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元月15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它是我这次在国外工作了5年7个月零10天后回家的日子。 元月14日晚上，我就把行李都打好了。我的行李共三件∶一件大号玻璃钢衣箱、一件中号玻璃钢衣箱、一件可以随身携带不必托运的拉杆式小旅行箱，另加我的手提电脑。为了打理我的行李，我足足忙了好几天，因为东西太多，箱子装不下，重量又有限制，只好舍弃一些东西。 俺的级别还不能享受头等舱的待遇，而普通舱除了随身携带的小件行李外，只能免费托运20公斤行李。按照本公司规定，离任回国可以报销15公斤超重行李。也就是说，我总共可以托运35公斤行李，超出35公斤的重量就要自己掏腰包了，托运费很昂贵，每公斤大约20多美元。 挑选要舍弃的东西是件“痛苦”的事，结果挑来选去，似乎哪件东西都不该舍弃。可是为了能顺利回家，又必须舍掉一些东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选定了一些将被“牺牲”掉的物品。包括1996年花了859美元在北京出国人员服务部用大件免税指标买的日产“JVC” 牌摄像机、真皮公文箱、工艺品和一大堆半新的衣服和鞋子。我把摄像机、工艺品和真皮公文箱送给了几位匈牙利朋友，算是给他们留点“念想”，他们也凑钱为我买了件精美的小水晶玻璃工艺品。至于那些衣服、鞋子嘛，就只好把它们“请”进垃圾箱了。 可能是因为要回家了，那几天，我的情绪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常常是丢三落四、心不在焉。为了路途上的安全，我把存在银行的美元工资统统以汇票方式转回国内。15日一大早，我突然想起，那张汇票似乎忘了放在哪儿了，急忙把好不容易打起来的箱子一个个打开，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见踪影，把我急出了一身冷汗。等我镇静下来仔细一想，依稀记得汇票好像是放在钱夹里了，急忙从裤子后面的屁股兜里掏出钱夹一看，果然如此，原来虚惊一场！心里一块“大石头”虽然落了地，可是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三个箱子还得重新打理，唉！没办法，都是要回家闹的。另外在装行李箱时，我把在瑞士买的多用途小军刀和一套折叠式万用工具顺手塞进随身携带的小旅行箱里，没想到，这件折叠式万用工具后来在过“安检”时，给我找了麻烦。 8∶20，我紧赶慢赶地重新打好了行李，急忙下楼乘公司的车去办公室，与大家最后话别。走进我工作了近6年的办公室，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涌上心头∶是留恋？还是别的什么？自己也说不明白。我在办公桌前的转椅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去各办公室转了一圈，有几个平时关系较密切的匈牙利雇员表示下午要去机场为我送行。 中午在公司食堂吃了在匈牙利的最后一顿饭。12∶30，公司派一辆面包车送我，几位要去机场给我送行的人也上了车。 先到宿舍取行李，在宿舍门口碰到中国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原来是商务参赞和使馆的一位姓沈的朋友前来送行，看来俺的面子还不小呢，哈哈！ 装好行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我们的车和使馆的那辆车一起向机场出发。由于从布达佩斯没有直达北京的飞机，所以我要从布达佩斯乘飞机先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然后再转乘从维也纳到北京的飞机。 从布达佩斯起飞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十分，大约在四点半左右抵达维也纳，从维也纳起飞的时间是晚上二十点五十分，也就是说，我要在维也纳等候四个多小时。 经过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车队”到了机场，很顺利地办好了登机卡和行李托运手续。