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底，我经过军事训练，成绩还不错。连里把我的四三式步骑枪换成冲锋枪，把我提升为班长。

    然后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小石，现在战备紧张，尤其是年节将近，苏修可能借此机会发动突然袭击，北江三排那边人手不够，你就别在连里干活了，去那边加强力量吧！”

    经历过那种时代的人都知道，当时没人会对这种调动有异议，而是争先恐后地主动要求去参加保卫祖国的行列。于是我打起背包，带着武器步行几里地来到黑龙江边上原来老打渔队的那栋土坯房里。

    几天之后，我对边境执勤的大致内容有了了解。每当我摊开记录本把我用望远镜对苏方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的时候，或是我带领全班战士在江边树林里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地巡逻的时候，我的内心里都升腾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的前方是国境线，我的背后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12月31号那天下午我带人到下游七里左右的黑通岛巡逻，当我们两腿酸疼十分疲劳地返回驻地时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轮到我带班。

    全排一共有三个步兵班和一个机枪班，每晚就由这四位班长轮流带班。

    排长推过一瓶黑龙江一面坡生产的红葡萄酒和两个硬梆梆的冻柿子说：“连里送来的年货就剩下这些了，这是你的那一份！”

    我只能接受，不然连这也没有。

    晚上别人都睡下了，我只好坐在火炉旁，每过两小时就把该换岗的人叫起来。这就是带班。

    排里有几个刺头，让他们按时上岗还真费劲。

    小A是上海知青，他的绰号是“傻狗”。其实他一向只往外傻不往里傻，无论干什么，他就从来没吃过亏，可他在人前却总是装成一付缺心眼的样子。刚开始执勤的时候，每晚轮到他上岗他从来不出屋，而是背上步枪在门口脸朝炕站着，到点他就上炕，你说他傻吗？虽然经过大家的批评，再轮到他上岗时他勉强能走到江边的岗亭里去，但十次检查有九次他都趴在桌子上睡觉，而且每次叫他上岗他都发脾气。

    小K倒是我的北京老乡，但他胆子小，还迷糊。每次上岗的时候他都把子弹推上膛，并且不关保险。可是下岗以后他却把枪一扔就钻被窝，打死也不退子弹和擦枪，所以他的步枪锈迹斑斑不说，还一碰就响。

    可今晚我总算把这两位大爷糊弄过去了。

    这一天下午我带人巡逻回来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其他人因为疲惫不堪，他们吃过晚饭就早早地休息了，而我还得带班，所以还没到零点，我就困得两眼睁不开了。

    我把火炉烧得旺旺的，在炉子上坐了两只大号搪瓷缸子，一只缸子里煮着温州哥们送给我的茶叶，另一只缸子里煮着白糖水。然后我把两个馒头切成片在炉子上烤。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就吃馒头片，或是喝茶、喝糖水。

    这个招术一开始还可以，每吃一点东西，我就精神一点。可是仅过一会我就又困得不行了。

    我想起我的年货来了。这东西冰凉冰凉的，一吃它不就精神些了吗？于是我拿过葡萄酒就着冻柿子往下灌。这是我这一辈子头一次喝酒，在这之前我从没沾过酒，而且我灌了几口葡萄酒之后觉得它像汽水一样甜甜的，所以我也没把它放在眼里。可是当我把大半瓶酒灌进去之后，我觉得天晕地转起来。不好，原来葡萄酒后劲这么大。我拼命地啃冻柿子，还是不行。我又拼命地喝浓茶，这回好一些了。不过每当我起身去叫人上岗的时候，两腿仍然发软。

    直到东方发亮，启明星高照时，我终于按要求把每一班岗都及时发出了，没有误事。

    但是新年这一天我也没睡成觉，因为我连拉带吐，跑了十几趟厕所。并且从那一天至今，我一见到葡萄酒就发呕，从此再也没喝过葡萄酒。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1970年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