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初期
的知青文学(1969--1971)（上）
一、知青文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
“文革”社会的建立
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选举了党中央的新领导班子。“九大”的召开，表明“文化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权威政治确立时期。
相对于“文革”前期的“天下大乱”，九大之后的工作则重在“天下大治”，对修正主义的国家体制和上层建筑进行一系列革新和改造，向着“五七指示”所描绘的“亦工、亦农、亦兵、亦学”的“大学校”式的理想社会全面迈进。一个不同于前17年的“文革”社会体制开始逐步建立和形成。
国家制度的创新
在“九大”前后，全国发起了旋风般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整党建党、知青下乡、干部下放劳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取消考试制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文艺革命、医疗改革、工厂规章制度改革、农村商业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及扩大所有制规模等一系列改革。
全国根据“一元化”原则普遍建立革委会体制，实行“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实行党、政、企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大批的“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机关、学校，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对教育、科技和出版部门实行全面的领导和监督、管制。
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技术部门被全面改组，一批国家机关被军管，一批文化部门(报社、院团)被撤销和解散。国务院所属部委由原来的79个减少为32个。干部、知识分子集体下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与此同时有计划地将工人安插到文化、技术部门掌握行政、技术职权，名之为“掺沙子”。厂矿自办“七二一大学”，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逐步取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厂、企业的大批科室人员下放基层，代之以“三结合”班子来组织指挥生产。
“九大”前后的这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和新制度的创立，使“文革”的政治、文化成果，在社会体制上得到全面的巩固和落实，形成了从经济制度到意识形态的配套体制。它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理想社会模式，创建出一个国家高度集中权力的形态。“文革”的许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使现代行政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全面崩溃，而且形成了一种当代封建主义的模式，为此后的新绝对权威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提供了历史资源，对现代国家重建造成了重大障
碍和长久的威胁。
在“九大”到“九一三事件”爆发(1969—1971)，“文革”社会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可以说是绝对权威主义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文革”时代最黑暗的时期。
“文革”艺术体系的形成
“九大”之后，随着“文革”社会的全面建立，文艺领域出现了江青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九大”之后，样板戏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最高典范，不仅成为群众业余文艺的样板，同时也成为促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意识形态。两报一刊宣传报道，全社会通过学唱样板戏，取得了工农业跨长江、黄河，产量快速增长的光辉成绩。
姚文元在1969年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将“三突出”原则，上升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不但戏剧、电影、小说，连一些不写人物的诗歌、绘画也要“三突出”。“三突出”成为艺术的神圣法则，创作的“根本原则”，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三突出”作为权威艺术的法规，成为政府文艺部门的“政治法条”，被“文革”官方加以推广和监督审查。
1969年后，组织化的群众业余文艺全面兴起，取代了专业演出。各地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承担了全社会的日常娱乐功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创作权力被取缔，代之以工农兵“三结合”业余创作。民众——知识阶层——当权者——绝对权威集团这四者的关系被打破了，知识阶层、当权者被排除在文化之外，形成了只有绝对权威与民众二者的专治文化。
在1969年后，随着绝对权威艺术体系的全面建立，文艺生活变得极端贫乏，人民没有书读，没有文化娱乐，出现了“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的状况。政治高压、文化专制和文艺匮乏的历史境遇，促使和逼迫文学艺术向民间文艺和地下文学发展。全面的高压，促成了艺术多元化分层格局的形成。
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
在1968年，因文革运动而积压的中学毕业生l966、1967、1968三届，达1000万人。此时，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生无法升学，教师、校舍均成问题。同时经济面临持续衰退(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l966年的86．2％)，“老三届”毕业生成为城市的剩余劳动力。
