这期间，老作家重新组建省文艺工作室，叫《汾水》，我在那里发表了第二篇作品《扎根》，后来就调动去做了编辑，这才真正开始去追求自己的所谓“文学创作”。最开始的两篇作品，都不能叫文学，只是不接受命运给我的安排而已。
记者：您的“吕梁山系列”和“厚土系列”，都在文坛上动静不小。2006年的“农具系列短篇小说”《太平风物》，也当选“2006年十大好书”。现在盛传，说您、莫言、曹乃谦是中国三位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您如何看待自己文字的命运?
李锐：好东西总是少的。时间会很公平。好作品，才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里被别人阅读。最棒的，才有可能流传下来。我也不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例外。我只有一个愿望，把自己的作品写得更好一点。没去考虑它的生存问题，更无暇顾及其他。
最近拜见成都“杜甫草堂”，一首《不见》让我感动不已：“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冷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怎么会知道2007年我的感动?他顶多想把自己对李白的惦记写“真”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朱玲 0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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