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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在这片沃土上 知青小说连载(五)

时间:2007-09-25 01:34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727次

 

                       第十四节

    然而,也有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因素不时地冒出来,给大家紧张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内容。

    这天,入学教育的全体讨论会正进行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突然有人大声地哭泣着喊道:“我要向大家承认错误啊!我欺骗了领导啊!”

    学员们一楞,纷纷向着喊声扭过头去。原来是那个我们读者已经知道了底细的孟和生。只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双膝跪在了作为座位的大炕式板床通铺上,声泪俱下地向大家“招供”了自己只是个回乡知青、特别是自己实际上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事实。

    孟和生这么做,实在也是逼不得已了。前几天的小组会上,人人都讲了自己的下乡经历,他却一直是一言不发。幸好组里的那位副组长救了他,这位女组长孙芳一直认为他是天生木讷,苦口婆心地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同他谈心。这在孙芳看来,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可孟和生的心里却越来越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天的入学教育,让他总算明白了一点儿这所学校的特点,虽然他打心眼里弄不明白这些城里下乡的知青们为什么会对“坚持乡村”有这么大的热情,却发现了这些学员和领导们个个都是好心肠,对人的真诚还真让自己感到“世上少有”。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向学校和同学们公开出来。只要不被赶回村里,就凭那位像老大姐一样的孙芳组长,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大亏吃。于是,在今天宋校长刚讲完一通激励人心的演说稍歇了歇气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喊叫着向大伙儿吐露了真情。

    会场上猛地安静下来。大家面对这个意外事件,一下子脑子还真转不过弯儿来。天真未泯的学员们,还真的没想到会有人胆敢在任何事上欺骗组织!

    还是宋校长反映快。只见他匆匆几步来到继续哭哭啼啼的孟和生跟前,一把攥住小孟的手,高高举到了空中:“什么叫资格?这就是资格!咱们知青共大不怕学员的学历低,就怕学员们上学的目的不明确。当然了,对组织上不讲清楚自己情况的事是不对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今以后,咱们都要把孟和生同学当作自己的好兄弟,谁也不能为今天这件事伤害他。我说了话是一定算数的。”

    孙芳赶紧起来,代表本小组热烈欢迎孟和生同学向组织上坦承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也向孟和生同志保证一定会一如既往地爱护和团结他,保证让他和大家一起学成回乡。

    学员们的掌声热烈响起。大家都为这事先没有想到的大团圆结局感到欣慰。

    调皮的赵晓玲在人们最激动的时候拉过身边还在拼命鼓掌的杨如珍,在她的耳边悄悄说:“嗨,你看宋校长这一招,不是从《决裂》里借回来的吗。”杨如珍一楞,随即扭过头对着晓玲会心一笑,双掌却鼓得更有劲了。

                第十五节

 

    “王莉丢了!”一个消息在漆黑的夜空中飞快地传播着。

    王莉是学员第三小组的组长。是从呼市到呼郊插队的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

    在她报名并接到通知准备入学的前一天晚上,她的父亲——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授与她作了一整夜的长谈。父亲告诉她,到这样一切全新的学校去上学,尤其是这所学校仅以培养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为唯一培养目标,那就要真正做好最充分的思想准备,一要不怕吃苦,二要准备毕生都为社会做出最大限度的纯粹奉献。她爸爸忘了一条,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也可能自己的女儿并不能真正适应。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在城市中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刚刚成人的普通姑娘啊。

    到了学校,心气很高的王莉一下车就被委任为小组长,在那么多来自全区各地的知识青年面前,在许多比自己下乡资历长得多的组员面前,在这所学校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高速的工作频率面前,她感到了一种浓重的自豪和沉甸甸的责任压力。这种压力使得王莉每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既想要凡事都做得最好,又并不十分明白自己每天是在做些什么和应该再做些什么。由于实际社会经验对于当前实践而言的严重欠缺,她总是觉得脑子不够用。这更增加了她日复一日的烦恼和忧虑。加上小组里有几个性格刁钻的学员常常还给她出些令人尴尬的难题,好几次让她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乖丢丑”(其实也不过就是在语言上顶了她几句而已)。时间一长,她感到自己的精神实在承受不了了,于是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忽然兴起,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跑到了野外,顺着一条崎岖的山路爬上了学校后面那个不算太高的安子山山头,靠在山顶的烈士纪念塔边上,一边享受着默默观察星空的恬静,一边继续任大脑胡思乱想地任意驰骋。