中央早在1965年就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内的知青安置，各大区计划在1966年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将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共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以插队为主。当时的布局是：华东地区准备接受北京知青4万人，50％安置在粮棉产区，25％到山区，25％到旱涝地区。华北地区，京、津两市知青主要支援边疆，根据向山区进军的指导思想，将安置一些人上山，并在黄骅一带建立农场，改造洼涝盐碱地。西北地区，准备在15年内接受城市知青86万人。新疆兵团计划每年安置内地大城市知青5万人。西南地区，为配合三线和一线建设，知青将主要支援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文革”运动虽然使这一规划暂时搁置，但根据国家的“三五”计划，上山下乡将是这一代人的宿命，他们注定在劫难逃。
1968年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戚本禹等人，得知北京25中红卫兵曲折等人主动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消息后，马上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报纸、电台大力宣传。陈伯达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并指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要大量到农村去。戚本禹说，要宣传“斗私批修”，掀起下乡高潮。新华社于第二天10月10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文章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各大城市连夜组织上街游行，热烈拥护最新指示。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各学校、企事业和街道，相互配合，“大打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动员和逼迫毕业生下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为了推动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迅速为侯隽、邢燕子等老知青恢复名誉，并任命了新职务。《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树立到农村扎根的新典型——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称赞他们是红卫兵的模范。
当时率先带队奔赴乡村的知名人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锋，多为中学红代会负责人和各中学红卫兵团的领导人。他们被官方报刊、广播电台树立为上山下乡的模范，事迹被大力宣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批先进人物又多数是工农子弟红卫兵(“四四派”)的领袖和骨干，他们站在“文革”官方的立场，脱离了工农子弟群众，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工农子弟红卫兵派系解体的开端。
虽然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求“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其中包括了大学生，但是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培养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又非常缺乏，所以国家不可能象对待初、高中学生那样，真正让大学生去当农民。“文革”官方对大学生采取了，暂时先下放农村参加劳动，然后逐步启用为国家干部的政策。大、中学生的政治、文化命运，由此就发生了根本性差异。“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成为高、初中学生的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期一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期，两报一刊提出要重视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人民日报》(1969．2．2)发表《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一文，强调了再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
“再教育”强调，“知识越多越反动”，知青应该在农民教育下，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指导思想为某些农村干部迫害知青，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
“再教育”强调，知青要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促使知青参与各地农村的“阶级斗争”，批斗地富分子，批“资本主义倾向”，挖暗藏的坏人，抓“内人党”等，伤害了一批无辜的农民和干部。
在“再教育”主题的引导下，一批知青典型应运而生，上海知青烈士金训华、天津知青烈士张勇就是在“再教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知青典型。舆论宣传将他们塑造成忠于领袖、充满革命热情、虚心接受再教育、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知青英雄。
在现实生活中，上山下乡运动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知青生活普遍遇到困难，在陕西、内蒙古、云南等贫困地区插队的男女知青，干一年连口粮都不够，在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能勉强糊口。艰苦的生存环境，落后的文化生活，长期与父母家庭分离，使知青对终身扎根的前途产生了严重的忧虑。陕北知青首先到“知青安置办公室”闹事，声称“受骗上当”，要求回京。
在周恩来指示下，l970年3月北京市召开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由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纪登奎主持会议。座谈会形成《纪要》，提出加强对知青工作领导的9条措施，并抽调干部带队。北京抽调l200名干部前往陕北后，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在头版发消息，以引起全党重视，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带动全国。
