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哥哥37周岁时，来到北京父母身边，准备去医院看病。由于严重的心脏病，他已经瘦弱得不成样子，没有气力，乘坐火车时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得可怜的包，里面只有内衣裤及随时该服用的药。他那六岁多的二女儿陪在他身边。不知他下火车后是如何走到家里的，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妈妈马上给他及孙女烧水做饭。 
    哥哥的心脏病有很大原因是他亲生母亲遗传的，他母亲就是三十多岁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再就是在当地误诊成肾炎，结果越来越严重。来北京后，由于身体极其虚弱，每天都是妈妈为他熬制鸡汤、牛肉汤，做一些有营养的饭菜，六七天后他的体质明显增强了。 
    晚上睡觉前哥哥也有精力给大家讲他的各种生活经历，还劝我说，你这么年轻，就不好好吃饭，一顿二两饭，你当是喂鸡呢。身体可是本钱呀，听哥的话，啊！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那个雷雨将至的夜晚，全家人已经睡下，突然一个响亮的雷声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正当大伙再次进入梦乡时，猛然间听到睡在外屋的哥哥痛苦地大喊着。就听到父亲急切说声“不好！”，我急忙来到哥哥的床头，只见他满头大汗，蜷曲着身子，不停地抽搐着。我伸手掐住他的人中穴，另外那只手找准他的内关穴用力的掐按，稍顷哥哥的脸色由白色转变了过来，身体也放松了许多。慢慢的他睁开眼睛，看着家中的老老少少的人们，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难受，我头疼。我端过一杯温热糖水轻轻地喂进他的口中，并给他服用了他平时吃的药。他看了看我说，你会扎针给我扎一针吧。我顺从地拿来针灸用的针，仔细地用白酒擦拭着（因为家中没有酒精，白酒可代替消毒）针体，又在他的太阳穴、合谷穴、内关穴各扎上了针。在扎太阳穴时，进针有点儿疼，哥哥还不客气地说我：“妹妹够狠的啊，不是你的肉就那么使劲扎。”在半开玩笑中，哥哥平静了许多，一会儿便踏实地睡着了。我看看一切正常了，便回到里屋躺下准备接着睡觉。

    当我刚刚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哥哥又大声惊叫起来。我迅速赶过去，用上次的方法唤醒了哥哥。哥哥能够说话后，眼盯着我恳求地说：“妹妹，再给我扎一针吧。”我说你不是嫌疼吗？他立刻苦笑着说：“好妹妹，你就扎吧，好妹妹我求你了。”又给他扎过针见他平稳后，我对一直不知所措地守在身边的老爸老妈说，我得出去找大夫，这种病人自己已经走不了了，一定要让大夫出诊才行。

   于是，我一个人深更半夜的到胡同里的小门诊部去找大夫。没有人开门，只有一位值班的女护士隔着门缝告诉我去胡同口的出租车站找车。我到了出租车站，那里的值班人员说没有司机，需要从别的站往这调，时间大约要一个多小时。

    我放心不下家中的哥哥，先赶回去看看，虽然这段时间他在睡觉，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我又跑出去找那个门诊部，希望他们能帮忙，当再次失望后我就来到出租车站。看我焦急的样子，值班员才告诉我，要调车过来还得再等一小时，说我告诉你急救站电话。以前我一直以为急救车都是由医院直接调遣，个人无权使用呢。 
    拨通了急救站的电话，接电话的男同志仔细地盘问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家庭出身及本人成分。之后问我什么人有病了，病人的详细情况，首先他问：病人的姓名，我马上回答了；他又问病人的年龄，我也说出；下面的问题就带着那个年代的明显标记：病人什么出身、什么成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家庭成员都有什么人。医疗合同是哪个医院？我说他没有合同医院。对方忙问：他的工作单位是哪儿的？我如实地说出在外地，对方即刻询问：“那他有省市介绍信吗？”（需要说明的是，文革期间进京人口控制很严，到北京看病的人必须到所在的省会城市开具进京介绍信，才能购买进京的火车票和作为到北京看病挂号的依据。就是这种介绍信还是逐级审批换领的，比如当时在唐山的人也得途经北京到石家庄开介绍信。）我被盘问得心急火燎的，从不说谎的我咬了咬牙，谎说有介绍信。在电话那边的政治审查终于完成了，我紧张地听着对方的嘱咐：五分钟后家属到胡同口接车。

    电话挂断后，我马上往家跑，这时天空中已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在路上我后悔地想：要是早知道急救站能出车，何必三番五次地去碰壁呢？回到家后我看了看有点躁动的哥哥，想让父亲去等车，可面对六十多岁的老父亲，我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哥哥的太阳穴处用双手使劲揉了揉，便又跑出大门迎接救护车了。在雨中我翘首急盼救护车的到来，那时夜晚几乎没有车辆。远处一辆浅米色的小车开了过来，司机探出头来问我是不是病人家属，我点了点头。司机说还有多远，我说不太远，他看了看满街的泥水对我说那你就在前面带路吧。我立刻奔跑了起来，任凭两条粗大的长辫子在后面重重地敲打着脊背。不足200米的距离很快就到了。

    车子停稳之后，我急切地询问司机：您的车里有担架吗？我们的病人不能行走了。这时坐在后座的一位男士对我说：我是大夫，我要先进去看看病人。我马上带领着医生奔进院子的里院，当一进到屋里，医生就不停地念叨着：这个病人危险哪，危险哪危险......我看到八仙桌面上摆满了各种物品，有药瓶、水杯，衣服等杂乱的占满了桌面。我嗔怪地怒视了一下惊慌失措的父母及姥姥，用胳膊横着将所有东西推至一旁，给医生留出一块放急救箱的地方。医生马上打开急救箱取出注射器及强心剂，口中依然不停地念叨着：危险呀危险。可是危机中医生也犯了低级错误，他在吸取药液时针头不小心碰到了安瓿外面，因为污染了针头，医生又重新打开一瓶强心剂。这时我转过身将哥哥的上衣撩起，准备让医生往胸前注射强心针。

    可是哥哥的病情急转直下，我一边轻声地催促医生，一边用力地在哥哥的胸口按压。等医生转身准备注射的一霎那，哥哥已经停止了呼吸。虽然医生将那支强心剂注射了进去，也不停地按压胸口，可是为时已晚。哥哥就在父母、姥姥、妹妹的眼前结束了生命，与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二女儿失去了父亲。在最关键的时刻，小姑娘只是在睡梦中辗转反侧地翻来覆去的，躁动不安，可并没有醒来最后看一眼父亲。当白天小姑娘醒来寻找爸爸时，紧张繁忙的大人们只是哄骗着她。她问那个盖着单子不露头在睡觉的人是谁，人们无言以对，只能把她拉开。 
    三十多年了，每当想起那个令我痛彻心脾的雨夜里发生的事情，心情总是不能平静。

    我的这位哥哥是五十年代就响应国家号召：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有志青年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