    她哪里知道,就在她离开宿舍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组里一名女生就警觉地发现了她的失踪。阶级斗争弦绷得特别紧的这位姑娘立即把情况向副组长进行了报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几乎全校的人都知道了王莉“失踪”的消息。正在开会的学校领导们立即做出决定,发动全体学员一齐出动,分头向学校的各个方向去寻找丢失的王莉。

    没过多久,约定的联系哨声响了。“王莉找到了!”所有人松了一口气。那队与正在下山的王莉在半道上不期而遇的学员们热情无比地簇拥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的王莉,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学校;其他各路人马也都陆续回校了。

    校领导们为这事可真的很是着急了一番。宋校长亲自找王莉谈了一个上午;接着是各级干部都抢着找姑娘谈话。王莉的心思哪肯在这些人面前暴露呢,而且她为自己一时的兴起给全体学员们带来的惊恐和不安也更加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思想负担。这一来更糟了,她在一夜间愁掉了一副秀美的双眉,让人看了都觉得似乎不认识她了。于是乎又一下子涌来了更多的关怀与呵护,在她那幼稚然而倔犟的感情思维上更加上了难以忍受的重负:自己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去帮助他人的革命者,如今却处处要受到别人的照顾,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再接着,学校方面通知了她的家长前来探望。父亲急匆匆地赶来了。王莉面对自己最信任的慈父,终于第一次畅开了自己的心扉,她把自己心中的苦闷和真正的思想根源一一向父亲单独作了倾诉,并要求父亲一定不要把这一切向学校和同学们讲出来。父亲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向校方提出,王莉是自己有病,请求办理退学手续。第二天就领了姑娘回家去了。

              第十六节

 

    卫东和校后勤组的副组长陈百春双双推开了自治区农委办公室的那扇已经相当破旧的屋门。

    屋子里横七竖八地站着和坐着几名年约四十许的农委干部。见到两个衣衫普通的毛头小伙子钻了进来,没有半点在意地盯住了二人,连坐立的姿势都没有变动。

    卫东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倒是陈百春经验丰富,他向屋里的人们指着卫东认真地介绍说:“我们是从刚成立的内蒙知青共大来的。这位是我们学校的办公室副主任。是专门来跟你们接洽接受农委捐赠我们汽车这件事的。”

    屋里的干部们呼啦一下子都站起来了,一个个诚惶诚恐的,赶紧又拉椅子又泡茶,前倨后恭地对两个年青人热情招呼起来。后来,陈百春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原来这些干部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一般干部,已经相当地习惯了见“官”就巴结的基本行事方式。

    由于要等候某位正在外地出差的领导回来才能正式办理有关手续,卫东和百春就在呼市住下了。

    当天晚饭后,他俩利用这宝贵的闲余时间,正在屋里各自写着学校规定的学习心得,忽然有两个姑娘敲响了他们的屋门。

    “我们是内蒙工业学校的。你们不记得啦?”面对卫东和百春二人疑惑的眼光,一个姑娘作着如是说明。

    卫东一听介绍,立刻想起了这两个人。

    就在几天以前,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热情地迎来了两名来自内蒙工业学校的姑娘。两个人作为应届毕业的中专生,在学校里公开提出要到自治区农村牧区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当农民;在学校里引起轩然大波。有支持,但更多的却是压力。两个姑娘在这时恰巧知道了这所岱海岸边新建的知青共大成立的消息,于是赶紧自费来到这里,想向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取点儿经、并寻求一种有力的支持。学员们对于自己事业的支持者当然是热烈欢迎了。郑仙巧等人专门挤出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组织学员们与两位姑娘倾心交谈,在精神上给了两个姑娘极大的支持。黄念生还专门和两个姑娘又彻夜长谈一番,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两人进行了深入灌输,使两个姑娘对自己的抉择更加充满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在第二天登车回呼了。