同年中央下发26号文件，要求检查知青下乡工作，解决插队知青的实际困难，严惩迫害下乡知青的罪犯。26号文件在《人民El报》头版发表，产生广泛影响。各地开始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l967年6月至1972年6月，吉林省查出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2080起，枪毙22人，判刑508人，多数是强奸女知青的罪犯。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高层领导人将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上，26号文件的贯彻执行和知青问题的解决被搁置。
上山下乡的严酷现实，促使知青们进行思考，广大知青开始普遍怀疑“再教育”的理论，进入了一个苦闷、徘徊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知青亚社会文化开始逐步生成。
二、知青群落的形成——大冲突、大走串、大融合
大冲突、大走串、大融合
1968--1969年是急剧动荡的两年，新生代的身份由红卫兵到知青，由城市到乡村，思想情感和角色意识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红卫兵各派系在1968年已经开始了跨派系的交流，出现了分化、组合的迹象。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开始在乡村展开。不同阶层的知青在“文革”中积下的恩恩怨怨，在新环境下又爆发了新冲突。与此同时，知青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走串活动，进行广泛的文化串联。就在这场大冲突、大走串中，知青间最终实现了相互融合，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知青社会。红卫兵派性斗争开始转化为知青中“扎根派”和“不相信派”的斗争。
在初下乡时，由于“文革”中的恩怨，知青相互间存在着隔阂，不同阶层的知青时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在山西安邑地区，北京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问展开了村落间的械斗。平民子弟看见干部子弟落了单就打，甚至几个村的知青联手去抄干部子弟的集体户。械斗十分残酷，干部子弟用三八枪刺和弹簧刀，平民子弟用铁锹和锄把。由于干部子弟人数少，一些干部子弟知青点不得不集体迁走。干部子弟到邻村去走串，到平民知青户敲门要水都不开门，相互间的成见很深。
不同城市和地区知青间的矛盾也相当激烈。安邑地区的天津和北京知青相互问经常结队械斗。有一次看电影，一个天津知青将一个北京知青挤到很深的崖畔下，北京知青结伙报复，将几个天津知青追堵在一孔废窑中，将其中一人打成重伤，引起几个村的两市知青大械斗。在类似的几次械斗中，知青们采用了远途奔袭，联村围剿等战法。在山西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人命。
不同学校的知青之间也发生了尖锐冲突。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来自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北京知青，由于校风不同，“一则彬彬学子，一则颇染痞气，遂以‘彬’、‘痞’两派分野”。彬派强调思想改造，经常批评指责痞派，于是痞派联络邻队同伙教训彬派，彬派又结伙报复，双方用铁锹、齿钯械斗。公社闻讯派干部进行批评劝阻。
初下乡时，知青的地域感很强，以地区性的小群体来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生存优势。各地区的知青对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质(如服饰、口音、气质做派)等，也缺乏相互包容的思想准备。对生活前途的迷惘，内心的苦闷也是知青内部械斗的重要原因，相互斗殴是他们可供宣泄喷懑的少数渠道之一。
在下乡一年后，工农子弟知青基本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发现自己已被社会抛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地一些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压迫和农民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促使知青各阶层、各城市地区和不同派别的樊篱开始消解。各阶层知青在知青点(集体户)中，形成了经济核算、生活互助、思想共享的群体，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知青集团最终形成。如果说，具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干部子弟(延安干部的子弟)与“四三派”(知识分子的子弟)相互的融合，主要动因是对“文革”运动的反思；那么，平民子弟(工农子弟红卫兵)与其他阶层子弟的融合，是通过上山下乡运动的残酷现实的教
育。
1968--1970年问，随着68届、69届中学生分批下乡，在知青中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大走串活动。“大走串”主要发生在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东北、云南、新疆等地区的农村和牧场。知青们走村串户，寻同学，找朋友。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会有人招待食宿。饭不专门弄，添双筷子跟着吃，晚上找个炕头挤在一起睡。
知青走串的地域惊人的广阔。北京知青王文江说，他在山西安邑见到了云南瑞丽来走串的知青，看到了从缅甸走私进来的薄型金表，听说了吸毒，还学会从云南传过来的歌曲《黑天堂》。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知青宋海泉说：“仅就我村而言，接待过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北京等地的同学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少则几日，多则一两个月的留住，是很平常的事情。”没有插队的北京青年也不甘寂寞，王靖曾和几个人结队从北京出发，骑车在河北、河南等地走串，并在山西知青点长期居住并参加劳动。
在广大的乡村，知青间走串除了调查各地农村的情况，探讨知青的前途，也包括借机“游山玩水”，开阔眼界。这是“文革”大串联以来，国内最活跃的大泛围的“串联”活动。城市沙龙成为各地乡村和边疆兵团之间的联络站。这种交流，使最新的文化信息流通到乡村的知青户。通过“大走串”，知青歌曲在1969年开始广泛流传。
大走串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串联，它的背景是广阔的中国偏远乡村和环边疆地区，基本属于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这种以农村为背景，以城市为集中地的大走串，促使知青群体初步形成一种可靠实用的信息流通网络。