终于到了与朋友们告别的时刻，我也“入乡随俗”地以欧式的礼节与每位朋友热烈拥抱和握别，然后一步一回头地走向边检口。不过，上面那一幕可需要保密哟，因为为我送行的朋友中还有两位长得蛮不错的洋妞呢，要是俺夫人知道了详情，俺岂不是会很麻烦？！ 两位外交官因享有外交特权，可以凭他们的外交官证把我一直送到机场里边的登机口。我拿着刚盖好出境章的护照来到安检口，接受安全检查。一位安检员示意我把小旅行箱、手提电脑以及大衣统统放在安检机的传送带上，还让我把衣袋里包括钥匙在内的所有金属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一个塑料托盘上。 我顺利地通过了安检门，我的东西也正好从安检机里传出来，我正要去取，一位安检官员手指着我的旅行箱礼貌地对我说，“先生，您的行李里可能有违反安检规定的物品，请您把里面的物品放到检查台上接受检查。” 我心里纳闷∶俺历来是“良民”，能有什么“违反安检规定的物品” 呢？ 唉！没脾气，谁让咱走到人家的“一亩三分地” 呢，只能听人家的摆布。我极不情愿地、又无可奈何地打开旅行箱，慢慢腾腾地一件件往外摆东西。当我把那件折叠式万用工具从箱子角落里抠出来放上检查台时，那个检查员的眼睛一亮，不无得意地说“就是它！”天哪，就这么件“小玩艺”能影响飞机的安全？换句话说，我能拿着这件东西劫机？！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 安检员看着我沮丧的样子，有点得意忘形∶“你要是把它放在托运行李里是允许的，但是绝对禁止随身携带！” 然后，他又指着旁边一个不锈钢垃圾筒继续着他的费话∶“很遗憾，我只能把它当作垃圾来处理。” 其实，所谓万用工具不过是把不锈钢老虎钳子，钳子的两个把儿可以折叠，而且里面是空心的，依次排列着十字形改锥、小钢锉、厚薄规、剪子、锥子等小工具，工艺很考究，样子很精致。折叠后仅10厘米高、3厘米宽、2.5厘米厚，外面还套着皮套，是我花了近200美元在瑞士买的呢。 正在这时，给我送行的使馆小沈接过话茬∶“你可以把这件东西交给我，我下班飞机回国，我会把它打进我的托运行李里，替这位先生捎回去。” 哈哈！小沈的话把安检员噎了个“干瞪眼”。 我乘国际航班旅行的次数不算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记得在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前，机场安检措施没有那么严格；911后，我也坐过几次飞机，的确感觉到安检比以前严格了，可没想到这次竟如此严格，似乎严得有些不近情理。奇怪的是，同样放在那个小旅行箱里的瑞士产折叠式多用途刀为什么就没事呢？我带着它经过两次安检（后来在维也纳还有一次）都很顺利。 飞机准点起飞、准点降落，将近下午五点，我已经坐在维也纳机场的转乘候机大厅了。离下班飞机起飞时间还有近四个小时，怎么打发这段难熬的时间呢？幸亏路上结识了几位旅伴，他们都是已经定居海外，这次准备回国过年的华人。 有人提议去酒吧喝一杯，大家一致响应，于是每人要了各自的饮料、啤酒等等，开始边喝边“侃大山”。我拿出笔记本电脑，调出过去写的文章“自我欣赏”起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提议去逛免税店，我随“大流”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可是，这个候机区仅有卖烟酒的免税店正在营业，其他如卖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的免税店正在翻修内部，根本不开门。我突然想起，在我从布达佩斯出发前曾经接到老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我给她买一件奥地利产的“黑天鹅”牌项链的水晶玻璃挂坠。其实以前我去奥地利出差时为她买过，不知这次为什么还要？不过，老婆的话可就是“圣旨”呀，马虎不得的！可人家不营业，如之奈何？ 我透过玻璃隔断墙发现其他候机厅的免税店仍在营业，可惜的是我护照上的“申根签证”已经过期，因为要回国，所以没有续办。没有签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我只能老老实实待在转乘候机厅，因为到其他候机厅就算出境，就等于进了奥地利，没有签证是绝对不行的。 