    卫东对这件事,曾以为早已过去。他觉得这些已经成为工农兵学员的原知青们既然已经被祖国安排了新的历史使命,就已经离开了自己所奋斗的知青行列了。当然,对于这其中少数人学成后还能下决心再回乡,他是感到由衷地感佩的,但他却并没有深刻感受到她们在新环境下已经和将要受到的比身在乡下的知青们更加沉重的压力。在他的印象里,觉得两个姑娘大概早就已经下乡去了。所以今天见到她们,才一下子没有想起来。

    接下来自然是姑娘们向二人道明来意了。原来,她们中有一位的叔叔恰巧是农委办公室接待了卫东百春二人的干部。晚上回家后,作为谈资,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又恰巧被前来做客的这位姑娘听到,于是就赶快找到另一位姑娘,两个人一起跑来探望战友了。

    两个姑娘执意要求卫东二人,第二天一定要抽时间到工校去做一次报告。卫东和百春合计了一下,觉得第二天的日程已经安排满了,于是商定第三天一准前往与同学们见面。

    第二天中午,另一名专程被派来办理帐务手续、已经被指定担任学校会计的女学员、在巴盟乌拉特前旗新安公社插队的天津知青爱武也来到了呼市。三个人当晚认真核计了一气,直到半夜两点多了才各自就寝。

    内蒙工校的大礼堂里,挤得座无虚席。除了几乎全校的在校生都来了以外,附近一些学校的工农兵学员们也闻风赶来了不少,席间还可以见到不少白发苍苍的老者,显然是一些教师们了。

    主席台上,除了共大的三个学员外,还有一位校领导陪坐,再就是那两位坚决上山下乡的姑娘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陈百春先为大家简要介绍了共大的一些基本情况。从筹备到开学典礼,再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入学教育;其间还穿插了不少知青学员们在乡下的事迹介绍。

    爱武则为大家介绍了学员们到校后的实际生活。她讲起话来不紧不慢的,可使用的语言却相当生动。她给大家讲了学员们从早到晚的紧张生活内容,讲了学员们参加农场劳动和建校劳动的生动事例,讲了自己在入学教育中所得到的深刻感受,也对工校两个姑娘的大义凛然行动表示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

    卫东坐在一边冷眼旁观着台下人的反映。一边思索着自己一会儿应该说些什么和怎么个说法。他发现台下人的成份基本上是已经从下乡实践中回到了城里的青年们,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对下乡并不感到太大的兴趣。那么,他们同我们仍在乡下的知青们间到底有些什么共同点呢?恰在此时,爱武讲话中的几个词迸进了他的耳鼓:信念、理想、事业。“对!就从这几个方面去讲。”

    “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牧区上来的。那里的落后面貌似乎用不着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了。那么,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呢?说句实话,主要还是想和我们的同龄人们交流一点儿关于信念、理想和对于事业追求的看法。”卫东用这种带有明显煽动性的语言开始了自己的报告。

    ……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从工校领导和两位姑娘作陪的饭局出来以后,三个人往回走着。路上,三个人都思绪万千,似乎都想说些什么。

    终于,卫东首先说出了闷在心里的问题:“我说咱们这么到处宣传‘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是不是有点儿过了呀。我刚才在发言的时候就想了不少,结果是越扯越远,差点儿都拉不回来了。”

    爱武“噗哧”一声乐了:“半天你还知道扯远了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迎合下面听众的需要在故意瞎扯呢。要叫我说呀,你讲的道理只要是站在下面那些听众的角度上想,还是挺对的;可要是拿来咱们学校考查一下,那可就不一定对头了。”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按说这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可不该分什么城市农村的啊。要是一条道理在乡村是对的,而在城市就是错的,那不是这条道理本身有了问题,就只能说明三大差别是永远不可能消灭的了。这两种可能性难道会是真的吗?”卫东顺着自己的思路,一下子跳跃性地想出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问题,半是询问半是自语地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甭想那么多了。叫我说呀,只要咱们宣传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没什么大不了的错。何况咱们除了介绍介绍咱们共大的实际情况,顶多就是卫东你讲了几句人生哲理嘛。这要是也有什么错误,那咱们还真就别干啥了。另外,我可是真心相信咱们的上山下乡的确是大有意义的,也一定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不然,咱们这所学校哪还能办得起来啊?”陈百春是个早已在农村成了家的老知青,在他的潜意识里,上山下乡的革命性质和伟大意义,不仅是一番普通的道理,而且是他在农村长期安身立命的真正精神支柱。试想,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农业劳动者,又不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人,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伟大政治意义的支持,那他在农村的实际境遇比起现在来可就该差远了。