最初一批下乡知青在1969年秋冬天已经返串回城，他们以新的社会角色，从新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并提出一些新的政治观点。到了1970年后，沙龙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农村知青，这种城乡间的串联，是城市沙龙文化得以深入发展，并扎根于现实社会土壤的关键因素。1968年的秋收后，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一些在乡村无力完成的文化任务，都转移到城市中来完成。在北京他们总结、交流一年来的思想成果。在陕西插队的徐浩渊，1968年在当地农村进行考察，回京后整理形成《陕西农村考察报告》，对贫困农村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地报告和分析，这篇文章在沙龙中流传。
北京老知青张木生于1965年下乡插队，他在1968年秋，根据在农村的实践和调查，写出了长达3万字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该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58年的经济冒进、城市剥削农村、包产到户的优越性、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质疑，并针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病，提出中国农村的问题出在所有制上。这篇文章在北京沙龙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张木生一下子收到了两百多封信。随着《中国农民问题学习》的流传，很快出现了一些手抄本和油印小册子。
当时北京4中老红卫兵也结合下乡经验，写了一份报告《时代——使命一一准备(讨论提纲)》，全文长达二三万字，由4中老红卫兵孔丹、李三友、秦晓鹰等人集体讨论，孔丹执笔成文。内容包括：对中国农民的分析，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对中苏两条道路的对比。报告最后一节，是写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出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在社会进步中具有突出作用，但总体上仍然肯定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王好立针对孔丹等人的报告写了一篇商榷文章《读书札记》，全文长3万字，复写了五六份，在圈子内传阅。在《札记》中，王好立将以往与孔丹等人的讨论，变成了系统的阐述，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讨论提纲》存在着的各种疏漏。
在1968--1969年，北京流传着许多油印读物，如《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油印刊物也有好几种，陕西插队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办了油印刊物《新思潮》。北京8中的计三猛等人办了《站在最前线》，内容既有政论，也有文学。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宋庆光等人办了油印刊物《奋斗》，印行l00册，分寄各地的知青点。吉林省突泉县的北京“四三派”知青也办了油印刊物《任重而道远》和《广阔天地》。
吉林突泉知青在1958--1970年问的活动，还带有相当浓厚的派性色彩。任公伟等人主办的油印刊物《任重而道远》第l一3集中收入了1968年间北京、内蒙古、福建等地“四三派”知青书信21封。l968年8月26日一封未署名的通信这样写道：“不要以为现在大家关系很好，表面上也不闹派，但斗争是潜在的。联动分子及老兵中的顽固者是我们思想上的劲敌。各种思潮的斗争会在生活斗争中逐渐显露出来。”
任智奇在1968年9月28日于突泉、学田、胜利致北京任公伟的信中说：“火车上，我和—个老红卫兵×××谈了好—会儿。她向我提了许多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目前的、长远的)。从我们的谈话中，我深感到我们这一代中的各派政治势力，几乎在并行地考虑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无非是终极目的不同罢了。正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由于农村环境影响、知青集团的形成，红卫兵派性间的冲突并未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展开，而是最终转化为“扎根派”同“不相信派”之间的政治冲突。
“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
任公伟等人在当时属于典型的扎根派，他们在《任重而道远》l969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指出知识分子在“文革”“斗争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和劣根性证明了，知识分子要革命到底，没有别的道路，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来个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们表示“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定了!”
任智奇等人有组织地结队下乡之后，迅速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物产资源进行了调查，并编写村史和当地文革运动史，进行文艺宣传活动，还对图书馆、油印机、联络等问题做了安排。
1969年12月，吉林突泉县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借着这次大会的机会，学田公社胜利青年点的知青们进行了历时两天的座谈，总结插队一年的经验。任公伟等人发表了题为“身在农村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的长达16500字的座谈会《纪要》。“纪要”分析中苏间即将开战，提出“准备打仗”的号召。《纪要》同时指出“在目前青年运动中确实存在一股反对与工人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逆流’，以及‘不问政治，不
参加阶级斗争的倾向”’；《纪要》认为知青点可分为：好、坏、中间状态三类。
“好的”知青点，因为“革命自觉性强”，“下乡之前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比较充分，有一个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坏的”知青点，只占少数；中间状态的知青点，知青思想“多数比较茫然”。
《纪要》针对知青中间存在的派性，提出不论地区学校和在“文革”中的“不同经历”，克服“宗派主义的狭隘情绪，同一切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的同志团结起来”。《纪要》说，“我们大声疾呼：所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奋斗的有志气的有抱负的革命的红卫兵们，联合起来!”