唉！中国的护照啊，信誉怎么就那么低！？除了持“外交护照”和“大公务护照”的人去极少数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仍可以免签证入境外，其他国家统统要签证，更不用说“普通因公护照” 和“因私护照”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无非是中国人中的偷渡现象太严重，有的人护照是假的、签证也是假的，所以各国边防检查人员在查验中国人的护照时格外仔细、格外认真。甚至有偷渡的国人在交验假护照时，居然把美元夹在护照里递过去，有的边检员为了贪图小便宜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故意放他们一码。久而久之，有些安检员吃惯了“甜头”，像我们这些拿真护照、真签证的如果不在护照里夹钱反被百般刁难一番，弄得你没脾气。后来，有些人本来自己的护照没问题，为了过边检时能顺利些也在护照里夹钱，形成恶性循环！让人家更有恃无恐地欺负中国人，而且人家一方面贪中国人的钱，另一方面反而更看不起中国人。当然这种情况还是个别现象，但的确发生过不少次。 反正我从来没有夹过钱，爱谁谁！每当我过边检，护照被人家翻过来、倒过去的查了又查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家欧盟所有成员国之间都互免签证；很久以前人家的机场就为本国公民、欧盟成员国公民设专用通道，而且进、出境手续非常筒便，优越性显而易见，甚至有时连入境章都不盖，仅仅“瞄”一眼护照就放行；再看看我们的机场吧，以前根本就没有为国人设专用通道，我们的边检员有时偏偏对自己的同胞审察的特别严格，可对外国人倒是“礼貌有加”。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片面，反正这是我多年的感觉。值得欣慰的是，这次回国时北京首都机场也已经有了中国人专用通道。 牢骚归牢骚，总还得面对现实，既然不能随意走动，咱就老老实实在这儿“熬”着吧，至于老婆的“圣旨”嘛，只好回家以后再“请罪”了。时间活像一只老蜗牛，慢慢腾腾地爬着，好不容易盼到快晚上七点了，再有半个来小时就可以登机了。突然，机场的广播里播送了一条消息，通知飞往北京的航班因故要晚点4个小时，大约在午夜零点以后才能起飞。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傻”了，气得一个劲儿的“骂娘”！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大不了接着“熬”呗。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晚点的原因∶前一天北京“首都机场”有一架伊朗班机起飞十分钟后机舱失火，不得不紧急返回机场，至使部分跑道关闭。因此，我们即将乘坐的这次航班从北京起飞的时间就晚了4个多小时，这个时候，它还在从北京飞往维也纳的路上。 对于我这个“归心似箭”的人来说，用“度日如年”的词来形容当时的焦急心情似乎不够精确，用“度时如年” 也许更恰当。好在广播还通知，因飞机晚点，乘这次航班的所有乘客都可以凭机票免费享用一顿晚餐，这也可以“打发掉”一段时间。 我们在十点钟结伴去吃了晚饭，然后继续“侃大山”，终于“熬”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广播通知可以开始登机了。因为我买的是联票，所以在布达佩斯机场时就已经办好了这里的登机卡，并且有了机位号，所以不必再办登机手续。可是在进入登机口时还要再进行一次安全检查，这次更邪乎，他们竟让我把装笔记本电脑的包的拉锁拉开，把包盖儿完全打开后再放到安检机的传送带上，简直是岂有此理！后来等我到家后再开电脑时才发现，电脑无法启动了！送到修理部，人家找不到毛病；拿回家里，儿子拆开了研究半天也弄不明白，又原封不动地装上，它又好了，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这是后话。 我坐飞机喜欢坐靠窗户的座位，因为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出去，你会产生一种感觉，你可以体会到“美丽的彩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的美妙景象；如果是晴朗无云的天气，你还可以观赏到群山、河流、沙漠、村庄，以及城市的建筑和街道。