   三个人畅开心扉地一路聊着,向着他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走去。
 
       第六章    本   色
 

 

               第十七节

 

    尽管上头乱得可以,加上各处不时冒出一些明显的不和谐音,学校生活依然按照她最一般的规律有条不紊地正常进行着。正是这批来自自治区各地的知青学员们最真实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构成了知青共大历史中最基本的真实。

    艰苦奋斗是知青共大学员们最本质的生活内容。几乎从入学的第一天起,紧张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就是对几乎每一个共大学员的严峻考验。那里面不但有一般乡村里大多见不到的艰苦劳动条件,更由于条件的简陋而常常出现各种让人由衷钦佩的英勇行为,和一些真正使人当时心惊肉跳的各种险情。

    自从开学典礼的第二天起,学员们习惯了一种绝早起床,先练上一阵持枪、瞄准什么的,又取出新发的镰刀、刮削上一通准备用作檩材的树皮,然后才是进早餐和完成当天的学习、劳动等其他正规任务。如此紧张的日程安排,真好像是要在这短短的一年的学校生涯里,让学员们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最全面的锻炼、从而成长为最全面的接班人似的。至于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承受能力,在当时似乎是没人认为会是问题的问题。

    二玲子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的条件,硬是把每锹至少重达五十斤的大穰泥一锹接一锹地往房顶上扔着。满头豆大的汗珠和着泥水,把她那张本来挺俊俏的脸蛋涂成了一团花。在她的旁边,是与她同一小组的几名学员们。满脸的泥花加上本来就分不出男女的服装,不仔细观察还真的看不出他们的性别来。房上是素以干活不怵男生自豪的继红。看她那副接泥、甩泥的麻利劲儿,还真是一幅巾帼不让须眉的生动写照。

    忽然,不知是努大了劲儿还是怎么的了,二玲子脚下猛地滑了一下。她一屁股坐到了身边的泥水中。手中的锹划了一条优美的弧线,恰恰飞到了位于她右侧那位泥人组员的面前。

    几声“唉呀”还没来得及出口,说时迟那时快地,斜刺里伸过来另一张锹,就在泥人组员脸前不到5公分的地方迎上了飞来的那把锹,只轻轻一拨,就解除了泥人组员面临的一次惊险。

    二玲子浑身都吓软了。她曾经自己被从房上掉下来的一名学员砸了个正着,从此得了个常常头痛的毛病,直到多少年后还因此而受了不少的实罪。这次铁锨飞出,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地想到了身边同学的性命安全。等到她发现一切危险并没有真正发生的时候,已经是在泥水里呆坐了将近半刻钟以后的事了。

    在共大的建校劳动中,类似这样的危险谁也说不清出现过多少次。并且还真有不少学员把自己的鲜血留在了建校劳动的各处工地上。

    继红从房上看到了这一切。她双手握着手中的锹,冲下面大声嚷嚷着:“注意点安全嘛!二玲子快到一边歇会儿去,哪有你这么拼命干法的?!”下边的东芳姑娘接茬了:“你在上面也干了一早上没换班了吧。快你下来,我上去吧!”继红一呲她那嘴雪白的牙:“哼!你们能跟我比?你们才都干了几年哪。算了,你就在下面接了二玲子吧。快点儿,先把她扶回去好好歇歇,上午就别让她再来了。我要是累了会自己下来的。”

