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喜买书看书，而与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的渊源，至今已三代，皆缘自《廿四史》。三部不同的版本，占了小书斋近一半的地方。一部丙辰年涵芬楼百衲本廿四史，七百余本线装书，码起来比我还高。七百余本分装于十五个大小不同的木质书匣子，每匣均有锁，老铜活上幽幽地散着岁月的暗光。 《廿四史》乃是二十四部官修史书之总称，合约三千三百卷，共计三千七百余万字。远自轩辕一统，近至崇祯失国，纵横十万里江山，上下五千年历史，皆在其涵盖中。虽由不同朝代的不同学者写就，但各史之体例格式相似。“廿四史”卷帙浩繁，恢宏澎湃，乃中华上国唯一完整之正史总集成。 《廿四史》承前启后，自成格局，为海内外研究中华历史提供最权威的史料。查各史编著者，多是史之名人。声名赫赫者如汉之司马迁和班固，唐之魏征、房玄龄、褚遂良，宋之欧阳修，清之张廷玉等。唐修《晋书》，太宗亲自写就宣、武二纪和王羲之、陆机二传的“史论”共四篇，文中对于书圣的艺术造诣崇拜得五体投地。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自古以来，史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所起之作用，无可取代。在封建帝制最辉煌的乾隆朝，史之重要仅次于经。是故，御制《四库全书》之经史子集四部中，史乃被称为“乙部”。从唐代官方所认定的“十三史”，增加到宋代“十七史”，和明代“廿一史”。乾隆时，《明史》修成，加上《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遂成今日之“廿四史”。 读书人对于经史一直推崇。据说，不少学者自立清规“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历朝历代，不论民间官府，均十分重视书籍的刻印发行，虽其目的或有所不同。而官修正史之汇刻，最著名者莫过于明汲古阁本的《十七史》，明南北监本的《廿一史》，和清武英殿本《廿四史》。而后者，因编辑诸臣秉承乾隆旨意对史书妄加修改，而变得“以赝乱真、作伪滋甚”，这最不可靠之版本，却最流行于乾隆之后。民国初年，江苏海盐人张元济有感于此，遂出力出资，遍寻汇集诸史最早和最佳版本，成为《百衲本廿四史》。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印行。范文澜先生早年投奔延安时，写成的《中国通史》，即以百衲本廿四史为仅有的参考书。廿多年后，新中国的点校《廿四史》之事亦由他担纲，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1950年初，举家迁京。阿公（闽南语对外祖父之称谓）好书，在琉璃厂购下《廿四史》和其他不少古籍。当时刚解放，进京干部统统按解放区的供给制，津贴十分有限。人民币也尚未正式使用，各行各业均用小米来核算人民币价格，仍沿袭千余年的“半斤八两”十六两制，当时用了不少斤小米去买了那一堆线装书。 儿时到汪芝麻胡同的胡爷爷（胡愈之，中国文字改革之领军者）家串门。堂屋好几大间，客厅兼书房，也是有那么一面墙的线装书，《廿四史》亦在其中，只是书匣子的大小和颜色有差别而已。 听夏公（大文学家夏衍）与阿公忆旧，初到京城的刘伯承讲，他本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好放弃。因供给制虽管吃管住，但军队干部们津贴很少。远不如有稿费的读书人和从南洋回来的文化人，手上有些余钱。 “文革”红卫兵来抄家，对古书兴趣不大，有幸躲过一劫，但高爷爷(《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的《廿四史》命运多舛，他的学生去抄家，竟从每匣中随意抽走一两本，或烧或撕，成为残书。倒是打杂的老王，慢慢地将飘落到处的纸拾起来，分大小张摞好。问之，答曰：“有字的纸有灵性，不能乱丢，不然祖宗会不高兴的。” 幼时住院子，惟记得书房里的十五匣“廿四史”好高，我只能摸到半中间的刻着《元史》的那个匣子。那两个潇洒的隶字笔画最少，好认，和字帖一样。 后来，书随我们从城里的四合院，搬到城外的红砖楼房里。一度房子不够住，只好求房管所借地下室暂存。一箱箱地和其他书籍一起，《廿四史》给搬下去。当时怕返潮，我还得和小伙伴们找来红砖头，垫在书箱下面。 读史修史是早年的文人必做之功课。记得到中南海参观毛泽东书房兼卧室，对于堆在床边厕边随手可及的线装史书印象最是深刻。许多人都提及，在经史子集里面，毛泽东所厌恶的是经，而最醉心的是史，其次是集。 自乾隆以降，“廿四史”版本纷杂，多有谬误，且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清朝，却没有一部正式的史书。有鉴于此，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应做一部共和国版的国史系列。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指示由范文澜和顾颉刚来负责。而这就是日后集国家上下之力及史学精英之才，首次点校出版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 《清史稿》乃是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国史馆，所编修的记载清朝正史之未定稿。“国可灭，史不可灭。”此乃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前朝灭亡后，现朝修前朝之历史，以示正统之继承。民国初年，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循古时之例，遂开国史馆。馆址即设于东华门内，延聘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馆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1927年，全稿初成，年事已高的赵尔巽担心时局多变，遂决定以《清史稿》的名称刊印出版。《清史稿》史料丰富，其价值不可取代，学者们遂将其列为“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之一（“廿六史”包括由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 促成中华书局廿四史点校本的出版发行，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功德。而以简洁而大气的淡绿封皮单本薄册出版，也缘自毛泽东的直接建议。出版前，《史记》的校样也曾送毛泽东过目。因为毛泽东晚年眼花，各大报纸，包括《参考消息》和内参都有印刷大字版，而廿四史也由中华书局印刷大字本。 自从中华书局的点校注释本廿四史出来后，新印刷形式便于阅读。从没有句读的线装书，成为既有标点符号，又有人名和地名的专名线，还经过校勘整理的，学术质量之高，连老蒋都自叹弗如，台湾也曾盗印此书。 余有好友，同负笈沪上，恰巧亦姓史。聊天时，他常向往着日后闲暇时，一个不大不小的修身养性之梦，就是买一套中华书局的点校版《宋史》。工余，一壶茶、一张椅、一瓶梅、一卷书。我给凑成十六字——清茶一壶、明椅一张、元青一瓶、宋史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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