尤其是从飞机上俯瞰城市时与你身临其境置于城市之中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脚下的建筑和街道就像沙盘上的模型一样，显得那么小巧和精致，又是那么可爱和“逼真”。 由于我在办理登机卡时事先声明了我的“爱好”，所以机场办事员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靠窗的座位。当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安放好自己的行李，一位学生模样的、金发碧眼的洋妞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这时一个刚认识的华人过来问我安顿好了没有，我说那洋妞挨着我坐太不方便，要是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多好，咱“侃它一路大山！”洋妞“白”了我一眼，没答理我。我心想，你一个洋妞，能听懂俺们说的话吗？ 零点三十分左右（北京时间早上七点三十分），飞机总算起飞了。当飞机由爬高改为平稳飞行时，乘务员开始送饮料，接着送“晚餐”。刚才在机场不是吃过晚饭了吗？才多一会儿，怎么又吃？反正我没有胃口，只是觉得有些疲乏，于是拒绝，干脆闭眼睡觉。 当我被尿憋醒的时候，机窗外已显出蒙蒙亮的晨光。我边上的洋妞头上捂着毯子还在沉睡，我心想，捂那么严实干嘛？怕我窥见她的睡态？哼！谁稀罕！可是，因为前后座椅之间的距离太小，她要是不让开，我很难跨过去。我也是个“怜花惜玉” 的汉子，实在不忍心打断她的美梦，只好忍耐一会儿吧。忍了半个多小时，看她仍然没有睡醒过来的意思，我有点忍不住了，就轻轻碰了她一下，她的警惕性倒是蛮高的，她立即掀掉头上的毯子，疑惑地膘了我一眼。我怕吓着她，赶紧轻轻地用英语说了句“对不起小姐，我要出去一下。” 没想到她边站起来为我让路，边清晰地用汉语问我“你去厕所？” 惊讶得我楞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哟！闹了半天人家懂中文，要是早知道的话，刚上飞机时何必当着她的面与那个华人说那句废话呢。后来交谈时她告诉我她是丹麦人，是北京大学留学生，现在是探亲后返校。 飞机在经过近10个小时的飞行后，已临近北京地区，乘务员开始分发“旅客入境登记表”，我没有笔，只有耐心等待。洋妞很麻利地掏出笔填好了她的表，然后主动、热情地把笔递给我。我心里话∶这还差不多！旅客们交上表，飞机已进入北京上空，广播里提醒大家系上安全带。 驾驶员的技术很高超，飞机降落动作非常平稳，当飞机轮子与跑道地面接触的一刹那，我仅仅感觉到一下轻轻的震动就完成了飞机的着陆动作，开始在地面跑道上滑行，顿时，机舱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旁边的洋妞嘴角也漾出了一丝笑容。我注意到，鼓掌的大都是中国人，这种情况以前并不多见。这是对驾驶员高超技术的肯定？还是表达终于又一次活着回到故土的喜悦？ 当我跟着“人流”来到入境边检大厅，抬眼看见一溜“中国公民通道”时，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由于有几个航班几乎同时到达，所以每个闸口前都已排起了“长龙”，我足足排了近半个小时才走到闸口。我的护照有点“特殊”，因为我在国外的时间较长，护照经过延期一次；又因为我到第三国出差比较频繁，护照原有的内页不够用，被出境章、入境章、一些国家的签证占得满满的，只好请使馆领事部为我的护照加页（加过两次），所以我的护照比别人的厚了将近一倍。那位年轻的警官非常仔细、非常认真地翻看了护照的每一页，把两打折叠的加页也统统打开反复检查，还对照我护照上的像片多次抬头盯着我看。也许是他看我“其貌不扬”的样子不像经常“闯荡江湖”的“豪杰”，倒像个“江湖骗子”？哈------ 当我取了托运的行李，走向接机的人群，远远见到妻子、儿子正向我招手，我的眼睛湿润了。啊！我的祖国、我的亲人，在外漂泊多年的我回来了！我心里边念叨着，边大步冲过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