    继红的能干还真是在知青中出了名的。她是六八年从北京下乡到乌珠穆沁草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具体地点是一个牧场的饲料基地。饲料基地是草原人们学大寨以后的产物。说是要用这种方式解决牲畜们过冬的饲料问题,顺便也就解决了牧人们自己的口粮。根据当时的逻辑,这是在追求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丰衣足食景象,是完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作法。可这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还是颇具诱惑力的。继红作为她们牧场饲料基地的创业者之一,为此不知道出过多少大力,流过多少大汗,硬是把自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姑娘锻炼成了一名几乎没有什么农活能难住自己的“草原铁姑娘”。她因此被当地牧人们亲切地称为“玛耐浑(我们的人)”,并被宣传和树立为自治区知识青年标兵,又被层层推举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在,她受命来到知青共大担任了知青共大第二届校党委副书记,仍然保持着她那劳动者的完全本色,一天到晚地扑在建校劳动中,今天在盖房工地干干,明天又到秧田里干干,处处干在前面,从来没说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变化而稍微少干了半点儿。

   说着话,手里的活一点儿没停。其他学员们也大都闷了头猛干着,谁也不肯落后,谁也抢着想多出上一份力。

    她们是从一大清早就干了起来的。现在,太阳才刚刚升了起来,金色的阳光斜斜地射在这群泥一把水一把的年青人身上,似乎是被她们的拼命精神而悄悄地感动了,在那里伸出温暖的大手抚慰大家呢。

    从打开学典礼前的学员进校头一天开始,共大的这批学员们就开始了建设自己校舍的劳动。从挖地基、铺石块、脱坯、烧砖、背出能烫出满脊梁水泡和磨破一背皮的刚刚烧好的砖块,直到砌墙、盖顶、再到今天的上房泥。学员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亲身参加了它的全过程。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学员们的大队人马到大寨去参观时,学校为避开雨季的到来而找了部分民工来协助了一部分工程以外,可以说整个校园校舍全都是这届学员手中的产品。

    建成后的校园,很有些这个学校的特色。整个校园占地面积不大,最后一排是教职工宿舍;中间是办公房,包括校领导的居室和一长串开通了墙壁的大房间(图书馆);前边是几排学生宿舍,再前面则是食堂、水房等生活用房。一道高高的围墙把学校与农场分隔开来,显示出它的特殊形象。

    学校里没有一般大学所必备、专门用于实习的地方。在设计者的全部构思中,这所学校的学员实习,是必须在广阔天地里去实现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校舍设计中考虑这方面的任何需要。以至于后来连农学实验室的建立也要颇费周张。

    许多知青共大的学员,在几十年后还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当年常常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卸水泥的情景。由于拖拉机回来的时间根本没个准,学员们经常是半夜三更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后、就得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赶快钻出来,跑进凄风苦雨或刺骨风雪里去卸那一袋袋呛人的水泥。人多水泥也多,又往往是半夜卸车为多,但见灯影下人影重重,川流不息地出出进进,可整个现场却基本上并没有特别杂乱的声音。除了拖拉机在继续大声地轰鸣着以外,就只有个别学员被呛得实在忍不住时咳出来的一声半声声响了。这些活大都用不着指挥者特意组织安排,往往仅凭大多数学员的自我觉悟就能够得以完成了。多少年以后,当大家回忆起那个时候学校生活的时候,往往都感叹自己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股子形同拼命的干劲的。不过,也正是这种实践的锤炼,有效地造就了这批学员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埋头苦干习惯,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各项具体工作实践中大多都自然成为了单位里的实干骨干,为其中不少人的成才打下了一份重要的基础。

    另有一大队学员刚刚从还满是冰茬的稻田里插完秧回来。大多数人的双脚上都挂着冰棱或泥水。初升的阳光还没能照射到他们的腿部,即使是照到了阳光的身上也没有半丝温暖的感觉。清晨的寒露和着一整个早上大干留在身上的湿透的汗水,现在被晨风一吹,当然只有几乎人人浑身打颤的份了。

    在这队学员里,有不少下乡期间缺乏劳动锻炼的所谓“小知青”们。他们一般下乡时间不足三年,却赶上了国家对知青工作最重视的好时期。由于宣传或其他一些方面的作用,他们大多是六八、九年下乡的“老知青”们的崇拜者。来到这所学校后,这里特殊的校风和教学内容,从一开始就激动和感染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因此,这批学员成了当时学校里进行各种生产劳动的实际生力军。