《纪要》的作者显然忽略了形势的变化，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乡村
生活的开始，派系间旧有冲突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各派系的分裂、整合已经不可避免。在1969年底到1970年初，知青问正在形成新的派系——“扎根派”与“不相信派”。
1970年以任公伟等人为代表的“扎根派”与张木生为代表的“不相信派”发生了尖锐冲突。在北京，任公伟与张木生等人在沙龙中就“文革”的各方面问题，面对面地展开激烈论战。
任公伟等人在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上，著文批判“张木生之流提出的新观点”，是中外修正主义的旧货色。文章说：张木生拼命辩解“你们不要给我们扣马尔萨斯、布哈林主义的帽子，这是做贼心虚，”张木生一伙是布哈林、托洛斯基、赫鲁晓夫、彭德怀、刘少奇的徒子徒孙，已成为“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和政治派别在青年中的代言人”。他们“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苦钻大部头，却对毛主席著作不感兴趣，大读封资修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国)、《向上爬》(英国)、《怎么办》(俄国)、《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之类，欣赏星期音乐会，唱黄色歌曲、黄色小调，甚至有人公然为大批判中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桑伟川鸣不平，深表钦佩”。
《任重而道远》和《广阔天地》合刊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文章指出：“那个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招牌，到处妖言惑众的张木生，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顽强地、巧妙地争夺着这一代青年”；“张木生、李木生，还有那个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的徐浩渊及写了篇狗屁洋文《历史哲学》的赵金星之流，已成为他们的俘虏”，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张木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
合刊还发表了“胜利青年点”的文章《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榜样——李雅庄参观记》，以李雅庄的大好形势，驳斥张木生之流所宣扬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无非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思想革命化必须要有物质基础，在目前这种基础上要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人，简直是妄想”错误言论。同时，合刊还开辟“专栏”发表“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
“扎根派”与“不相信派”之间的思想和政治冲突，在各地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两派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方法。知青集团内部的这种冲突，在“文革”后期逐步发展形成组织化与非组织化两极对立的格局。
知青亚社会的出现
在“上山下乡”的初、中期(1968--1974)，知青“上山下乡”大致分布在边疆、内地两大区域。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环绕在国家疆土四周；山西、陕西、江西、四川等地的插队知青群体地区则处于国家腹地，均处于国家最边远、偏僻和贫困的地区。
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在社会背景上有很大不同，兵团知青大多数是阶级成分比较单纯、“根红苗正”的学生，而插队知青多是不被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子女。两者在物质条件和政治、文化环境、社会形态各方面，也有着很大差别。兵团知青过集体生活，组织化程度很高，生活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具有相对确定的社会地位，很容易被主流社会吸收、融合。插队知识青年不同于兵团知青，其社会地位很成问题，长年衣食无着，既无法在农村扎根成为农民，又无法返回城市，他们像一群漂泊者，痛苦地在社会的边缘徘徊。这些差异使得两者形成截然不同的两大知青群体，最终分化成社会化与亚社会化两种状态。
在当时还形成了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类群体，他们由滞留或返城知青构成，形成在城乡间串联的、流动性的群体，有明显的非组织化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城市沙龙文学的中坚分子。
艰难的现实生活迫使插队知青形成一定的互助组织，并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价值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知青亚社会圈。在1970年前后，全国各地乡村出现了一些游离“文革”社会的知青“文化村落”。
知青亚社会具有一系列新文化的特征，在这个亚社会圈中，形成了成员间的平等，消解了等级观念。农业劳动打破了知青脑体分离的状态，卑下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怀疑知识分子天然高尚和知识道德化的观念。他们开始学会尊重劳动者的生命价值，重视个人道德实践，认识到道德品质并不为某一阶层所天然具有，而只能通过个人行为来独立实现。这种新思想打破了知识阶层对文化创造和道德实践的垄断。
内蒙古知青邢奇在诗歌体札记中写道：“知青好在正青春，无牵无挂只一身。苦不苦，冤不冤，想想当地土生土长人。人生一世草一秋，谁应比谁贵，谁应比谁尊?可笑书生受了点罪，连篇累牍写纷纷。”(《老妇》)这篇札记反映了当时全国各地知青普遍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实质上是一种平等、博爱的情感，它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和谦卑，而是人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不分等级的相爱。这是一种社会成员间公民式的相爱。它使人领悟到西方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不过是对人的等级观念的突破，发现了非等级化的人自身。
“文革”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人的价值以等级方式体现出来。任何成功者的价值实现，都是以另一些人的受压迫、受支配为代价的。它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评定完全相悖。卢梭指出：“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奴役别人的人是不会有真正自由的。”只有放弃文化特权思想，将“道德实践”和社会责任交给所有的公民，才能使自身得到了自由的希望。
“知识本位”是“官本位”的基础和保障，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权是封建特权的深层土壤。要取消封建政治特权，首先要取消知识阶层的文化特权，中断知识阶层与官僚政治的权力通道，从而使政治活动丧失传统学理的支持，开辟现代政治的广阔道路。
就在“文革”社会试图在文化意义上消灭知识阶层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却在民间、在知青亚社会中自行消解。通过对自身的文化意义、价值体系的重构，一种新人在远离主流社会的贫困山乡出现。知青“村落”不再是原来意义的等级阶层，它趋向一个能够包容、亲和其他阶级的公民社会，这一事实意味深长。它是长夜中出现的一线曙光，带来了民主社会的信息。
知青亚社会圈的出现，为知青文艺提供了深厚的社会背景。一种新话语不可能凭空存在，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可以说，没有知青亚社会圈，就不可能有知青文学的发展。
《中国知青文学史》 杨健 著 |