    这几天,正赶上插稻秧的季节。农场的知青们实在忙不过来了,于是乎不得不向共大学员们求助。

    “农时不等人。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咱们干!”郑仙巧等人对此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下来了。

    从大前天开始,学员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就在郑仙巧的带领下,每天赶着大早,在吃早饭前聚集起来,到稻田里去干活。

    北国的初春,乍暖还寒。冰冷的稻田里,到处都是冰碴子。没脚腕深的冰水刺得人往骨髓里冷,即使穿着棉裤淌下去也照样冻得人簌簌发抖。冰碴子顽强地渗透了层层防护、扎在人的脚腕上,真的赛过小刀子一般。没有点火力的人在稻田里连站都站不大稳,就更别提真正干活了。北京女知青如意从秧田里出来后、连路都走不动了的情景,至今还给不少学员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下边冷不说吧,上头照样冷。双手每一次伸进冰冷的泥水里栽种稻秧时,几乎没有一次不得下一次大狠心的。一个早上下来,两腿两手冻得像红萝卜,稍不注意碰上一下,往往痛得人钻心。不少学员已经连吃饭的筷子都拿不稳了。再加上一直弯着腰的操作姿势,让那些没参加过巴盟地区总排干那样大型工程的学员大都有些吃不消的感觉。

    说来也怪。虽然当时的劳动条件如此恶劣,但学员们却只在来去的路上才能够特别体验到这里痛苦的一面。在稻田里,大家可大都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地拼了命似的干着,特别是曾在自己下乡地点干过这些活的几个劳动能手们,更是撒开了欢地暗暗起劲地比赛起来。最让人感到诧异的,冲在前三名的居然没有一个是在巴盟下乡的,而是乌盟来的米国英、锡盟来的继红和伊盟来的祁桂银。

    米国英至今还记得自己担了满满一挑子稻秧在冰凉的田埂上奉命一跑数十个来回、以满足电视台前来摄像要求的情景。

    那是在开始插秧的大概第四天头上。学员们像往常一样已经在稻田里奋战了整整一个早上了,正准备收工回营时,却见远处颠簸着开过来两辆北京吉普。车子直开到田埂边上停了下来,几位校领导和一些扛了摄像机的人们纷纷跳下车来。宋校长叫过了当天带队插秧的学员干部,特别挑选了干得最出色的米国英带了一小队学员排成一列地挑了满担稻秧在田埂上穿梭往来,其余人则再度进到和着冰碴的稻田里排成行地插着秧,以造成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这拍电视就是跟真正干活儿不一样,讲究的是一个“整体视觉效果”,因此,那些挑担跑在田埂上的学员们不得不按导演的指挥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几个繁重单调的动作,在冰冷的田埂上来回跑动着;而那些在稻田里插着稻秧的学员们也就按照导演的要求一遍遍地在地块中央插着,每插到一半就得停下来,再退回到地头赶快插着往前赶上一截儿,好创造出“正在劳动当中”的真实情景来。大伙儿一个个累得呼哧直喘、汗流浃背,倒真的比平常劳动更显示出了那种出大力、流大汗的情景。直到导演认为完全满意喊叫着“停机”时,已经是红日当空的中午了。

   这部从共大成立大典之日就开始连续拍摄的电视片,是关于共大历史的唯一一份影像记录。让人扼腕痛惜的是,这部胶片居然在一次现场操作中极其意外地遇上了火灾,硬是被烧掉了。

    杨如珍和赵晓玲都是这个队伍里的成员。她们两个都属于既没干过这么重的农活又十分好强的“小知青”。艰苦的劳动项目并没有吓退她们的意志,而生理上却实在有点顶不大住了。劳动时,她们都尚能咬牙坚持着去干;可一到歇下来的时候,浑身上下那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劲,可真的让她们感受到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滋味。因此,她们只好在私底下商量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每天学习的时候偷偷地睡上一小觉。再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坚持用热水洗脚,然后再互相胡乱按揉上一气以解乏。不管怎么说,她们在同学们面前可没有出过乖、露过丑。人们的记忆中,她们两个似乎永远是那么快乐和欢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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